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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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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欺君之罪”是玩笑话。翻译师哲同志曾对毛泽东讲高岗工作能力强，是个好干部。毛泽东听过几次，也就表扬高岗这个人不错。过了两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会后对师哲说：“看看，你跟我说高岗不错，他现在搞了反党分裂活动呢。”师哲说：“我那是什么时候讲的？那时高是副主席么。”毛泽东没再说什么。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不乏“递个话”的机会。特别是在毛泽东发火的时候，她若是贤妻，就该帮毛泽东熄火。可她从来不爱熄火，就喜欢搞火上浇油的事。毛泽东对谁发火，她就嘀咕谁；毛泽东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这种情况可一可二不可三。记得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哺咕，都是望着江青，淡淡的眉毛皱拢起来：“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对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话，留给我们印象最深：“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毛泽东是很有预见的。
江青有时也有自知之明。有些事她不自己跟毛泽东讲，叫别人去讲，她知道自己讲了毛泽东不听不信。她观察毛泽东喜欢听谁的话，就设法叫谁帮她递话。“文化革命”后期她拉毛远新，就是这个原因。
在文娱活动方面，江青本来对毛泽东是有所帮助的。特别是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江青曾以她的文艺特长给毛泽东和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记得在那戎马住榴的日子里，行军一天，晚上吃过一碗黑豆，大家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依墙而坐，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几个谜语，真是莫大的享受。我也记得三大战役时，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疲劳过度。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闭目叹长气。这时，我就用梳子替他梳头，促进血液循环。江青便打开她从上海带来的那架手摇留声机。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几张唱片反来复去听，每次听过之后，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他朝江青温柔地笑，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初进城时，江青也注意调节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看毛泽东连续写作十几小时，便设法叫孩子拉毛泽东出屋。一起散散步。偶尔也打一圈麻将牌。毛泽东不爱看电影，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
矛盾究竟是怎样产主和发展的？我也记不真切了。似乎是不知不觉，似乎与毛泽东渐渐上了年纪有关，似乎与江青的性格及身体状况有关，似乎……
反正在文娱活动方面他们也搞不到一起了。我记忆中有这样几件事几句话：
毛泽东年岁渐大，保健医生十分注意他的活动。除游泳散步外，每星期总要求他跳一两次舞。医生掌握着时间，运动量不够是不行的。
毛泽东游泳或是跳舞，喜欢热闹。他平时工作。吃饭、睡觉都是一个人，常有孤独感，所以活动时一定要有一群青年男女，大家又说又笑，热烈喧闹才好。我们也了解毛泽东的这种生活需要，所以游泳跳舞时都很“放肆”。敢说敢笑。敢喊敢叫。大家没大没小，一律是普通人。
江青则不然，她见不得青年们“放肆”．在公开场合。总是庄严地板着一副面孔，目光严肃地扫来扫去，将一切轻松愉快都扫荡干净。特别是1957年以后，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我们那时年轻，不懂更年期是什么？就知道她有病。卫士们私下议论：“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那是1957年，毛泽东与江青在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浙江省委在大华饭店组织舞会，毛泽东一个人去了，江青没有去。那次舞会气氛热烈活跃，笑声不断，我们都跳了一身汗，卫士田云玉还结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交了朋友，大家玩得尽兴而归。省委领导听保健医生说毛泽东获得一次很好的休息，很高兴，便受到鼓励，隔两天又在杭州饭店为毛泽东组织一次舞会。
舞伴都是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我们这些卫士。保健医生及秘书们也都熟了，我们刚一露面，熟人们便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
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
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千里，不由人不紧张，不由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便，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随便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
