桂系演义-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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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说汪精卫自从与蒋介石合谋挤走了孙科后，便当上了行政院长。国府主席林森为人淡泊，他平日除了鉴赏古董外，并不介入党争，因此国家权力均由蒋介石和汪精卫把持。汪精卫坐上行政院长这把交椅后，正颇为得意，忽听秘书陈春圃报告，张发奎求见。汪精卫眼珠转了转，忙问道：
　　“他来干什么？”
　　“请求中央给第四军颁发北上命令和饷项。”陈春圃答。
　　汪精卫怔了一怔，他虽身为行政院长，但这军队调动之事他无权过问，也没有钱给张发奎发饷，他更怕此时与张发奎拉得太紧，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这行政院长的交椅坐不下去，因此便不管与张发奎多年的交易和张军目下的窘境，对陈春圃道：
　　“你告诉他，就说我病了，不能见客！”
　　陈春圃来到客厅，对张发奎道：“汪先生病了，不能见客。”
　　张发奎此时正急得火烫眉毛，他也不管汪精卫病与不病，径往室内冲去，一边走一边大叫：
　　“这事非找汪先生解决不可！”
　　汪精卫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得张发奎冲进内室，急得即从床上逃入卫生间躲避。张发奎奔进室内，汪夫人陈璧君阻挡不及，只得以好言哄骗张发奎：
　　“汪先生的糖尿病又犯了，已经几天不见客不出席会议了，向华，有事改日再说吧。”
　　张发奎虽然粗莽，但却粗中有细，他到南京时曾先见过陈公博，陈说上午与汪先生开会商议迁都洛阳之事，并无说汪生病，又见汪的呢帽大衣均挂在衣架上，证明汪必在家中，便说道：
　　“汪先生既是病了，我就来探探病吧。四军的行动，乃是奉汪先生之命而北上的，到了这进退维谷之地，必得汪先生出来说话才行。”
　　“汪先生到中央医院住院去了。”陈璧君说道。她知道，如不把这猛张飞哄走，准会闹出事来。
　　此时，汪精卫躲在卫生间里，心情甚为紧张，他生怕张发奎闯进来把他拖出去，问他要钱、要官、要开拔命令。又因他躲得太急，没有穿多少衣服，卫生间又无暖气，一时又惊又冷，两排牙齿兀自发起抖来。张发奎听得卫生间里有人牙齿打架，便知是汪精卫有意回避他，一时气得目眦皆裂，高声叫骂起来：
　　“丢那妈，只恨我老张瞎了眼，跟错了人，姓汪的，你听着，我们后会有期！”
　　张发奎说罢扭头便走。汪、张多年的政治关系，至此彻底破裂。抗战时期，张发奎在柳州当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仍能与李、白再度合作，而抗战胜利后，张发奎负责接收广州时，对陈璧君一家则进行严酷搜捕，丝毫不客气，除了对汉奸汪精卫夫妇的投敌叛国出于清算外，也含有报当年被骗之仇的意思，这是后话。
　　却说蒋介石得知汪、张关系破裂，不禁心中暗喜，为了收买张发奎和第四军为己所用，他即命宋子文给张发奎送了十万块钱，请张暂时出洋考察。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电令吴奇伟率第四军由衡阳、经醴陵进入江西剿共，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拨发该军的开拔费，蒋介石再一次把第四军抓到了他的手上。第四军将士和广西民众的抗日热望，遂成泡影！
　　第六十一回　机不可失　陈济棠仓猝反蒋　左右为难　黄绍竑奉命“再嫁”
　　却说张发奎和第四军离桂后，李、白仍与陈济棠合作，借重胡汉民的声望，以两广联盟反蒋。自非常会议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个党政机构，两广仍呈半割据的独立状态。此时，蒋介石正有事于江西，在对红军一、二次围剿失败后，又接着调集了数十万，乃至百万大军，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蒋介石既忙于“剿共”，对两广一时无力过问，只好听之任之。李、白在多次反蒋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也不敢再轻举问鼎中原。他们决定在这暂时的和平共处局面之下，抓紧休养生息，养精蓄锐，恢复元气。鉴于几年来的粤桂战争、滇桂战争、湘桂战争，桂系与广东、云南、湖南都交过战，为了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李、白提出了“亲仁邻善”的口号，除与广东联盟外，还派代表到湖南、云南、贵州与何键、王家烈、龙云等联系，希望勿再兵戎相见，彼此保持友好安宁。云、贵、湘、粤这几个邻省，都不同程度地害怕桂系，今见粤桂结盟，云、贵、湘更怕受其侵害，因此都愿与广西和好。