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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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写的《女店员》和《全家福》虽也是以一九五八年为背景的，但是作家的头脑，这时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如果说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红大院》中表现得比较淡薄的话，那么在《女店员》和《全家福》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则基本上恢复了，尽管这两个剧本的艺术描写，还没有天然浑成到和生活本身一样，然而那种人工的痕迹以及图解概念的倾向，毕竟少得多了。

《女店员》取材于商业战线女售货员的生活。剧本通过对几个年青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商业工作，创办妇女商店的描写，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表现了妇女解放的巨大力量。妇女解放问题，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方珍珠》、《龙须沟》、《红大院》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女店员》更是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老舍写妇女，有一个特点，即很少写女知识分子或革命的女英雄，他所写的大都是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老舍所以特别关心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的命运，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老舍幼年丧父，母亲与姐姐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从母亲与姐姐身上，老舍汲取了优良的品德，得到了温暖幸福的爱，同时也体会了旧中国妇女苦痛之深重。因而，建国以后目睹新中国妇女的成长、变化，老舍感触十分深刻。他说：“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方珍珠》和《龙须沟》主要表现新旧社会更替时妇女政治地位的变化，《女店员》则主要写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之后，思想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围绕着这一主题的表达，作家在剧中塑造了几个性格比较鲜明的妇女形象。它的妇女形象系列，大体上可分为两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卫大嫂为一组，余母、齐母为一组。余志芳、宋玉娥、齐凌云是年轻有为的姑娘，她们有理想，有热情，当一些人瞧不起商业工作时，她们决心去站柜台，当售货员；当一些人从传统的旧观念出发，低估妇女的作用时，他们决心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给妇女争点光”。热情、积极、活泼是她们的共同性格特点。同时她们又各有个性。余志芳自小受苦，曾经在私营小店里打杂，既受过小业主的白眼，又饱尝过母亲与嫂子的歧视，她大胆泼辣，勇于反抗。宋玉娥母亲早亡，她在爷爷的抚养下长大，宋爷爷正直、开朗的性格影响了玉娥，而老爷爷的宠爱，又使她略有娇气。齐凌云是初中毕业生，在三个姑娘中文化水平最高，家庭生活条件也最好，母亲的溺爱，使得她性格有些娇弱。但是她聪明、美丽、有进取心。在困难面前，她虽不象余志芳那样刚强，却也很少退缩。总之，这三个姑娘的形象，是比较鲜明的。卫大嫂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她沉稳、坚定、有主见，为了从家务劳动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走向社会，她既要说服有点不大爱劳动的丈夫，又要说服闲惯了的婆婆，还要把四个孩子安排妥善。作者为这个人物设计了较多的困难，是想把她写成一位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先进分子的形象，并通过她冲出家庭去作店员一事，为广大城市家庭妇女指出一条出路。剧中的郑书记对卫大嫂说：“你有四个娃娃，你会叫家庭妇女看明白一条新道路，这不只是你个人的事，而是一件有关妇女解放的事！”这就是说，只有象卫大嫂那样出去参加工作，才算家庭妇女的“新道路”。显然，作家通过卫大嫂的形象刻划所表达的这一思想，是对“妇女解放”的一种片面认识。思想的片面性导致了形象刻划的图解倾向，所以，卫大嫂的形象并不成功。齐母和余母都是老一代的妇女，有较多的旧意识。齐母追逐名利，余母重男轻女。作家对她们的描绘，虽然用墨不多，但是较比生动。这说明，老舍对老一辈妇女比较熟悉与了解，描写她们，较为顺手。作为一个喜剧，《女店员》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显示了老舍的幽默风格。这个戏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在某些地方仍有“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其次，在肯定妇女商店的同时，剧本又提出将所有男店员都抽调去支援工业生产，这一提法也有片面性；另外，这个剧本场次太多，有些人物可有可无，结构较为松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写于《女店员》之后的《全家福》，取材于人民警察热诚地帮助人民群众寻亲觅友的事迹。剧本所写的运输工人王仁利一家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是颇能催人泪下的。王仁利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打了一个日本兵，之后就逃到张家口谋生。他托一个铁路警察从张家口往北京家中捎钱，警察骗了他的钱，并告诉王家说，王仁利死在张家口了。