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成了主人。乐队指挥连报几支曲，她都挑剔他说一些“问题”。俨然是一位专家。乐队及准备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这么多曲子，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呼粗气。好不容易被她“钦点”出几支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公平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大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朝我望了一眼，我马上心领神会，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一一一江青总是喜欢搞点突然一一一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堵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
这一场舞会，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他对我，对田云玉。封耀松等卫士都多次讲过“江青这个人大煞风景”。”江青一来就扫兴”之类的话。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江青对这种状况自然恼火，她恼火了就朝身边的工作人员发泄。1959年住广州那次，她时常朝身边卫士发火。而已常常是无名之火。这把火终于烧到了北京……
那天，卫上李连成刚走进江青房间，迎面听到一句喝：“出去！给我把鞋脱了再进。”李连成忙退出门，脱掉鞋，赤脚进门。
江青一面对镜梳头，一面咕吹着：“我就烦你们走路声音大，粗野！
李连成望着脚下不语。脚下的地毯几乎一寸厚，摔个杯子也不会出声。年初我和李连成曾陪江青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声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
“外面冷吗？”江青从镜子里望着卫士。
“不冷。江青同志。
江青梳完头，立起身吩咐：“我要出去散散步。”
刚出门，卫士便听到尖声斥责：“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
“我再给您取件衣服去。”李连成小心紧张他说：“今天阳光好，您活动活动对身体好……”
“你是要我身体好吗？你是想要我感冒！”江青用力一摔门，不散步，回房间去了。
李连成苦笑着，忽然生出一种怜悯。大家能躲都想躲开她，她越孤独脾气越大，脾气越大，大家越躲得远……
工夫不大，护士又来叫李连成：“快，江青要打扑克。”
江青每天打发时光难，常常整天整天打扑克。不能输，也不能赢得太容易，必须在竞争中被她取胜。这牌打得就不容易。
可是，李连成出错一张牌，惹得江青发火了。
“出去，你给我滚！我不要你！”江青把满手牌全扔在桌子上，见李连成退出门．又喊：“你不要走，你给我站在那里，罚你给我站在那里！
屋门关了，李连成老老实实站在走廊里。一小时后，保健医生悄悄劝他走，说江青已经睡觉了，回去歇着，等江青起床了再来站。
李连成固执地站着不走。
保健医生找了省公安厅厅长苏汉华。苏厅长怕江青正在盛怒之中，不好劝，便先去劝李连成，叫李连成主动去向江青道个歉。李连成不去道歉。打扑克出错牌有什么好道歉的？他就那么一直站到江青起床。
解除罚站后，李连成哭了。给我挂来一个长途。我听完汇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皱着眉头，听过之后沉默片刻，小声叹口气：“唉，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不要再为江青服务。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留她自己看她还怎么耍威风。
当天晚上，李连成便乘火车离开了广州。
毛泽东见到李连成，说：“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你就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她有病，你就给我个面子吧。”
江青吵遍天下，所以毛泽东跟我们每个卫士都说过这句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但是，江青这么闹的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愿意见到她。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娱乐不到一起，我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时，已经感觉到他们的感情生活是快要结束了。
第十四章
毛泽东是如何解决你们同江青的矛盾？
“江青跟你们发脾气，你们要看在我的面子上，能谅解就尽量谅解她。”
这是毛泽东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但是，具体解决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毛泽东这时像个处理家务事的家长，他也不容易。
我跟江青小矛盾不断，大矛盾只闹过两次。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都是从打扑克闹起来的。
50年代和60年代初，江青没什么事干。毛泽东不许她插手政治，她闲得慌，每天就是打扑克。她在玩的方面也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输得起，她输不起。
毛泽东极少打牌，下棋也不多。偶尔同康一民下盘围棋，也是输的时候多。别人赢了他不恼，别人谦让他就恼。所以。康一民下棋出招儿总是又狠又凶。毛泽东输了，再也无计可施时，便咂咂嘴吁口粗气，好像这辈子总算尝到了输的滋味，不在此生。下来还对我嘀咕：“看来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康一民就赢了他。”
