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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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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
作者：杨瑞
内容简介：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激的。
——鲁迅
正文
1 北大荒的纪念
1981年我离华赴美之际，直想把我们这代人昔日做过的梦通通抛却脑后。这些我们从父辈那儿禀来的梦，当年曾使我心血翻涌，热泪长流，而今却已化作一堆恶魇。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发誓要翻开生活的新篇章，让旧日的恐惧、愤怒和锥心的悔恨随风飘去，化解人我之间的防范与隔阂，在麻省这座美利坚的文化大熔炉中再造一个新我。但不久我就发现：这愿望不过是另一场美梦。
往事殊难忘怀；就像我在凌晨3点会不由自主地醒来，那是我70年代初在东北养成的习惯。梦回时，我浑不知身系何乡。空气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惨淡的夜色渗人帘拢，涌上心头的是阵阵忧虑。
我离开中国时被迫无奈改换了J－1签证，因此我毕业之后必须回国工作两年。这规定使我根本无法和世界各国来的留学生平等竞争，在美国谋个好职业。
我还听说不久前中央情报局曾派人来麻州大学调查我，当时我们系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诗人，他不但拒绝回答特工人员的问题，而且指着对方鼻子让他们从大学滚出去。听了这话，我不胜懊恼，又不便对人言说我其实私心希望这位教授能为我美言几句，好让我从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睐。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后的岁月里，任我多么努力，也永远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只能做一个孤独的边缘人。
一向心高气做的我有时简直对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怀疑我的头脑是否天生不如别人。
连绵不断的忧思明白无误告诉我此时此刻身在异国他乡。再造一个新我谈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过往的回忆，尽管时时使我愧悔，倒又显得实在。
于是我任思绪回返故国，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养猪场。对一个在伯尔尼、日内瓦和北京娇生惯养长大的17岁的女孩来说，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头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样干足10小时的活儿，把猪群赶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来再喂它们饲料，清扫猪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饭休息了，等最后一个人一走，我就只能孤零零与几百头猪为伍。我的任务是保护它们在夜间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们打起来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点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们在圈外“方便”，免得这帮家伙把自己的“卧室”弄脏。
在这样的夜晚，我手中的马灯织出一个昏黄的光环，闪烁晃动在北大荒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泽。天风呼啸，月色惨白，有如一个鬼魂在漫游。猪号周围的草到夏天长得有一人高，觊觎猎崽的饿狼常常躲在草丛里伺机进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会象狼一样地厉声嚎叫，引得村里其它狗和它们遥相呼应；又或者呼应的根本就是驰过荒原的狼群，我着实分不清究竟是狗群还是狼群在这磐石般的黑夜里引颈长嗥。
冬日来临，长夜漫漫了无尽头。下午4点我就得点起马灯，直到次日9点。户外的平原积雪茫茫，总有二尺多深。第一场大烟泡刮过之后，猪场茅屋的南边就会形成一面坚硬的雪坡，坡顶几齐屋檐高，整个冬天都不会完全融化。午夜后的气温往往降到零下40度，只要一出屋门，朔风扑面，妈妈给的那件厚实的羊皮大衣立刻变得像一张薄纸。
有时暴风雪笼罩着整个地区，我就会想起老乡们讲的故事：有些人在风雪里转了向，恐惧使得他没命地狂奔，跑着跑着终因体力耗尽倒在雪地上，长眠不起，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封存，颜色如生。来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顾，人们还能在荒原上再度见到这些失踪者的遗容。
还有更倒霉的。有时遇难者距家门仅数步之遥，但因漫天狂风暴雪打得人睁不开双眼，辨不清东西，这些人明明觉得在往前走，其实却在一个地方打转，当地人称之为“鬼打墙”。此时，若无他人及时援手，迷途者难免死路一条。
我独自打夜班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尽是这些怪异的传说，耳边猪群的鼾声气势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马灯，在猪圈间巡行。贴身的衣兜里还藏了把锋利的剪刀，这是用来防身的最后一着。
当时我虽只有门岁，也还没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袭击，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我曾经想过放鞭炮，这倒是个高招，但如何保证既不让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点着它，我实在想不出个好办法。
猪号茅屋的墙上不知谁留下一面锣。我冲着这面锣开心了一阵，琢磨它能派上什么用场。村子里离猪号最近的房子起码也有一里多，由于天气寒冷，这儿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觉也关着门窗。严冬时节更是把木屑填在两层玻璃窗中间保暖，也就是说冬天的屋子几乎处于全封闭状态。要是夜里猪号真出什么事，敲锣打鼓放鞭炮都无济于事。所以我最好面对现实，别抱什么幻想。
