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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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
　　9　坏女孩
　　大跃进和饥饿像两场洪水，浩浩荡荡，殃及全国几亿人。而这段时期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水下的潜流，充满了烦恼和焦虑，不可救药。
　　烦恼源于我的弟弟小炼。小炼活泼可爱，3岁的他闪着两只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黑发衬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脸蛋。他笑的时候，嘴角有对深深的酒窝。大人们都喜欢孩子脸上有酒窝，可惜我没有。小炼的俏模样使他从小自信过人，什么时候都大大方方的，人来人往的交际场合表现尤为出众。无论在公共汽车中，在路上，或是在百货店，在幼儿园……他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
　　父母的同事，也是我们的邻居，只要一来我家，准逗小炼唱歌，让他背唐诗，或跳一段舞，小炼求之不得，总是欣然从命。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表演确实出色。这种场合，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他是舞台上的小明星，唱主角，我则被冷落在一旁。为此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简直太不公平！我唱歌跳舞绝不比他差，诗词知道得也比他多，还能背诵好多篇古文。怎么没人请我表演呢？也许他们认为女孩子不会背诗，就知道玩洋娃娃，过家家，但父亲呢？他应该了解我呀。我才不是那样的女孩儿。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我诗词，母亲也教了我很多歌曲，为什么他俩不提议让我也来上一段？连他们似乎也忘了我的存在。当那些讨厌的客人一个劲儿为小炼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们忍不住含着笑为小炼得意。过去让他们得意的可一直是我！
　　当然，我在那个年纪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一向重男轻女；我更想不到这些客人，虽然他们嘴上大谈共产主义，骨子里却还守着老规矩。恭维人家的儿子，这样才是识相的客人。而恭维人家的女儿有时会适得其反，小心眼的主人会误认为这是客入有意挖苦。女儿大了总要嫁人，赞美她等于说主人在做无益的投资。世故的客人都避免这种尴尬。
　　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讲明，即使我不能全懂，多少会知道小炼的受宠与传统文化有关。但我满耳听到的却是新社会妇女解放啦，男女平等啦，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所以我认定别人赞扬小炼而冷落我，必是我有错，要不就是小炼的错。可不是？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我能有什么错？
　　从此，我们姐弟之间的持久战拉开了序幕，从顶嘴发展到了拳脚相加。在我看来，小炼既虚荣又狂妄，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放在眼里。我总想教训他，让他懂点规矩，可是父母偏偏并不想树立我的威信。
　　父亲有个理论：两个孩子打架，姐姐比弟弟大5岁，不消说，错一定在大孩子身上。她应该哄着小弟弟，照顾小弟弟，得理让三分。小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秘诀，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父母作后盾，小炼有事没事向我挑衅，扯头发，从背后撞我，翻我的东西，恶言恶语，这些都是他的看家本领。我奋起反抗，他又踢又打地还击。然而只要听到父母中任何一个的脚步声，他的眼泪说来就来，真是天生当演员的料。（197年北京头牌剧院“人艺”只面试了一回，就决定要他，可惜父亲极力反对。父亲哪儿知道小炼演戏的天赋！）就凭这，他使父母深信：他是一只可怜的羔羊，就快被我这头凶恶的老虎撕成碎片吞进肚里。（无巧不成书，我属虎，他属羊。）
　　只有我清楚他的花招，但我懒得向父母解释，说了也白说。反正他们有成见在先，惩罚就惩罚好了。我不会向他们求饶！我变得越来越固执，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要招他们讨厌！不再想做日内瓦湖畔的乖女孩儿，我甚至恨自己是女孩儿。从此我喜欢跟男孩们一起爬房。上树、弹球、打弹弓这类游戏。我玩得比大多数男孩都野，跑得比大多数男孩都快，可惜我仍然不是个男孩子。
