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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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老舍诞生地》。）。因为熔铸着作家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开卷之后，作家对于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人物的交代，就显得异常的逼真并充满沁人肺腑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着古老历史和奇特形状的“小羊圈”胡同，杂居着几十户职业不同，经历各异的家庭。老舍以细腻的笔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北平沦陷后的生活经历。故事的主线是祁老者一家的遭遇，由此而联及整个胡同，以及当时北平社会的各色人等，在广阔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

作家真切地描绘了北平人民亡国奴生活的深重苦难。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沦陷后的北平，阴森可怖，象一座活地狱。洋车夫小崔被砍头，理发匠孙七被活埋，小布店掌柜祁天佑被逼投河自尽，小文夫妇、常二爷一家惨遭杀害，以及钱默吟家破人亡的境遇，其控诉力量都是强烈的。他们是职业不同的劳动者，思想状况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也人各有异。小崔和孙七常常当众斥骂日本侵略者，祁天佑素来温柔慈祥，从不谈“国事”，常二爷是只知勤劳操作的老实农民，唱戏的小文夫妇，即使在做了亡国奴的情况下，也会天真地自我取乐。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惨死的结局。他们的悲剧命运，具有深刻的概括性，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共同的苦难遭遇。对钱默吟一家经历的描写，是小说的重要情节，也是《四世同堂》中最感人的血泪文字之一。钱默吟是画家兼诗人，他沉稳、清高、谦厚、正直。因为一个青年汽车司机在南口附近摔死了三十多名日本兵，而他的二儿子、司机钱孟石又久出不归家，在汉奸告密后，钱默吟被捕了。一个一生谨慎处事、只会吟诗作画的旧知识分子，在监牢里受尽了毒刑与凌辱。日本人“一连串十几掌”打他的脸，“左右开弓的嘴巴使他象一个不倒翁似的向两边摆动”；以后又用皮鞭抽他，“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日本人“用杠子轧他的腿，用火绒炙他的头”。这个善良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残忍的非人道的折磨，在那个时代，不过是千千万万在侵略者铁蹄下惨遭虐待的中国老百姓的并不罕见的遭遇。

钱先生被捕之后，钱家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不久，钱先生的大儿子孟石在惊吓与气闷中病故，钱太太又在孟石的棺材上撞死，钱家家破人亡的惨状，使“小羊圈”里人们心理上的阴影更为扩大了：“他们都看见过棺材，可是这一口似乎与众不同，它使他们意味到全个北平就也是一口棺材！”在“棺材”一样的沦陷城市过生活，实际上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用了十几段的篇幅，突出地描绘钱默吟一家的遭遇，正是为了表现沦陷区人民群众的那种近于绝望的痛苦经历，从而告诉读者，为了自己不致沦为亡国奴，也为了把沦陷区的同胞从亡国奴生活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所以，作家把沦陷区人民的苦难遭遇描绘得愈充分愈逼真，就愈能激发起人民的抗日热情和爱国觉悟，从而鼓舞他们团结起来，为消灭侵略者而斗争。

深刻地反映沦陷区人民的遭遇，决不是展览人民群众的苦难，也不是开列侵略者的兽行所能奏效的。那样做，即使写得再详尽，也不是艺术作品。老舍的笔力，侧重在对人的社会活动和精神世界进行精确的刻划，对特定的生活环境与场面进行具体的描绘，侵略者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自然地溶汇在人物的活动中，溶汇在具体的情节与场面中。这样做，使作品有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读者宛若生活在“小羊圈”胡同之中，对北平人民的苦难经历，有了身临其境的具体感受。第三部《饥荒》中写道，已经很久买不到粮食的祁家，靠购粮证买来了配供的四五斤“粮食”。先是全家人对这古怪的“粮食”进行鉴定。这种又酸又霉、又涩又臭，由各种颜色合成的“混合面”，气得祁老者的手颤抖起来，他感到“人和猪一样了”。祁老者的孙媳妇韵梅决定试试，看这种古怪的面粉能做出什么样的“面食”。“生在北平，韵梅会作面食；不要说白面，就是荞面，莜麦面，和豆面，她都有方法把它们作成吃食”。但是，在这种古怪的面粉面前，她的出色的团、揉、擀手艺，都失灵了。她觉得“这不是面粉，而是马粪”。她只得请教婆母天佑太太，于是，“婆媳象两位科学家似的，又试验了好大半天”，才决定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干烙。当这种非饼非糕的东西端到吃饭小桌上来时，不仅两个孩子小顺儿和妞妞无法下咽，连祁老者也觉得“受不了臭味”，然而，“他是全家的老太爷，必须给大家作个好榜样。他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一口臭东西咽下去”。而妞妞，却决意不吃这种臭东西。接下去，是这样一段描写：

