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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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会便宜。再者，二姨和她丈夫谁也没离开过北京，他们想都不敢想将要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没了老邻居，街道和店铺又都那么陌生。举目无亲，缓急有点事谁给帮忙？“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既没钱又没权的人，有人愿意帮你才怪呢。
　　二姨的丈夫愁眉苦脸，似乎一下子老了20岁，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二姨也没了主心骨，她想到家庭面临的窘境，只会急得伤心落泪。最后丈夫决定还是留在北京另找工作，却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就在他失业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吃山空。二姨攒下的那一小笔钱很快就用完了，继而是卖家具。二姨的细软，计有几只银镯子和玉耳环，加上几身体面点儿的衣服，悉数迸了当铺，再也没能赎得回来。紧接着他们便不得不向亲戚和熟人告贷，过不了多久，这些亲戚熟人开始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不是富得流油，可不能把钱扔在水里只图听个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在这节骨眼上，二姨的丈夫又病倒了。这时他们家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请大夫给丈夫治病呢？只几星期，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年仅25岁的寡妇，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一间一贫如洗的空屋。
　　这对二姨来说无异当头一棒，上天招走了她的男人，从今往后谁来支撑这个家？谁来养活孩子？二姨日夜饮泣，也想一走了之。千百年来，殉夫赴死对于未亡人不失为一条光荣的出路，使二姨为之心动。但她还是放不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怎么活呢？他们既已失估，母亲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倚靠。她理应守在孩子身边，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
　　此时二姨要养育孩子，一个办法便是再嫁。这当然脸面上不大光彩，却是切实可行的。二姨还年轻漂亮，父母公婆都不会责难，因他们也无力帮她。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决意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直到二姨在74岁去世，她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第二个男人。
　　一次我读完一本爱情小说，忍不住问她：“二姨，你很爱你的丈夫吗？”
　　“你说什么？尽瞎说八道。我压根儿都不记得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再嫁？”
　　“我不想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指桑骂槐，我受不了这些。何况我也怕再嫁的丈夫对我的孩子不好，打骂他们，给他们吃残羹剩饭，穿芦花絮的棉袄，就像我给你讲的京剧《鞭打芦花》那狠心的后娘一样。这种故事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敢冒这个险。”
　　这就是二姨为丈夫守了50年寡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二姨根本就不爱她的丈夫。“他真窝囊！遇上些难处，他一个大男人，半点办法都想不出，就这么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熬日子。过了多少年！看看你的四姨五姨，她们过得多松心滋润。我还爱他？做梦吧！谁会爱这样的男人？”二姨说这番话时一脸不忿，好像她丈夫之死也是他的过错，是他没能耐的证明。
　　正因为男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二姨决定靠自己。她必须想法谋生，挣钱养家，抚育儿女，她不能像那不争气的父亲一样让子女没着没落。
　　从那时起，二姨开始为别人做裁缝。虽然她的手艺没得说，但仍得克服羞怯，主动找客户。慢慢地她学会了与陌生人周旋。揽活的时候，她得十二分小心，因为她的身分是寡妇。男人可能想占她的便宜，而女人则总要对她捕风捉影。但她又不能闲呆在家，她得靠主顾们过日子。生活中左右为难的事多了，可二姨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么些年，她的门前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她终于使街坊们相信她是一位满身志气的贞洁自爱的女性。
　　二姨做裁缝生意的价钱合情合理，交货准时，最吹毛求疵的客户对她的手工也难挑出毛病。日复一日，她在街坊有口皆碑，主顾日多。
　　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小的成功，命运给了二姨重重的一击，但她没有趴下，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她爬起来，站稳脚跟，不再依赖丈夫的力量，或是乞求亲戚的施舍，这些看人脸色的事实在让她感到难堪，她完全可以靠十个手指养活自己和孩子。