江青则不然。打牌不许别人谦让，这一条同毛择东一样。不一样的是她一定要赢，赢不了就发脾气，大家都跟着倒楣。
她总是跟我打对象。“高处不胜寒”一出错牌就遭白眼．所以玩也玩得提心吊胆。遇上对手弱，比如我手下的几名卫士，他们牌艺不佳，再争也是我们赢，这牌就好打些。若遇上对手强，比如那些聪明伶俐的女护士，这牌就难打了。女护士要是不让着我们，我们必输无疑，女护士当然要让着我们．但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麻烦更大。思想上有了顾虑，牌就容易出错，我一出错牌，江青就翻白眼，这牌玩得真像受刑一般。
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
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是在这里写的。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
那天打牌，一坐下我就发现江青脸色不好。心里不免犯响咕。越犯响咕越出错牌，越出惜牌江青脸色越难看，成了恶性循环。纵然女护士们想让我们赢也不容易办到。
我又出错一张牌，刚想反悔，江青已经将满把牌掷于我面前：“不打了！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
我心里咯喳一下，脸刷地变白。像听到口令似地，猛然起身立正。糟了！我心里叫昔，怎么被她知道了？
那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从延安时期江青就不满意党内的各种整风运动，特别是“三查”“三整，，中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后，更是害怕运动，恼火搞运动。不论大小运动，一来她就躲走，从不参加。我曾听她说过许多不满搞运动的话：“有些人吃饱了没事千，整天琢磨着搞别人。”“哼，搞么，这次你搞人家，下次人家就可以搞你。”
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江青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问我：“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我随口说了一句：“躲风呗。”
现在，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去了，她趁打牌机会把火发泄出来。我无言以对，心里有些恐惧。
“哼，小鬼息子！”江青气得脸红脖子粗，一个劲喘粗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又急又慌，说不出话，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江青气不过，走出门又在院子里转，我也跟出去在院子里转。
“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话呀！哑巴了？你说没说我躲风？”江青眼里含了泪花。
“对，对不起，江青同志，”我吃力的解释“我，我不是有意的。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说的……”
“你这个没良心的！”江青眼里的泪花一个劲转，“我政治上保护你，你反而诬蔑我……”
“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哪里想诬蔑首长……”
“不要你嘴硬！我听到的是这一句，我没听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话呢，你说，你都说了我些什么？”
“没有，绝没有……再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问你，你为啥挑拨我跟李敏的关系？”
“这是绝没有的事情！”
“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我叫你派车去接她回家。你为什么不去接？”
“接了，我去学校接了。是李敏不肯回来的。”
“是你挑拨！你知道我这个后妈不好当，我哪儿疼，你往那儿戳刀子。你们不是帮助我们搞好关系，你们就会哺咕闲话搞挑拨，你还不承认？”
“这一条我绝不承认。”
“你还挑拨我跟主席的关系！”江青尖叫起来，顿着脚。泪水流下来。我泄气地垂下头，手足失措，唉，为了那次吃红烧肉，毛泽东一再追问我，我“供”出江青不叫做，毛泽东发火，再不和江青一道吃饭。也难怪江青发这么大的火。
我看看腕上的表，已经是下午四点，毛泽东该起床了。我冷静一下情绪，尽量沉稳些语气说：“江青同志，主席该起床了，我得去照看。回头我再跟你作检查吧。”
我匆匆赶到值班室，恰好毛泽东按响了电铃。我理理衣冠，忧思重重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擦过脸后，照例靠着床栏抽烟看报。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我踉江青同志吵起来了。”
毛泽东自顾看报，漫不经心问一旬：“你为什么跟她吵下？”
“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我斟酌着词句，说：“我说她躲风，她说我是政治诬蔑。”
“噢，躲风？”毛泽东掀起眼皮，显然开始注意了，问：“那么，你有没有说啊？”
“是徐秘书问我，我随口讲了这个话。”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解释：“主席，我真没有诬蔑她的意思啊？·”
毛泽东沉思着点点头：“嗯。”
“她还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主席，我挑拨你了吗？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我和江青谈谈。”
我退出来，见江膏还在院子里团团转，就小心翼翼走过去：“江青同志，主席请你去一下。”
“你可真行哪！”江青斜我一眼，意思是说我”恶人先告状”。我垂头无语。到了这步田地，越解释越糟糕。