“小顺儿的妈！”祁老人看看妞子，看看韵梅，和善的说：“去给她烙一张白面的小饼吧！咱们不是还有几斤白面吗？”

“你老人家不能这么惯着她！那点白面就是宝贝，还得留着给你老人家吃呢！”韵梅不想违抗老人，也真可怜小女儿，可是她不能不说出这几句话。

“去，给她烙张小饼去！”老人知道不应当溺爱孩子们，可也知道这怪饼实在难以下咽。“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

“妞妞，你吃一口试试！你看哥哥怎么吃得怪香呢？”韵梅还劝诱着小女儿。

“妞妞不饿！”妞子的泪流了下来。

祁老人看着小妞子，忽然发了怒，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把筷子与碟碗都震得跳起来。“我说的，给孩子烙个小饼去！”他几乎是喊叫着。

从韵梅购粮，全家鉴定“面粉”，婆媳做饭到祁老人发怒，伴随着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和情节的起伏发展，读者仿佛与祁老人一家共同受难，可以鲜明地感到侵略者的黑暗统治给人民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给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压力是何等的沉重！韵梅的委屈、妞妞的不快、祁老人的怒火，都是由一块又黑又臭的小饼引起的，而读者由此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了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耻辱与悲苦是侵略者造成的，同时也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有关。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从而造成了大片国土的沦陷，使亿万同胞呻吟痛楚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四世同堂》重点虽不在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但是，忠于生活真实的老舍，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生活，如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就自然地包含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方针的揭露与谴责。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时时看到人物的愿望与事物发展之间的矛盾。北平沦陷后，“小羊圈”里善良的居民，对南京“中央政府”寄于很大的希望，他们“盼望国军胜利，快快打回北平”。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使他们欣喜万分，认为“上海一打胜，咱们北平就平安了”。中学教员祁瑞宣，“能在夜晚走十几里路，有时候还冒着风雨，到友人家中去，听南京的声音，或看一看南京播音的纪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北平居民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幻想国民党军队会打回北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人民真诚的爱国情绪的流露。然而，严酷的现实和人们的天真的幻想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事物的发展总是与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国民党军队不仅未能打回北平，而且保定、太原、上海、南京等地接连失守。老舍描写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给北平居民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灾难。保定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组织学生游行，祁瑞宣感到极为难受，太原沦陷后，又组织游行，他的压力更大了。他想到，这样“游行”下去，“学生们就会以嬉皮笑脸去接受耻辱，而慢慢的变成了没有知觉的人”，果如所料，几次游行之后，“学生们，叫化子们都‘游’惯了，小崔与孙七们也看惯了”，“大家都无可如何的，马马虎虎的活着。苦闷，忧虑，惶惑，寒冷，耻辱，使大家都感到生活是一种‘吃累’，没有什么趣味与希望”。待到上海失守后，人们对南京政府是否真正抗日，开始打问号。拉车的小崔“怀疑南京是否还继续作战”，岂止一个小崔，在事实的教训面前，北平市民对“中央政府”已经不存多少幻想了。作者这样写上海失利后北平居民的心理：

南京怎样呢？上海丢掉，南京还能守吗？还继续作战吗？

恐怕要和吧？怎么和呢？华北恐怕是要割让的吧？那样，北平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了！

人们的这些疑问，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的感情。由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到希望归于破灭，是实践对人们的教育过程，也是人们的认识变化的过程，《四世同堂》通过对这个过程的真实描绘，从一个独有的角度，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这种揭露和谴责并不是以标语口号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而是渗透在对人物命运的具体描绘之中的，是融汇于具体的情节、场面之中的，因而也是比较真实和有力的。