王仁利的母亲本来就和儿媳不和，便趁机不讲情理地将王仁利的妻子王桂珍（后改名李珍桂）轰出家门。王桂珍走投无路，去投奔王仁利的弟弟王仁德，王仁德无力养活她，将她卖给一个姓李的人作妻，李不久病逝，王桂珍将李的独生子李天祥抚养成人。王仁利与王桂珍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在王桂珍去投奔王仁德时，将十岁的女儿招弟儿（后改名王秀竹）托给一个朋友照应几天，不想，这个朋友不是好人，趁机将招弟儿拐卖，招弟儿在十三岁时，被人糟蹋，陷入火坑。他们的儿子小马儿（后改名王新英）原为祖母收留，祖母在解放前去世，小马成了孤儿，在孤儿院过着非人的生活，直到解放后被送进教养院，由人民政府抚养成人。北京解放后，王仁利回到家里，得知妻子改嫁，儿女失散，悔恨不已。王桂珍虽然在解放后得知王仁利未死，但总觉自己是“改嫁了的活人妻”，无脸相认，也不敢相认，内心充满了深深的隐痛。一九五八年，人民警察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首先使王秀竹、王新英姐弟二人相认，而后又使王仁利夫妻相见，全家团圆，被拆散了十五年的亲骨肉，终于过上了全家福的美满生活。据老舍自己说，剧本的基本情节是从许多资料中经过选择、集中，重新组织而成的。作家笔含激情，通过这个悲喜交集、曲折感人的故事，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旧社会叫人民妻离子散，朝不保夕，新社会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泪。”（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了突出这个主题，老舍在戏剧结构上苦心经营，巧作剪裁。他并不从王仁利一家在旧社会的失散写起，从头叙述故事，而是将故事拦腰截断，直接从解放以后人民警察主动为王秀竹姐弟寻亲起笔，而后引出王仁利一家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过去的情节，作家一律作暗线处理，通过人物的回顾进行交代。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下，作者就可以腾出笔墨，比较细致地描写人民警察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描写井奶奶、李天祥、丁宏、沈维义等人对“寻亲”一事的关怀，从而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老舍说：“人与人的关系的确起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变化！这个剧本就是要写一写这种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全家福》这样处理题材，突破了当时较比流行的一般化地进行今昔对比的套子，而有了新意。作家在写“这种变化”时，又注意表现题材本身所包含的人情味，注意在情节安排上设置悬念，这就使这部作品对读者《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超过了《女店员》。由于偏重于叙述，偏重于在情节安排上用力，所以《全家福》的人物性格刻划，显得薄弱，这一点与《女店员》比起来，就逊色了，与《龙须沟》、《茶馆》比起来，相差就更大一些。

一九六○年，为纪念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老舍写了四幕话剧《神拳》（最初发表时叫《义和团》）。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它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和洋教堂，有时也兼及当地的官府。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我国的侵略，日益深入和扩大，作为侵略形式之一的传教活动，尤其猖獗。许多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他们利用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公开为非作恶，并且与当地的贪官、恶霸、地主相勾结，欺压百姓，通过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渠道对中国进行控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尤其是它的经济侵略与宗教渗透，使中国农民大受其害。正是这个原因，义和团揭竿而起之后，很快深入人心，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斗争，给予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由于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的出卖和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以及义和团本身迷信、落后的组织形式的局限，这一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最后失败了。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来的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精神是不朽的，他们的英勇斗争成了五十年后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老舍的《神拳》是最早出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描写义和团运动的作品。老舍想写义和团并不自一九六○年始，早在解放前，他就开始搜集资料，有意写一部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小说，但是由于资料不足，加之认识上又不无偏见，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是，老舍对义和团的感情，始终很深。这和他的身世有密切的关系。