工夫不大，值班室的电铃又响了。我蹦起来就朝毛泽东卧室赶。江青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看来问题不好解决哟。”毛泽东仍然斜靠在床上吸烟。望着我慢条斯理说：“光靠我帮忙还不行，看来你得写检查，不写检查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写？”我犯愁地间。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嘛。
“他说我政治上污蔑她，我没这个意思。”
“那就写没这个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和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她说……就这么写检查？”我忽然觉得不妥。
毛泽东笑了，指点我说：“叫你学习你不爱学习，连个检查也写不来，以后我看你还学不学习？”
我难为情地跟着毛泽东笑。
“这么写，我教你。”毛泽东伸左手作纸，伸右子食指作笔，比画着说：“写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膏同志，写到拾头上，点雨个点，就是冒号。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的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多做文章。话是说了，但是没有搞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不存在。去接李敏了，李敏不回来。交待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交待的事一定努力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先交我看。”
“谢谢主席。”我赶紧回自己屋写检查，怕时间久了忘记毛泽东教的话。检查写完，我送给毛泽东看。
“嗯，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望着我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解决。你说她躲风，这个话没说好，怎么办？
我茫然地回望毛泽东。毛泽东忽然笑了，风趣地挤挤眼：“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躲”过几天，毛泽东派人来电话，叫我马上到新六所。我匆匆赶到新六所。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银桥啊，问题解决了！江青病了，住在北京医院。我给你准备好了东西，你带者去医院看看江膏，明白吗？
“明白。”我一阵高兴。
“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我，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回房间里等候。十几分钟后，北京医院一名护士忽然打来电话，点名找我。我接过电话，那护士说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我记下来，再一查看毛泽东为我准备的东西，正好符合江青的需要。忙带好东西乘车赶往北京医院。
一进病房，没见到人。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站立着等候。片刻，江青搓着手走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过来握手：“你来了？坐坐坐。”
我规规矩矩坐好，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但你不该背后讲我。”江青态度已变柔和。我又解释一番不是故意的，以后一定注意。
“你以后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不要背后讲。当面讲什么我也不会怪你。”江青说完，马上转开话题，谈起工作上的问题。研究如何照顾好毛泽东的休息和饮食。她说：“我身体不太好，主席主要靠你们照顾，你们多操操心吧。”
事后我才知道，我在房间里等候时，毛泽东给江青打了个电话：“你不要小肚鸡肠。银桥一听说你病了，着急得很，买了东西要去看你。你要主动么，要有胸怀么。”
于是，江青便叫护士给我打电话。她从毛泽东那里已经知道我要带什么东西去，便主动提出让我送什么东西去。一场矛盾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化解了。没过多久，我便被提升为副卫士长。
可是，这件事还是留了条尾巴，我当时万万没有料到。
去北京医院看望江青之前，毛泽东将我写的检查退还了我。他完全是随意说了一句：“拿去吧，你自己留着吧。”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当真保存下来这份检查。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那是1967年，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我的这份检查。这下子可糟了，说我反江青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了我，斗了我，家也查抄好几次。幸亏毛泽东视察南方经过天津，打听我的情况，才将我解放出来。
现在，我那份检查仍存在天津档案馆，要也要不回来。大概要成为历史文物了。
江青发脾气多了，我们见怪不怪，不再害怕，有时甚至当面争吵不下，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去。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卫士，长期生活在毛泽东身边，贴身贴心，久而久之便成为家庭一员了，闹起矛盾轻易不肯退让。卫士们的例子不说了，还是讲讲我自己。”
196O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和江青来到北戴河。住在绿树掩映的平房一号屋。
那夭，毛泽东上午1O点上床睡觉，临睡前嘱咐我下午4点钟有个会议，3点钟要叫醒他。我从毛泽东卧室出来，守在值班室看书。下午2点，副班卫士把我叫到江青房间。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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