　　记得有一回我和一帮男孩在大院里捉迷藏，轮到我捉人，找呀找，找了好久怎么一个人影也不见？最后我才醒悟过来：他们全躲在男厕所里。“好啊！这帮臭不要脸的！这么狡猾！欺负我不敢进男厕所？非教训你们一下不成！”我回家找出一把锁，把男厕所从外面锁了个严实。真痛快！出完这口恶气，我潇洒地回家吃饭。也不知后来他们怎么逃出那个臭烘烘的鬼地方。我不问，他们也不提，这毕竟是他们没面子。但我真正的敌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小炼。日复一日，我肚子里窝着一把无名火，小炼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饶不了他！
　　星期六又到了，小炼从幼儿园回来，一家人坐下吃饭。一见到小炼，二姨做的菜再香，到了我嘴里也味同嚼蜡。瞧他那德行！他又在臭显摆谱了，故意在饭桌上对别人有说有笑，眼睛也不朝我翻一下。我默默吃着碗里的东西，让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突然，我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小炼一定活不过5岁！”
　　这一来，语惊四座，片刻的死寂。随后一声霹雳，母亲跳起来，喝住我：“你说什么？你敢咒你弟弟？想让他死？你这么黑心！你这个恶毒的孩子！……”
　　她气得声音发抖，脸扭作一团。过去有种迷信，说不吉利的话会应验，原来母亲身为党员，口口声声信仰唯物主义，到头来也还免不了迷信。轮到父亲，他用拳头砸着桌于，碗碟乱颤。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离饭桌。拉到另一间房间，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在我的掌心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我吓坏了。虽然不疼，但疼不疼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第一次扬起手打我！过去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连一个小手指头也不曾碰过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巴掌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是我不幸的发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讨的。
　　从那以后，父母打我一发不可收拾。有时打我是因为我不听话做了坏事，有时只是他们臆断我心怀恶意，在动歪脑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冤枉我的。一天晚上，父母在外边开会，深夜始归，这段时间我躲在他们的房里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大概一阵风把门吹得锁上了，父母到家时，径直走向卧室，但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们一定是敲了半天门才把我叫醒，我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父亲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边打我手心边呵斥：“你现在怎么越变越不像话？竟敢把我和你妈关在门外？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下次你要再干这事，我非狠狠揍你不可。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当然知道这个家是他的，是妈妈的，是小炼的。这个家就是不是我的！想想自己还是太小，没法养活自己，只好依赖父母，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受他们的气，简直窝囊死了！
　　平心而论，我对父亲并不太怨恨。他每次打了我的手心，便会到我房间来和我讲理，为我提供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我讲得在理，证明我是被冤枉的，父亲会向我道歉并说他态度不好，太急躁了，下次一定注意。只有这一刻，我的眼泪才会扑簌簌地落下来。这些眼泪都是滚烫的，因为我忍了很久很久。我下定决心不在我的敌人面前掉一滴泪。
　　如果我不能使父亲相信我的蒙冤，他便开始教育我，让我知道做错了什么什么事。讲完之后，他多半会加一句自责的话，说他自己不够耐心，打人总是不对的，他只是气不过；其实他和母亲都很喜欢我云云。
　　每次我听他这么说，总有一阵感动。但我已不再相信他和母亲都喜欢我这句表白。母亲，我早就对她彻底失望了，我发现她绝少有自己的主张。虽然她的学历比父亲高，她只是一味崇拜父亲，把父亲的每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父亲若说我是个坏孩子，她便说我简直不可救药。父亲打我，她说应该，我是自讨苦吃。父亲对我抱有什么成见，她便对我抱有什么成见，休想指望她来帮我说服父亲。在我们家，什么都是父亲说了算，母亲惟有言听计从。
　　回首往事，我感到我那时亦如一头纸老虎，外强中于。表面上看，我锋芒毕露，人人都说我是个假小子，疯玩野跑，没心没肺。又有谁看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困惑和悲哀，无所适从。