其实我若一开始不主动请缨，谁也不会让我来猪号打夜班，我也就用不着伤这份脑筋了。在我来猪场以前，这儿从没人想到女人还能在猪号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男劳力不够了，我便向猪号的陈头儿自告奋勇说我也可以参加打夜班。这话开始他听了也没当真，后来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闹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认识我一样。
说起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愿不留北京而来到了北疆。当时我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觉得城乡差别对千千万万的人太不公平，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生来就享受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进重点学校，用一流图书馆，逛各类书店，参观博物馆，以及假日去公园游园和观看各种歌舞戏剧演出，而另一批年轻人只能在穷乡僻壤自生自灭，永远得不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新中国理应人人平等。我们若真立志改造社会，便须先从自己做起，放弃我们已有的特权，把进城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贫下中农的子女。至于我们自己，则应到农村去艰苦磨炼，一如革命战争曾经磨炼了我们的父母。最终我们定能消灭中国的城乡差别。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乌苏里江边一个叫做凉水泉的小屯。
来凉水泉不到3个月，我又自告奋勇了一回，要求去最脏的猪号工作。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战，因为从小我就习惯住整洁的房子，用干净的盥洗设备。我所做的恶梦中最让我恐惧的莫过于被劾稠腥臭的粪便所围困。一脚踩下去，热烘烘的大粪渗透鞋帮，蒸腾的臭气令我几欲晕去。惊醒时，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在我看来，这种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严刑拷打还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属于剥削阶级无疑。中国的农民历来以大粪为肥料，喜欢它还来不及。所以我认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猪号工作是最好的办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告奋勇。此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规律：不论在哪个单位，当你第一次站出来自告奋勇时，领导会惊讶地表扬你，但随即，自愿便成了义务。他们觉得这是你分内之事。更糟的是领导会利用你的榜样，对别人施加压力，让人人都成为“自愿者”。几个月后，猪号里所有女职工都“自愿”参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们中好些人是出于无奈。我开始后悔，觉得我这么做实在有点对不起大伙儿。
事实上我真正悔不当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时候。老眯子是当地老乡给猪号的一名哈尔滨女知青取的外号，意思是说她的脑子颇有些迷糊。像多数北方姑娘一样，老眯子长得高大丰满，18岁已发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猪号打夜班，事后谁也不知道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对村里的人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
出事时正赶上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等我从北京回村时，老眯子已经调走，调到一个极远的农场去了。当时领导常采取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为她好。不过因此我一直都没机会听她本人讲起这件事的本末。
我听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猪号的其他女知青告诉我，老眯子那几天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反复叨叨：“这我可怎么办呀？我没脸见人了。我把我爸我妈的面子都丢光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里的老乡们则说这事不可能是强奸，老眯子准是当时半推半就而事后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陈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猪号的头儿，平日里手把手教她干活哩。晚上大伙儿也常见她去老陈家吃个饭，用缝纫机补个衣服什么的。
这固然不假，不过猪号的女知青谁没跟老陈一起干过活，向他学过手艺？晚上我们也都去他家串过门儿，吃过饭，这在当时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领导大力提倡的。老陈出身贫农，又当过志愿军，堪称我们“结合”的首选人物。
后来，村里又传开另一种说法，说老眯子忒傻。头一件，她不该跟老陈发生关系，老陈有妻有子，岁数恐怕比她爹还大；再说了，就是有了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看看结果好了，领导把她调哪儿也无济于事，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早晚会传到她的新单位。将来谁还要娶她？她将来名声扫地，没脸见人，也怪不了谁，只能怪她自己不聪明。
事发之后，老陈也曾让村里的第一把手赵指导员盘问了一番，后来他就被调到基建队盖房子去了。有人见此便评说赵指导员袒护老陈，因他俩都是扬州人，是老乡。又有人不以为然，说你还能把老陈怎么着？在中国，一个臭农民你能怎么惩罚他？开除党籍？可他又不是党员；降级撤职？他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吊销城市户籍？也不可能；干脆开除国籍，哪个国家又会要他呢？正应了一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于是老眯子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后人们把她的闲话说腻了，她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也不给任何人写信，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匿迹销声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年之内，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红扑扑的脸蛋，粗手大脚，一个初长成人的妙龄姑娘。她飞红了脸在笑，开开心心的，我确实从来没见她哭过。