战死在八国联军炮火之下的父亲，老舍虽不记得他的音容，然而那仇恨却始终埋在他的心底。老舍幼年时期，从母亲和姐姐的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义和团英勇杀敌的故事和八国联军在北京为非作恶的罪行，这就使老舍胸中始终积压着一口气，一口对帝国主义仇视、憎恨之气，直到写出了这个剧本，老舍才有了一吐为快的感觉。他说：“不管剧本写的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注：《吐了一口气》，《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神拳》这部“吐气”之作，显得分外感情饱满，作家对于义和团爱国精神的赞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鞭挞，通过朴实无华的艺术描写，表达得十分鲜明与炽热。老舍是杰出的爱国主义作家，他一生关注国运民瘼，以庶民之忧为忧，以庶民之乐为乐，对下层贫苦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尤有体会。他的很多作品都通过真实的艺术描绘，感人至深地为贫苦人民伸冤鸣屈，寄托深切的同情。而正面描写人民勇敢的反抗精神的作品，则极少。《茶馆》中的常四爷虽然参加过义和团，且铮铮铁骨，至老未弱，然而他毕竟不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家对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无法加以展开，进行细腻的描绘与刻划。况且这也不是《茶馆》的主题所能包含的内容。在老舍的剧作中，真正全力展现和歌颂旧时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顽强反抗意志的作品，唯有《神拳》。

最能体现作家的这种创作用意的是主人公高永义的形象塑造。一年闹旱灾时，高永义向教堂借了阎王债，最后把他仅有的几亩地抵了账，仍然还不清债，只好去给教堂做长工还钱。这种遭遇，使他对教堂、对洋人充满了仇恨。恶霸张飞龙，依仗全家入了洋教，要抢占高永义的侄女高菊香，高永义义愤填膺，要与恶霸相拼。这一场戏，高永义的话并不多，但他的正直、勇敢的性格，却写得比较鲜明。为了保存复仇力量，哥哥高永福劝他逃奔他乡。高永义在外地加入了义和团，归乡后他设坛传道，建立神团，一下子点燃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反抗怒火，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农民反帝队伍。动员乡亲、焚表、火烧教堂、祭坛等情节，高永义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位置，通过情节的发展，作家使人物的性格有层次地展现于读者和观众的面前。我们看到，作为农民领袖，高永义不光勇猛、坚毅，而且机警、沉稳，富于智慧。但他性格的核心，仍然是那种反帝爱国的坚强意志。开始策划设坛开团时，高秀才怀疑义和团的拳法是否灵验，高永义说：“有这股气儿，就灵！没有这股气儿，什么也不灵！”高秀才问：“哪股气？”高永义答：“不准洋人骑着咱们脖子拉屎！”高永义与洋人势不两立的态度，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精神面貌。作品中的几个团民的形象，如冯铁匠、牛大海、于铁子、丘二头等，总的看，写得较比简单，但某些地方，仍有动人之处。于铁子在攻打张家寨子时中弹受伤，牺牲之前，他把红腰带解下来，托高秀才捎给妈妈，他留给妈妈的遗言是：“这不是一条腰带，是一股气！有这股气，挺得起腰板来，我们就不再受欺负！”这一个细节，表现了青年农民于铁子的刚强意志。

就人物塑造的生动、丰满而言，当推高秀才的形象。高秀才是有功名的人，但是在那“洋人肥而华人瘦”的时代，他照样快吃不上饭了。这个下层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所以加入义和团，其思想基础是爱国热情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他说：“堂堂中华上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读孔孟之书，明周公之礼！到现在，竟自屈膝自卑，叫外来的居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拥护义和团灭洋教，打洋人，又怀疑义和团拳法是否灵验，认为“邪法难成正果”。他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知县出告示禁止练团，他认为是“朝廷的旨意”，不得违犯，后来听说西太后拨款犒赏各路神团，他觉得这才是“名正言顺啦”。义和团烧了教堂之后，他认为“应当见好就收，别再往下闹”，意思是怕触犯朝廷，不好收拾。这些地方，表现了他的正统思想和胆小怕事的性格弱点。在第四幕里，作家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与正统思想决裂和逐渐坚强起来的过程。促使他转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于铁子的牺牲精神给予他的感染；二是清廷官僚明大人卖国投敌行为给予他的教训。高秀才接过于铁子的红腰带，并听了于铁子留给母亲的遗言之后，深受感动，他让于铁子扶小树站好，上前深深一拜，对于铁子说：“于铁子，你叫一个老秀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义和团，你叫我的老骨头硬棒起来了！刚才我还忧虑，这件事的结局到底怎样呢？我自己怎样呢？你呀，于铁子，叫我不再为自己揪着心了！这些日子，我仔细想过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古有明训，那可得彼此以兄弟相待，想骑在我们的脖子上的不是兄弟，是仇敌……”对吃里爬外的官僚明大人，高秀才则义正辞严地进行怒斥：“我本想，有这么多纯正忠勇的义民，上边必然受到感动，上下实在可以一条心，一个劲儿，齐心对外，转危为安。可是，我把你们这上边的人看得太高了、太大了。你们另有打算，看团民不好惹，就天天叫师兄，赶到看风头不对了，你们赶紧想逃跑，又要打白旗投降，作汉奸，杀义民！你们只知有己，不知有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洋人猖狂，因为你们胆小如鼠！百姓无衣无食，因为你们吸尽民脂民膏！