省境安宁后，李、白便以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的精神，励精图治，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因李宗仁为了巩固粤桂联盟，此时不得不长住广州，建设广西的任务，便落到了小诸葛白崇禧的肩上。李之对白，一向是专任不疑，由白崇禧放手搞去。白崇禧虽然足智多谋，但在他的思想武库里，治世之道除了管仲、孔明的谋略外，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可供使用，他的理想，仍不离王霸之业。李宗仁把广西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他便以管仲“作内政、寄军令”的一套政策，搬到他治下的广西来，提出了“三自，”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三自“政策是：自卫、自治、自给：”三寓“政策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白崇禧也知道，当今的中国，虽然也象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群雄割据，混战不已，但治世之道，也不能赤裸裸地摆出管仲那一套来，因此，他不得不给他的”三自“政策贴上一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标签，以便号召。有一天，他到广西大学去演讲，向教职员工阐述他的”三自“政策，他说：
　　“三自政策就是自治、自卫、自给，是根据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制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因此，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实行……”
　　恰好此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在座，马君武是个老同盟会员，三十年前，白崇禧还在老家会仙高等小学，跟李任仁先生念“人之初”的时候，马君武便在日本东京与黄兴、陈天华等人起草了同盟会章程，并在《民报》上撰文倡导民主共和。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民国十年，孙中山开府广州，任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个月后，孙中山派马君武回广西任省长，那时，白崇禧和黄绍竑还在百色当营长。马君武自从在贵县罗泊湾遭俞作柏部袭击后，到广州不久即去上海，直到民国十六年黄绍竑当了广西省长才请马君武回桂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马君武一心办学，短短几年间，便把广西大学办得颇有名望。但是，马君武对白崇禧的“三自”“三寓”政策甚为不满，因为“寓将于学”一项，必须在学生中实行军事训练。马君武抨击此项最力，指责白崇禧军人不懂教育，蹂躏学界。只顾军事，不顾其他，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白崇禧听了虽然气愤，但因马君武资格太老，名望太高，一时也不敢动他。这次，马君武见白崇禧滔滔不绝地讲着“三自”政策，还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扯上了，心中一时火起，遂插话道：
　　“白副总司令，‘三自’政策好是好，我看如果再加一‘自’，那就更好了。”
　　白崇禧一愣，心想这马老夫子一向和他唱对台戏，何以今天倒贡献起建议来了？只得把话打住，问道：
　　“不知马先生有何高见？”
　　“这一‘自’，就是‘自杀’！”马君武站起来，用手杖使劲戮着地板，大声说道：“自治、自卫、自给——自杀！”
　　白崇禧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是个铁腕人物，岂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因此马君武只得辞职走开。白崇禧即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西大校长。白崇禧在贯彻他的“三自”“三寓”政策中，虽然专横跋扈，雷厉风行，但却颇能以身作则。他提倡廉洁苦干的精神，自己平日身穿一套粗布灰军装，腰上扎条皮带，戴只灰布军帽，脚穿青布鞋，象士兵一样打着人字裹脚。只因他戴着一副无边近视眼镜，才象一个参谋军官，不然便是一个十足的桂军士兵了。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无倦意。不但衣着朴实，吃的饭食也甚为简单，不招待来宾贵客，不设宴会。白崇禧精明能干，艰苦奋斗，手段强硬，在他督率之下，广西从上而下，刻苦奋斗，蔚然成风，赌博、贪污之事极少，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经过几年的生聚，无论财力、军力、民力皆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增长。在全国一派混乱破败的形势下，广西俨然已成模范之省焉！