除了这场风波，另一件事也让我对打夜班颇为懊丧。此事起因极小：猪号没有闹钟。这对别人似无大碍，但对我来说，半夜3点让我醒来真比登天还难。
有时一睁眼发现已是红日当窗，这种睡过了头的惶恐我至今记忆犹新。结果所有猪圈都一塌糊涂，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顶下忍受着蚊子的袭击和臭气的熏蒸，数小时才能把猪圈都清干净。唉，这红着脸向同伴连连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说什么，他们的眼神却让我无地自容。这种场合，解释是于事无补的。
可是闹钟哪里是说买就能买得起的？当时，我一个月32元的工资得应付所有的日用开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来买衣服、鞋子、劳动手套、邮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纸卫生纸、蜡烛电池，再加几听令人绝难抗拒的水果罐头。这还不算，两年内我还得攒下至少30元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我掐指算算，10块钱一只的闹钟还是买不起。看来我得像别人一样不用闹钟自己醒。
日复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把自己训练得能在半夜3点准时醒来，就像有谁在我脑袋里装了一只看不见的魔钟。开始我对这一成就兴奋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尝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这只魔钟准在半夜3点把我闹醒。3年后我离开猪场下大田干活，可我不知怎样才能将此消息通知这永不停摆的魔钟。
又过了两年，我离开北大荒回父母身边读书，仍旧甩不掉这个该死的习惯；80年代，我发现即使远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边，这习惯仍像一个幽灵跟定了我。无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给我的这件推辞不掉的纪念。
多少次半夜醒来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乡”，恼得我掉眼泪。1973年我开始自学英文，这之前有整整7年时间我没摸过课本，当时我已经22岁了，重整学业对我殊非易事。我实在不愿夜里失眠，缺了觉我第二天准保头重脚轻，脑袋成了一桶浆糊。这种时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达成一笔交易：宁愿少活10年，只要有谁让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温旧事，尽管有着酸涩的无奈，却也觉得半夜3点醒来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梦回之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醒来前的梦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过的许多白日梦，我开始思考，我不会再遗忘。
在农场，白天干活干得晕头转向，几乎无暇回味梦境。晚上，我们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两张大通铺，各睡五人，中间隔条四五尺宽的走道。在这样的房间里要想点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梦醒时。
此刻周围没有警惕的眼睛和竖起的耳朵，我尽可以在夜色保护下们心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奶奶那样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是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还是骨子里极端反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为人民服务，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才有意义？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为了理想，我情愿作出哪些牺牲？又有什么是我几经反复才明白，即使为了父辈和我们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弃的？为使梦想成真，我们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铸成大错，上天是否会宽恕我们？纵能逃过报应，一个人又如何面对自己良心法庭的审判呢？
2 老猴子精
说到梦，谁能不想起那梦蝶的庄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风，游戏花丛，饮浆吸露，憩息于绿叶之下，其乐也融融。俄然醒来，依旧是庄生，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冥坐书斋，神游北海，玄想天地万物之本性，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我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亦不免时时陷入迷茫。记忆中的景象历历如新，却是连贯不起。昨日的我，何者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内瓦湖畔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离跟随其后。一袭粉红色的纱裙，白色皮鞋，漂亮的发夹，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游客啧啧赞叹，一个个将她摄人镜头。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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