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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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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毛泽东亲自去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这些民主革命的前辈也都无一例外竖大拇指，夸耀“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主席比”……
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些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问题是每个苹累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爆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比“芒果”要拾得更高，供奉如神灵。、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别人。”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刚才讲的吃苹果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竖铜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说句不恰当的辩护话：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终于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下发展，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像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隔着口罩认出戴着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拥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振聋发喷。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作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武汉乘船到南京。陈毅和张爱萍从上海赶到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南京住了两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潘汉年被捉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只是事后听人汇报。说潘汉年给敌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搞的，说潘汉年历史有问题。毛泽东到南京后，敌人估计毛泽东该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轰炸了上海。毛泽东只是在潘汉年被捉起来以后才知道这些事。
此后，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是中央的决定。怕飞机失事。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面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毛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须戴着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大枯躁，大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太恬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呵！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当时饭馆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了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作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的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的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自从”毛主席”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没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者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特色，表现是的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一点多到下午五点多，我们被包围了六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气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夭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七筐半。
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不无陶醉的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
这话是褒是贬？
事实是，以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需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事实是，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可是十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那位“赤膊上阵”写了意见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踉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证明了他的这种自信有根据，有道理。他一句活能使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他站在哪里，群众就会被吸引着朝哪跑。
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曾经不喜欢“万岁”。他后来厌烦”万岁”，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中。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
毛泽东晚年有错误，错误的责任却不在他一个人身上。全党全民都应当从中自我反省才对。
第九章
毛泽东很“土“吗？
土。加引号的土。
我以为，这种“上”包含了农民的生活习性与革命者艰苦朴素的主活作风这样两个内容。从毛泽东的“上”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品格与追求。
衣着总是首先表露出“上”或”洋”。我先讲儿个这方面的小故事。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入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
“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
毛泽东的个人习惯和外表的落拓不羁，一半来自幼年时的农村生活，一半来自长期艰苦的战争主活。这一切是适应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他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各种农活难不倒他。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凤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试想，对于一个经常下乡的人，田边地头随便坐，扶犁挥镰干两下，手提粪肥与老农聊天时，穿一身笔挺的衣服合适吗？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了。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了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了。”
毛泽东说：“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
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无法补了，旧衣服就变成补丁布。
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捍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持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捍补了，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了60年代，她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捍补丁。他接待外宾时，我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脚，一伸腿就‘露馅’了。”
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者补丁，往出一伸腿，裤脚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我将提醒的话精炼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卫士们都负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
毛泽东精干算大账。政治上。军事上算大账，生活上也算大账。
转战陕北．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像个麻布巾。我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我扑味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摇头：“账还不能那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毛泽东对床铺是很讲究的，他说过：“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我在床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些，所以一定要搞舒服。””
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他睡觉多。他睡觉时间比平常人大约少一倍，这话以后说。他在床上时间多是因为他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
他是怎样把床铺搞舒服些呢？也许我表达不准确，你听个意思吧。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过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了，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心下来。夜里卸下门板做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
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彼。年年如此，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
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你们参观中南海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党的。不着报刊是起不了床的。第三，毛泽东对被褥也是有讲究的。什么鸭绒驼绒的他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养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我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主情，泪溢眼堤，不能自己。
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了。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养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一一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役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了。我用不动。
饮食习惯也许更能反映毛泽东的“上”。
毛泽东离不开茶水，他睡觉醒来并不起床，湿毛巾擦过于脸就开始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过一小时才起床。无大事，天天如此。用手指头伸入杯子。把剩茶叶抠进嘴，嚼一嚼吃掉。每天不论换几次茶叶，残茶必要抠到嘴里吃掉。这无畏是幼年时农村生活养成的习惯。”
毛泽东喜吃粗粮和青菜，有时还馋野菜。进城后。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或者说是传统。他始终吃红糙米，而且里面还必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芋头。这个习惯当然是战争年代在陕北形成的。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一汤，有时就是涮盘子水。但是。毛泽东这种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很多。他太“浪漫”。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只吃一餐的时候。若是连续工作几昼夜，还可能吃五六顿饭。他不愿意总是正经坐到饭桌旁用餐，他保持了“动乱年代的吃饭方式”。在我们卫士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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