　　有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者赞曰：“假如中国有两省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德国驻粤总领事官阿登伯博士到桂视察商务，亦赞曰：“由梧到岂沿途所见，觉广西秩序甚佳，各项建设已有显著之进步。”
　　日本记者和田济叹曰：“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慓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他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评论曰：“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好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好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连官兵共有二万人，可算是能裁兵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
　　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经过广西的情形，亦有记述：“由我这几天旅行，我得到了一个感觉，从公路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推断广西、广东、湖南的政治的成就。在广西、湖南的公路，都平坦良好，可是一过宜章，踏上广东地，那就不同了，简直是初筑的路胚，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车时，常把我们抛起与车顶相撞，讨厌极了。广东亦不比广西、湖南穷，正相反，广东是南方最富的省，器具、材料并不比别省缺乏，这种破烂的公路，实显现了过去政治的腐败。”
　　时任上海《新闻报》记者，后任《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记者，在抗战中成为名记者的陆治先生，在三十余年之后，撰文回忆他当年到广西采访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初次到广西给我的印象是办民团，实行军训，走向全省皆兵，这对当时许多人主张抗日救亡也起鼓舞作用。尤其重要的，八年抗战中，广西出兵员之多，仅次于四川，而桂林与柳州两地也曾在战时发挥过基地的作用。”
　　白崇禧不愧是统兵的强将，治世的强人。三国时代，给诸葛亮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然而民国年间，对小诸葛却颇为吝啬，只给他几年时间。正当白崇禧醉心于实施他的“三自”，“三寓”政策的时候，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也正醉心于他的“事业”之中。
　　“大哥此次进京，有何观感？”
　　陈济棠在广州梅花村三十二号他的公馆里，手托水烟壶，向刚从南京回来的胞兄陈维周关切地问道。
　　“好！好！好！”陈维周点着头，连说了三个好字。他身着绸长衫，摇一把大折扇，留两撇八字须，把乡村学究、师爷、道公和风水先生的特点集之于一身，看起来很有点不伦不类的模样。
　　“如何好法？”陈济棠问道。
　　“据我此次进京观察蒋介石的相格运气，和到奉化看蒋家的祖坟风水，蒋介石气运将终，明年便要垮台，且将一蹶不振，而伯南你的相格高贵，大运已到，风水又好，必有很大作为，不应坐失时机。”
　　“好！好！好！”陈济棠掂着手中的银制水烟壶，也连说了三个“好”字，仿佛他手上已经托着蒋介石的江山了。
　　原来，陈济棠在古应芬的撮合下，联合桂系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开府广州，割据岭南后，他乘时趋势，完全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大权，成了名符其实的“南粤王”。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古应芬因拔牙死去，之后撑着西南反蒋局面的党国元老胡汉民也因脑溢血去世，陈济棠政治上顿失依靠。军事上，蒋介石集中了一百万大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摧毁了江西红军的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远走陕北。陈济棠与蒋介石在军事上的缓冲区顿告消失，陈、蒋两军短兵相接，冲突在即。而蒋介石在解决江西苏区后，正在酝酿解决广东问题。