被征服者的反抗与觉醒

人们熟悉的反映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如《吕梁英雄传》、《风云初记》、《新儿女英雄传》等，多取材于抗日游击区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正面描写了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四世同堂》则不同，它取材于北平普通居民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既无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无石破天惊的斗争场面，然而作家对于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的描写，同样是感人的，同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有一种意见认为，《四世同堂》“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这个评论，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脱离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作品为我们所提供的实际内容。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题材，都具有特有的规定性，不可能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从自己独有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都在题材上显示着独创性，互相之间是不能替代的。《四世同堂》是写北平市民生活的，要求它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部作品那样，正面描绘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显然超出了这部作品题材本身的规定性。尽管《四世同堂》不曾正面描绘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场景，然而就表现人民的觉醒与反抗而言，就体现人民的爱国情绪而言，它的认识意义仍然是深刻的，它的鼓舞力量仍然是强烈的。正如同《四世同堂》不能代替前一类作品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所显示出来的深刻性，也是前一类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首先，老舍着眼于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中，揭示他们对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丑类的反抗情绪，表现他们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高尚的民族气节。钱默吟的形象，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一向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下层知识分子，心如火焚，胸中激荡着爱国的热情。他的儿子仲石告别家庭，走上抗日道路，他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传说仲石在南口摔死了一车日本兵，邻居好友劝他暂时躲一躲，以防日本人对他下毒手，他的回答是：“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他的无畏与坦荡，是高尚的节操，也体现了对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在监牢里，面对敌人的拷打、折磨，他毫无惧色。出狱之后，他脱去长衫，戒了酒与茶，离家走上街头，以流浪生活作掩护，单枪匹马地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特殊形式的斗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动员年轻力壮的人逃出北平，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学校门口一边卖糖，一边对学生讲抗日道理；他在日伪当局所搞的国画展览会上，对画家进行抗日宣传；他把传单塞进居民的街门里，号召人们反抗日本人强加给居民的献铁运动；他为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无辜老百姓收尸，等等。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惊天动地的壮举，都是一些平常小事，然而他知道“干点比不干强”，他“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一件一件地做那些动摇敌人统治的事情。他明白，单枪匹马的独自干，“几乎近于愚蠢”，是难以有大成功的，然而以他“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他又只好如此。他决心以实际行动“作个和国事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以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他说：“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他还有一个精采而又生动的比喻：将好苟安偷生的北平人比为鳝鱼，将自己比做泥鳅。一大盆静而不动的鳝鱼里面有了一个好动的泥鳅，“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静静的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他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他的永不停歇的活动力，象一团火，烘暖着生活，也烘暖着读者的心。他的形象，使我们看到了北平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真实图景；看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面对国破家亡的局面，勇敢地甩掉从封建社会因袭下来的精神负担，奋起走上反抗道路的历程；看到了人民在爱国热情的感召下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自发反抗既是不容忽视，又是必须改造的一种政治力量，看到了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钱默吟的形象所包含的这些内容，显示了《四世同堂》在反映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方面所独有的感染力、认识价值与深刻性。

其次，老舍不回避写人民的落后、愚弱、麻木与被动，又能将这种“国民性”的揭露同对人民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溶融一气，显示了新的思想深度。老舍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贯穿着对落后的“国民性”思索这一内容，《二马》、《猫城记》等，都从不同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作家痛心于人民的麻木不仁，愚昧不醒，较多地表现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民族弱点。《四世同堂》同样有这个内容。我们看到，做了亡国奴的北平市民，过着惶惑不安的生活，然而他们又苟安偷生，忍辱度日，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摆布。他们明知良民证是“亡国的烙印”，却伸手去接；明知“献铁”是为敌人造枪炮而用，却又设法如数上缴，明知北海的化装滑冰比赛是为侵略者装扮“升平的景象”，却又蜂拥着前去观看；为领几斤难以下咽的“共和面”，他们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太阳的爆晒下站半天，“可是，谁也不敢公然地喊出‘打倒日本！’”，等等。不同的是，《四世同堂》不止于这些描写，它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但同时也写了人民的觉醒，作家有痛心，有激愤，同时也有热烈的召唤，有前程的指引。