你们吃里爬外，欺软怕硬！义和团比你们胜强十倍、百倍！师兄们有颗真心，你们浑身连一根骨头也没有！”这两段对白，激浊扬清，爱憎鲜明，它说明，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考验，正直、懦弱的穷儒，已经摆脱了封建教育所形成的沉重的精神负担，与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彻底通心了。在《神拳》中，这是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严格地按照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对这一形象进行刻划，不回避矛盾，不作简单化的处理，因而获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功。作家通过“秀才造反”的艰苦历程的描写，令人信服地说明，义和团农民起义的声威，在清末社会的各个阶层，引起了何等巨大的震动！说明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不仅足以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必使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加以动摇。因此，我们认为，高秀才的形象塑造，在开阔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方面，在深化作品的主题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神拳》在艺术上也是有特点的。朴实、自然、感情炽热，是它的基本艺术格调。它是写农民起义的历史剧，但是并不侧重于渲染历史事件本身的“传奇”色彩，而把笔力用在写生活上，用在写人上。我们来看剧本的第一幕。大幕拉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京西某地的一个普通农舍。农民高永福的独生女儿高菊香今日放大定（即订婚），菊香的二叔高永义及街坊乡亲，送不起礼，只得“空手道个喜”。婆婆赵大娘送给未过门儿媳的彩礼，也不过是“赶了几趟集，没有人看它一眼”的土布，因为现时洋布“眼热烧饼似的”，都“抢着买”。由农民的苦难，洋货的倾销，引出教堂对农民的盘剥，由此再写农民对洋人洋教的痛恨，引出各地义和团烧教堂的消息，引出对乡民练拳的侧面描写。动荡的社会，苦难的生活，使姑娘放大定的喜庆色彩大为减弱。然而这还不是高永福一家的不幸，不幸在于正值此时，当地恶霸张飞龙依仗官府和教堂的支持，派他的弟弟夜猫子来抢亲，菊香走投无路，碰死在磨盘上。作家在第二幕里，又通过回叙交代，事件发生后，张飞龙又逼高永福交地还债，知县将他仅有的五亩地断给教堂，高永福呼天不应，吐血而亡。高永福一家的悲剧，不过是《神拳》情节的开端，然而作家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通过对农民的日常生活画面、生活矛盾的细腻描绘，异常生动地展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复杂而又动荡的社会面貌。这里既有农民的贫困、破产以及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也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宗教渗透以及教堂与官府的勾结、互为利用；既有对动荡不定的社会形势的侧面勾勒，更有对农民反抗怒火的正面展示，如此丰富、多样、复杂的社会内容，在作者的大手笔之下，缩龙成寸，全都通过高永福一家的遭遇，天然无饰地反映出来。这一幕戏，最可见老舍的艺术功力。后面的三幕戏与第一幕比较起来，就显得弱了，虽然也有一些精彩的段落，但是作家的笔力显得有些过于分散，未能沿着对主要人物的生活命运的描写来安排戏剧冲突，加之有时忙于交待事件的过程，缺乏对历史生活画面的真实、丰满的刻划，因而，艺术感染力也就相对减弱了。

老舍建国后创作的最后一个话剧剧本是《宝船》。这个取材于民间故事的童话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曾经演出，受到了广大小观众的热烈欢迎。剧本写古时候一个名叫王小二的孩子，他热爱劳动，喜欢帮助别人。有一天在深山打柴时，王小二救了一位落水的老爷爷李八十，老爷爷送他一只宝船。宝船可大可小，小则能托在掌上，大则能装下几个人，在急流中行驶。一年发大水，王小二划着宝船救人、救牛羊，也救了仙鹤、蚂蚁和蜂王，表现了助人为乐的可贵精神。张财主的儿子张三，化名张不三，也被王小二从水中救出。大水过后，张不三利用王小二的幼稚，采取欺骗手段，将宝船弄到手，跑到京城，献给皇上，皇上封他为宰相。小二在妈妈的启发下，认识到将宝船交给张不三是上了坏人的当，他只身逃到京城，找张不三和皇上索要他的宝船，张不三依仗宰相的威风，将小二打伤。老爷爷李八十将小二救出，小二在仙鹤、蚂蚁、蜂王以及大白猫的协助下，利用给公主医病的机会，进入皇宫，同皇上和张不三展开一场斗智斗勇之战，取得胜利，宝船失而复得。他们还按着老爷爷传授的方法，使张不三变为大灰狼，皇上变为大野猪，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通过这个神奇、美丽、富于风趣的童话故事，老舍向孩子们进行了一次真、善、美的教育。王小二、王妈妈、李八十以及鹤、蜂、蚁的形象，都写得优美、动人。他们善良、真诚，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而且敢于反抗邪恶势力。他们的形象，集中概括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品德与智慧。张不三与皇上，一个奸诈阴险，一个愚蠢懒惰，是假、恶、丑的象征。通过这两个形象系列的对照，作家使孩子们懂得了勤劳与懒惰、善良与邪恶的分界，明白了一些生活的道理。这正是《宝船》的积极、健康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宝船》所以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还在于它具有儿童生活的特点。从儿童的天真、活泼、幼稚、富于幻想的心理特征出发，老舍极力点缀童话的神奇色彩，使剧情的发展曲折离奇，紧凑生动。为了适应孩子们的理解和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