　　蒋介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派司法院长王宠惠来粤吊丧，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改组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各军、师长由蒋介石的军委会重新任命，以中央银行的法币替代广东省银行的毫洋等要求。陈济棠感到，蒋介石的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了。他惊惶不安，寝食不宁，正徘徊踯躅的时候，他的胞兄陈维周忙献计道：
　　“伯南弟不要愁，翁先生已为我们觅到了祖坟福地。”
　　“在哪？”陈济棠忙惊喜地问道。
　　“在花县芙蓉嶂。”陈维周慢摇折扇，神秘地说道。
　　“好，去看看。”陈济棠几天来的烦恼，顿时被陈维周一句话驱得烟消云散。
　　第二天，陈济棠兄弟俩便在闻名岭南的风水先生翁半玄的陪同下，到花县芙蓉嶂察看祖坟福地去了。这翁半玄又名翁半仙，他初见陈济棠时，便夸赞陈有“九五之尊”的相格，“行动甚似狮毽形”。陈济棠大喜，即托翁到原籍防城县八宝顶去看祖坟风水。翁半仙到了防城县八宝顶察看了陈家祖坟风水之后，惋惜地叹道：“宝顶风水虽好，然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发中国第一人，必须另寻福地。”陈济棠信翁之说，乃命其挟巨资遍历广东名山大川，寻求“福地”。现在，正当陈济棠为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翁半仙竟寻着了“福地”，陈济棠怎不为之一振呢？二陈兄弟和翁半仙一行很快便到了花县芙蓉嶂，那芙蓉嶂地势如龙蜿蜒，果不寻常，翁半仙指点风水，振振有词道：
　　“头顶芙蓉嶂，脚踏土地坛，右边覆船岗，左边莺蜂窦，狮象守大门，鲤鱼把水口，谁人葬得正，家有帝王侯。”
　　陈济棠站在芙蓉嶂上，只见眼前之地势如龙飞凤舞一般，一个个山岗乱石俨如文武百官，手捧朝笏向他跪拜，陈济棠欣喜若狂，当即对翁半仙道：
　　“我出三万块钱买这贯地！”
　　“值得！值得！”陈维周也忙说道。
　　翁半仙忽然“扑通”一声朝陈济棠跪下，浑身不住地打抖，陈济棠感到好生奇怪，忙问道：
　　“翁先生，你怎么啦？”
　　“我……我……好象看到总司令已经黄袍加身，坐到金銮殿上了！”
　　“哈哈，翁先生请起，请起。”陈济棠象皇帝接见臣下一般，令翁半仙起来。只差没有平身赐坐这一道礼仪了。
　　二陈兄弟回到广州，陈济棠命陈维周和翁半仙带人到芙蓉嶂兴工破土，拨巨款以营阴宅，以便把其母骸骨移葬于此。
　　不久，工程告竣，陈济棠亲往视察，甚为满意，他问翁半仙：
　　“翁先生，听说得了真穴，还要葬得正。才能及身而发，这事翁先生不知有何高见？”
　　“这事很有讲究。”翁半仙摇头晃脑地说道：“到安葬之日，需先用糯米饭和草鞋垫底，然后安葬骨骸，自然及身而发。”
　　“好！好！好！”陈济棠连说了三个好字，便命陈维周和翁半仙到防城县八宝顶去起祖。
　　当陈济棠将其母骸骨移葬芙蓉嶂“真穴”后，心里好不喜欢。为了探察蒋介石的虚实，他又命陈维周以述职为名，带着翁半仙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以便观看蒋介石的相格，临行时，他又密嘱陈维周，一定要到奉化去看看蒋介石的祖坟风水，与芙蓉嶂的陈家祖坟风水作一番比较，孰高孰低。陈维周奉命后，将翁半仙化装为陈的秘书长，由广州乘轮经上海去南京，一路甚为顺利，既看了蒋介石的相格，又探了奉化蒋母墓的风水，据翁半仙断定，从相格和祖坟风水上，陈济棠必取代蒋介石无疑。经陈维周如此这般一说，陈济棠更是欢天喜地。正在这时，蒋介石又电陈济棠，要陈到京商谈要事。不久，忽见港粤报纸登出，南京已发表李、白为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有要广西出兵同中央一起解决粤陈之迹象。陈济棠的神经忽又紧张起来，他忙请李宗仁来询问有无其事，李宗仁摇头说：
　　“绝无此事，此乃老蒋使的离间计，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李宗仁去后，陈济棠更加惴惴不安，深觉两广的局面，随着古应芬、胡汉民的去世，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蒋介石部署妥当，对两广各个击破，不如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这样至少可以转移视线，保住他的“南粤王”地位。可是，现在国难当头，国人反对内战之呼声，远胜任何时候，此时若冒然打出反蒋的旗帜，必难得到内外的支持和谅解，怎么办？陈济棠急得只把那手中的水烟壶吸得咕咕直响，愁眉苦脸，无计可施。陈维周进屋，见乃弟如此状，便问何故如此？陈济棠不得不将胸中之苦闷吐出，维周笑道：