老舍在小说中除了重点写了钱默吟的反抗之外，还写了大学生祁瑞全、棚匠刘师傅的出走，写了高弟与尤桐芳的觉醒，写了刺杀日本特使事件对人们的鼓舞等等。尤其是对“四世同堂”的老太爷祁老人的觉醒过程的描绘，更为逼真、细腻，富于说服力。祁老人生在清朝末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并经历过接连不断的内战，他对付兵荒马乱的唯一办法是：存好足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以及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他一辈子最重要的格言是“和气生财”，查户口的“便衣”对他进行傲慢的“训示”，他不仅不气愤，而且满脸堆笑，无限诚恳地说：“是！是！你哥儿们多辛苦啦！不进来喝口茶吗？”他的二孙子祁瑞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作了敌伪当局的“科长”，他不仅不反对，反而相当高兴，一来是家中有官“可以仗胆子”，二来是祁家有几代没有作官了，“不表示欢喜，就有些不近人情”，三来是祁家有人作官，说明他买的房子确有“风水”，如此等等。他的应付外界事变的能力之低，显示了他的被动与落后；他的不识对象的过度的谦卑，说明了他的愚弱和麻木；他对于“官”的敬重，表现了他的偏狭与浅薄。然而，经历了亡国生活的几年的磨难，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的累累罪行之后，祁老人变了。他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了，永远屈己下人，先磕头，后张嘴；现在，我明白了，磕头说好话不见得准有好处！”因为祁瑞丰想作日本特务而不成，引起了日本人对祁家的审问，面对侵略者，祁老人态度坦然，强硬，“他的眼直看着他们，语声相当的高，表示出他已不再客气谦恭；客气谦恭并没救了天佑，小文、小崔们的命”。当祁瑞丰把汉奸冠晓荷领到家里，想让冠在祁家住下时，祁老人更是怒火冲天，“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指着恶贯满盈的民族败类冠晓荷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接着则历数瑞丰自北平失陷以来的所作所为，“象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祁老人的变化，说明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人民正在逐渐由懦弱走向坚强，由麻木走向觉醒。这样写，就和那些单纯暴露“国民性”的作品有了区别，它不仅使人看到了“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痛苦与愚弱，也使人看到了疗救的希望与前途，体现了作家的新的思想水平和现实主义的新的追求。

高超的“写人”技巧

老舍素以善于刻划人物，创造典型著称，《四世同堂》在人物刻划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据胡洁青在《四世同堂》一书的《前言》中统计，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其中有中学教员、诗人、棚匠、理发匠、洋车夫、布店掌柜、大学教授、英国外交官、唱戏的、说相声的、看坟种地的、“窝脖儿的”（专门搬运家具和抬棺材）、沿街摆“转盘话匣子”的、在外国使馆“摆台”的以及汉奸、特务、妓女、流氓等等，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些人物，用墨浓淡不一，在小说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大都有鲜明的性格，形成了生动的、独具特色的人物体系。我们仅就作家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法，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注重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社会是复杂的，人的思想、心理、性格也是复杂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也不应当是简单化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也好，“高、大、全”也好，都是简单化的写法，用这种方法，很难写出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创造不出典型。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又必须寓于个性之中，而个性总是复杂的，否则就不是具体的，就不是独特的“这一个”。《四世同堂》是“写人”的杰作，小说中的人物显得异常生动与丰满，真正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和作家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分不开的。

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追求的是祁瑞宣的形象塑造。

祁瑞宣是祁老者的长孙，一个斯文、温雅的中学教员。他正直、善良，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北平陷落后，他彻底失去了平日的沉静，陷入无法摆脱的苦痛之中。他的知识，他的一腔热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为国赴难，然而“一家大小的累赘，象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他不甘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作亡国奴，又没有勇气丢开家庭，这就产生了他的复杂的心理冲突。他上要对老人尽孝道，下要抚养子女，本是人之常情，而且对老人、对子女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美的品德，使读者窥视了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隅，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懦弱的一面。作家在展开祁瑞宣性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