　　二姨第一次上奶奶家便是去做裁缝的，我曾祖父去世时，二姨来帮着奶奶家的裁缝一起赶制孝衣。那时候，大户人家的服孝期得持续七七四十九天，这段时间内，家里上上下下都得戴孝：白衣、白帽、白鞋。不惟如此，连峙慢、窗帘、桌布、椅套、床单等等都清一色是白的。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针线活，二姨没日没夜地做，她的实诚、本分和手艺给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大度和善良也赢得了二姨的敬爱，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后母亲怀上我，奶奶要找帮手时，老二姨一推荐二姨，奶奶当下就同意，两人一拍即合。
　　二姨这次赶做孝衣收入甚丰，但类似机会千载难逢。老北京多的是穷人，做不起新衣裳的人家比舍得大把花钱做丧事的不知要多几许。再说，大户人家自有专用的裁缝，除非遇上急事，是不会去找二姨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二姨没有做新衣服的客源，只能为普通人改改旧衣服，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改旧衣服的活儿也找不到，二姨就得帮人洗衣服勉强度日。
　　传统方式洗衣其实非常辛苦，数年后二姨向我娓娓道来，倒显得别有一番情趣。二姨用一个大筐装满了脏衣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二姨回到北京，发现她家空无一人，当她问起邻居和亲戚关于儿子的去向时，他们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向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于是他们东拉西扯，推说她儿子去了东北出差，走得很急，会很快回来的。
　　当然她的儿子永无归期，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来信。二姨一个人呆在家中，越来越不安，不祥的预感有如一条巨蟒缠住了她。阒静的屋子显得这么空旷，这么阴冷，住了几天，二姨决定搬到奶奶家，一边帮奶奶干活，一边等儿子回来。为了安慰自己，她替儿子寻了好些理由。
　　终于二姨在一个晚上获知了儿子的死讯。告诉二姨这个消息的是奶奶家新雇来的帮厨女工，二姨几乎不认识她。这位女工完全没有料到二姨竟会不知自己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这路人皆知的事实本不是秘密，她无非想好心安慰二姨一下罢了。但这个消息对二姨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犹如一道眩目的电光划破黑夜，一切都变得雪亮。不再有任何疑惑，也不再有任何希望。不用说他已成了阴间一鬼！如果他还活着，怎么可能不立时扑进老母亲的怀抱？那是怎样的一位慈母呵：千针万线、千辛万苦地一手将他带大，背井离乡，操劳五载，为的是帮他娶亲。只有死神的力量才能阻止他来与老母团聚！她早就应该想到了！
　　也许她儿子在弥留之际也曾作过拼死挣扎：他怎么能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就魂归九泉？至少他得对母亲道别，请她老人家好生珍重，颐养天年。他得请求母亲原谅，恕他不孝，未能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为母亲养老送终。现在他不能再照拂母亲了，那么母亲年迈体衰时谁会替他尽孝？他死不瞑目。无奈死神威力无穷，他已气若游丝，母亲远在万里之外，他坚持不住。绝望弥漫在他心头，使他意志崩溃，灵魂随一阵风飘出了躯体，翻越关山重洋，去与母亲在梦中相会。但是路途实在太遥远，人们的梦就像亿万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他捕捉不到它们，他不得不走了。就这样二姨一直没能得到儿子托来的梦。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奶奶家所有人都赶到二姨房间，设法劝慰她。二姨面白如纸，嗓子沙哑，头发从小圆髻里散落出来，她在床上来回翻滚着，撕心裂肺地嚎啕不已。我那时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姨为什么这样大哭，我吓坏了，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大人哭的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等我长大些，从二姨自己和其他人那里知道了她的遭际，我的心也为此变得沉重起来。在中国，人们常说“养儿防老”，二姨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双儿女，而到了垂暮之年，竟没了可指望的亲人。虽然我父母答应为她养老，我知道二姨不敢大把这话当真。
　　从1958到1966年，我和二姨睡在同一房间里，有时半夜醒来，我会听见二姨轻声长叹。她一定又被心事所扰，无法成眠。二姨的忧伤每每使我动情，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她。终于有一个晚上，我摸着黑，走到她床前，用手臂搂着二姨的头轻轻说：“二姨，别难过，等我长大了，我会挣很多钱，你老的时候我会养活你，照顾你。我就是你的女儿。”
　　二姨听了这话，止不住涕泪纵横，她一把抱住我，喃喃地说：“我的好女儿！我的亲女儿！”她以前从没说过我是她的女儿，此后在别人面前她也不敢这么叫我，但我知道自打那一刻起，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我当作了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母女间的骨肉深情哪怕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也不会泯灭。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