　　夜深人静时，我会拥着被子掩面而泣，把自己想作是可怜的灰姑娘。早些年，我是个小公主，父亲母亲全都那么爱我；现在我是在后母的淫威下，灰头土脸，辛苦劳作，而我那丑陋的姐妹们却满身绫罗绸缎，在皇宫翩然起舞……我遭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九泉之下，爱莫能助，他们也在为我流泪……
　　我在脑海里一次次排练着这一个悲惨的故事，既苦涩又带点儿甘甜。八九岁的年龄就怀疑自己是件很糟心的事。谁知道大人们会不会不幸而言中，我真是那样一个坏心眼的女孩？为什么我会这般痛恨小炼，以致把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那些喜欢他的人与我不共戴天，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我的盟友？此外我还有其它烦心事：是不是我的确没有小炼聪明？所以在校成绩平平，三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一点儿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写的汉字丢三落四，这儿一竖竖少了，别字连篇。父亲笑我是“花盆脑袋”，盖因花盆的底部有个洞，盛不住东西。
　　我的书法更是一塌糊涂。想想也奇怪，两年来，不论我怎么刻苦练习，就是没得过一个四分，最好的分数是三加，幸好老先生手下留情，最差是三减，让我勉强及格。我于是得出结论：我就这点天赋，再练也白搭。
　　如果说我写不好汉字还可以自嘲一番，那么数学上的窘境使我只想躲起来大哭一场。那时我们在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同学们驾轻就熟，老师一出题，大家都举手，抢着在黑板上写出答案。而我却丈二和尚，一脸茫然。
　　一堂课接一堂课，情形始终不见好转。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在课堂上的感觉：又恐慌，又羞愧。缩在同学背后，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哪怕闪过一下老师会叫我回答问题的念头，我都会紧张得心狂跳，脸通红，50分钟的课在我看来简直像100年那么长。
　　二姨是唯一向着我的人，她从不说我坏，也不说我笨，可我那时确实有点失去理智了，不但不思感激，还专跟二姨过不去。其实我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想方设法让二姨相信我就是大家想的那样一个坏女孩。我一天到晚对二姨粗声粗气；把刚穿上的干净衣服弄得一塌糊涂；她给我洗头时，也不肯好好坐；到点了不肯上床睡觉。诸如此类还嫌不够，我开始偷她的钱。
　　偷东西，我知道真正的坏孩子才干这种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偏要这么做。第一次，我从二姨的大衣口袋里拿了1块钱，下一轮，我拿了3块。我并不是想买什么东西，我拿了钱，一点儿用都没有，随便就把它花了。记得我买过荔枝，那是南方来的鲜果，很贵，但我根本不爱吃荔枝，把它们都给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学分吃了。我买的其它东西更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一心等雷霆爆发，电火从天而降，等二姨也加入讨伐我的行列。那时我心里充满恐惧，我知道只要二姨也开这个口，我便彻底没救了。但日子一天天过，风平浪静，二姨一如既往疼爱我、信任我。
　　渐渐我悟出来了，尽管那时我还说不出所以然：二姨对我的爱与父母对我的爱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个失败者，或为社会所不齿，诸如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我父母早晚会面对现实，承认我的确不成器。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因为他们也是爱我的，但他们对我的评价建立在我是否真正优秀的基础上。
　　二姨对我的爱全然不同。哪怕我命途多舛，哪怕我被法庭判罪，哪怕我遭全世界唾弃，她对我的爱不会稍有动摇。甚至，她会比从前更怜惜我，以补偿我在别人那儿受到的冤屈。她只听信我的一面之词，从不起二心。世上没什么能让她相信我不是最杰出的。她对我的爱是盲目的，简直不可理喻。人们会说这种溺爱足以宠坏一个孩子，但实际上，正是她的这种爱拯救了我。她对我有这么高的期许，我如何忍心让她失望！
　　当我明白了这点，就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行将灭顶的人突然踩到了一片坚实的陆地，恶梦逐渐消退，宁静重新回归。我不再因别人的幸运而心怀妒忌。他人纵有金山银山，我自有我的一方永不沉没的小岛，在她绿色的港湾里，静静停泊着我的心灵之舟。在她的甘泉滋润下，我可以放松休想，恢复信心，获取力量。以前我也许失去过一个家，如今我又找回了自己的家园，这么安全，这么美好。我知足了。
　　后来我向二姨坦白了偷钱的事。父母若是闻知此事，那还了得？他们非大发雷霆不可，二姨却平心静气地听完，对我说了朴朴素素的一段话：“你需要钱，拿我的去用。不过你得记住：将来要是你不得已跟别人借钱，千万不能忘了，而且你得尽早还给人家。过去我们家很穷，我对这种事特别当心。一个人受穷是她命不好，那也没什么。可一个人要是没有志气，不要强，那她就没出息，一辈子完了。”