　　“这有何难，既然国人呼吁抗日，我们不妨向中央作兵谏，要蒋介石拍起抗日大纛，领导全国军民抗日，这样，谁还敢反对你的所作所为呢？”
　　“好好好！”陈济棠舒了一口大气。只要提出抗日的口号，蒋介石便不敢向广东用兵了，即使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向广东用兵，那么打内战，反对抗日，卖国贼、汉奸之类的大帽子，便可一股脑儿地压到老蒋的头上，他陈济棠既得名，又得利，还可保住广东地盘。蒋介石经此一折，恐怕真要一蹶不振了，到时取蒋而代岂不正是天意？陈济棠正想得高兴，忽又觉得此事重大，未见瑞微吉兆，不可轻举妄动，他忙对陈维周道：
　　“请翁先生为我扶乩。”
　　“对！”陈维周点头道。
　　不一会儿，陈维周便偕翁半仙来，翁半仙携两名徒弟，徒弟一人手捧沙盘，一人手捧木架。翁半仙将那沙盘置于几案上，将木制的丁字架置于沙盘上，命两徒各扶一端，他焚香烧纸，口中念念有词，请神降临，指示凶吉，翁半仙念过之后，跪下拜神。须臾间，那丁字架下垂的小木棍，竟神奇地慢慢摇动起来。陈维周和陈济棠都知道，这是神应降临了，他们两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那平整的沙盘，只见上边出现四个大字：
　　“机不可失”。
　　陈济棠心头猛跳，赶忙跪下磕拜。由于有了这四个字，陈济棠反蒋的决心顿时坚如磐石。第二天，他再请李宗仁前来议事，一见面便说道：
　　“德邻兄，我们应该立即通电全国，出兵逼蒋抗日！”
　　“啊？”李宗仁惊愕地说道，“抗日是好事，若贸然出兵逼蒋，酿成内战，岂不适得其反？”
　　“德邻兄，目下全国抗战呼声甚高，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切不可畏首畏尾！”
　　陈济棠胆气十足，今日也一反那平日只穿鸽蓝色长衫、手托水烟壶之态，而是身着戎装，足登军靴，大有军人抗日，血战沙场之气概。
　　“这事要从长计议。”李宗仁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实在不明白，陈济棠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
　　“我们无意于内战。”陈济棠神秘地说道，“这叫乘时应势，顺乎国情民舆，只要我们两广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老蒋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
　　“啊！”李宗仁微微点了点头，总算明白了陈济棠的意思，但他觉得，此举过分冒险，一是不慎会酿成内战，受国人谴责，二是可能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乘机解决两广。经过多次反蒋失败后，李宗仁已经变得更稳重了，他除了命白崇禧经营广西，整军经武，从事建设外，还在桂系内部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秘密政治组织，以便进一步严密控制内部，使不再出现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黄权、蒙志等被蒋介石收买叛变的事件。他要积蓄力量，巩固很据地，牢牢控制内部，以待时机，迫不得已他是不捋虎须的。他想了想，对陈济棠道：“还是请健生来磋商一下吧。”
　　“好，你马上打电报，要白健生坐飞机来，时机紧迫，切不可坐失良机！”陈济棠急不可耐地说道。
　　白崇禧奉命飞穗后，陈、李、白三巨头立即举行会谈。李、白皆劝陈持慎重之态度，不要轻于发动，因为同室操戈，罔顾外患，自难获国人之同情，不如待机而动。陈济棠见李、白反复劝他“待机而动”，心里不禁暗笑：你们怎知“机不可失”呢？谈得不耐烦了，他干脆将手中的水烟壶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两脚一收，蹲到椅子上，颇有“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局”之态，干脆问道：
　　“你们广西到底干不干？”
　　李、白互相对视了一下，没有回答。陈济某又道：
　　“你们广西不干，我们广东就单独干！”
　　会谈至此，已无转圜余地，李、白考虑，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因此只好勉为其难，但白崇禧提出既然要打出抗日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