　　二姨说这番话时轻声细语，毫无造作，却在我心中镂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成了我此后安身立命的指针。其实，真正教我如何为人处事的还是二姨自己前半生的故事，这故事我从小耳熟能详，它在不觉中教我什么是自强，什么叫志气。除了自尊自爱，这故事还向我灌输了不少别的东西，比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作为女子，贞节操守比眼睛更珍贵。
　　10　二姨的名字叫贞
　　二姨姓田，名奚贞。一个贞字，暗合了她的品格。她生于1904年，那一年光绪帝还在位，大权却牢牢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二姨娘家上几代都是皇家工匠，他们祖传的手艺是搭席棚。夏季来临或有重要的活动，比如红白喜事，大户人家都要搭棚。在老北京，一家的席棚是否气派，显示了这家有无经济实力。对这类门面上的事，人们可津津乐道了。得了夸奖的人家洋洋得意，被比下去的则会感到颜面大失。
　　御用的席棚，勿庸置疑，一定是首屈一指的，这里也寄托着二姨家祖先的骄傲。“席棚奚家”在老北京遐迩闻名。满清时期，奚家隶属内务府，住在皇城外筒子河西边，那一带当年住着许多这样给皇上家当差的手艺人。
　　二姨小时候，邻居肯定短不了在背后嚼舌头，说奚家祖上不积德。所以一连生了5个女孩，到最后才得了个男孩，男孩长大了没什么出息，反是奚家这五千金，受了她们母亲的调教，个个心灵手巧。
　　她们的母亲也是手艺人家的女儿。跟奶奶家不一样，他们不是旗人，无权无势，唯有一技傍身。祖传的手艺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光宗耀祖之源。只要后辈肯学，家中就不愁没饭吃。在这个意义上，手艺便是这些匠人们的“铁杆庄稼”。
　　二姨的母亲多才多艺，她擅长的并非琴棋书画，而是些居家度日的技能。她有心把这些技能通通传授给几个女儿，但俗话说，“五个指头不一般齐”，二姨的5个姐妹各各只领得了母亲的一招两招。
　　二姨的大姐长大成了烹饪里手；二姨排行第二，和四妹一样精于女工；二姨擅长裁剪，四妹擅长刺绣；二姨的三妹三十而殁，我还没出生；最小的妹妹做出来的点心则堪称一绝。
　　回过头看，二姨母亲教给女儿的手艺就是一份无形的嫁妆。若是她们嫁得个好人家，丈夫有身分有才干，那她们就安安分分做家庭主妇，这份嫁妆备而不用；若遇不测之风云，就像二姨的苦命，至少她们还能凭一双手养活自己。
　　二姨唯一的弟弟鹤立鸡群，从小受父母骄宠，又有五个姐姐将他伺候得无微不至。他去学堂读了几年书，因为日后要肩负承接香火和祖业的大任。而女孩则早晚是别家的人，替他人传宗接代。
　　二姨长到17岁，便许了人——父母将她许给“饽饽田家”。这家世世代代在宫廷里制造糕点，跟奚家可谓门当户对。男家着媒人前来提亲，二姨的双亲心中愿意，于是纳彩下定，单等择了吉日完婚。到这时，二姨未来的丈夫长的什么模样还全然不知，也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旧式婚姻一向如此。作女孩儿的就该听父母之命，否则便数不孝。当然二姨也可以默默地祈祷上苍赐给她一位品行端庄的良人。
　　到了二姨的“大喜日子”。依照古风，新娘出嫁时要痛哭，以示对父母的孝心。二姨上轿时泪如泉涌，想到她从此背井离乡，去与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厮守，她把眼睛都哭肿了。
　　也许上苍听到了二姨的默祷：她的丈夫果真是个正人君子。他受过几年教育，不算文化人，至少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做糕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慎微而守法的人，不喝酒，不赌博，也不打妻子。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儿。一针一针，和着心跳的节奏，做针线时心总是平的。我倒是有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能缝出各种针脚，我却几乎不用，偶尔借给从国内来的朋友，但多数时候，它坐在阁楼上招灰。
　　二姨和她丈夫住的房子很普通：灰色的砖墙，小小的院落，三间北房，一个厨房。房顶的瓦隙长出了一蓬蓬的草，雨天常常会渗漏。窗上没有玻璃，用高丽纸糊着。不管怎么说，这房子归二姨丈夫所有，这一项简直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不用交租。二姨还能在小院中种几畦菜，养几只鸡。二姨勤俭持家，几年下来，她居然还为孩子的教育攒下一小笔钱。别人家孩子去上学，她决不会让自己孩子呆在家里变成文盲，这是二姨的志气。
　　二姨的儿子长到6岁、女儿3岁时，一夜间国民政府要迁都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二姨一家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丈夫要失业，他上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中央政府也搬了，僧多粥少，故都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