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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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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社会、民族、地域的风情民俗，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逐渐积累、发展、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或保守性。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它又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老舍在《正红旗下》中写习俗，很少孤立地去交代某种习俗的本身，而总是将它放在特定的情节发展中加以描绘，并且使它与特定的情节一起，向读者展示一定社会生活的风貌，反映社会的经济、阶级状况，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小说中关于给“我”进行洗三典礼的描绘，即为一例。所谓“洗三”，就是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天，要给它洗澡。这是旗人的一种风俗，以示对婴儿的祝福。“我”是老儿子，又是独生子，且在年关时节降生，洗三仪式，本应办得十分隆重。但是“我”的父亲，每月只有三两饷银，家境贫穷，实在缺乏大摆宴席的财力。于是，这个洗三，就要既办得经济，又要合乎旗人的习惯。贺喜的七姥姥八姨们到齐之后，自然是先吃酒，后开饭。酒是对好了水的，千杯不醉，菜只有两样：腌疙疸缨炒蚕豆和肉皮炸辣酱。小说写道：
“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座！”“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
“宴会”的程序与方式，自然是合乎陈规的，但是酒菜和热汤面，已经显示了这个下层旗兵家庭的贫寒处境，贺客的“排山倒海、虎啸龙吟”的吃法，也反映出，“我”的父亲的贫寒处境在清末旗人中是有普遍性的。接下去，是关于洗三典礼的正面描写：宽沿的大铜盆里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即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同时还放入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以示对婴儿的祝福。这些钱或东西，最后都归主持洗三的白姥姥拿走。但是落水的铜钱并不多，这同样说明贺客都是一些穷旗人，尽管他们都真心实意地向婴儿祝福，却拿不出颇能显示体面的钱来。“添盆”之后，开始给婴儿洗澡，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这些吉祥话，一方面包含着劳动人民渴望新出生的一代顺利成长的良好意愿，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在毫无所知的混沌中，就开始接受“作官”的祝福，可见封建正统的“作官”思想，对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制约与影响，是何等严重！
小说中多次写道，旗人是极重视规矩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几乎成了清代旗人“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定禄是“真讲究”的典型。在牛牧师赴宴一节，作家为我们详细描写了定宅有着豪华陈设的院落、花园、花厅、暖阁等等，充分揭示了这个旗人富豪的挥金如土的生活。作者还特意交代了这样一个细节，定大爷每想吃熏鸡或烤鸭，王掌柜必不能在账上如实地记上一两银子，否则，定大爷就要发脾气，“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诚实的王掌柜在良心受谴责的情况下，至少要开十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定大爷在“真讲究”中安闲度日，而那些贫苦旗人则在“穷讲究”中痛苦挣扎。“我”的母亲就常常为给亲友行礼而发愁。每遇婚丧大典、拜寿贺喜，缺礼是决不行的。“不去给亲友们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去吊祭或贺喜的时候，路近呢自己可以勉强走了去，若是路远呢，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这又是个问题！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张凑凑十胡什么的，难道可以严词拒绝么？再说，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这些陈规俗理儿，对于穷旗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难以负载的负担，如同脖子上套了根绳索，越勒越紧。通过这些习俗描写，作家不但揭示了清末旗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显示了那个时代贫富悬殊的状况，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认识价值是重要的。
老舍还常常将风情民俗的描写与人物性格的刻划结合在一起，使其溶融一气，相映成趣，收到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在关于祭灶的描绘中，小说就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姑母的性格特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何况“我”的姑母又是寡妇，她自然是不具备主持祭拜大典资格的。但是，在祭灶之日，姑母却另有她的乐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被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有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以免叫灶王看见，招致神谴。”英兰斋满汉饽饽铺里的关东糖的特点，用小缸盆藏糖的方法以及祭灶之后躺在被窝里吃糖的神秘状况，这一切，都是那么鲜明地刻记着民族习俗的烙印，同时在由风俗画所构成的环境描写中，姑母的自私小气的性格，以及她对灶王爷的并不虔诚、并不严肃的信仰态度，也逼真地刻划出来了。福海二哥是一个聪明、机灵、诚实、有头脑的满族青年，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他。我们只看他请安的一个细节：
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1”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
这种请安方式，是满民族的古老习俗，但是福海二哥把它艺术化了，几个动作连贯、和谐而又自然，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敏、灵活和待人接物周到、大方的性格特征。同是待人接物，大姐则遵循着另一套规矩与方式：
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妇女们的这类规矩，不独满族有，汉族亦然，它是封建家法关系的一种反映。由于自幼的薰陶，大姐把这类规矩的运用也艺术化了，所不同的是，福海二哥的请安动作瞬息即可做完，大姐坚持这个规矩，却要付出相当痛苦的代价，她的腿经常浮肿就是证明。所以说这一段描写，不光介绍了一种古老的封建习俗，而且表现了大姐温良、顺从、贤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类似的例子，在《正红旗下》中是很多的，譬如通过祭灶时放鞭炮以及放鸽子、蹓鸟、玩蝈蝈的描写，表现大姐公公和大姐夫以吃喝玩乐为荣的空虚、腐朽的精神状态；通过对大姐婆家雕花大佛龛的气派以及供品的铺张的勾画，表现大姐婆婆“虚张声势”、“瞎唬事”的性格；通过母亲领来饷银之后盘腿坐在炕上作经济预算的描写，表现母亲的精细、节俭与负债造成的精神痛苦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结合着风俗画的描绘刻划人物的，这不仅使人物性格表现得更加情态逼真，生动传神，而且显示了人物性格所应具备的特定的历史内容。
风俗画描绘，还能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洗三时，亲友们的“添盆”，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后来，又用姜片艾团灸“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用一块青布沾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最后，用一根大葱打“我”三下，口中念道：“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些描写，烘托了“洗三”仪式的喜庆气氛，构成了一种亲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能够使读者自然地进入作家所描绘的生活中去，获得美的艺术享受。
《正红旗下》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风俗画的描绘所显示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之外，在人物刻划、结构布局、语言艺术等方面，都保持了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把老舍的小说艺术，推向了高峰。作为老舍四十年文学创作的压卷之作，它的确具有真正的扛鼎之力，它必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永远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第二十二章 历史悲剧的前前后后（一九六二——一九六六）
太平湖西岸的一个深夜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的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党中央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党的文艺政策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一九六一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就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参加了这些会议，从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动笔的。在广州会议上，老舍以《戏剧语言》为题，作了长篇发言。这篇发言不光精辟地论述了戏剧语言问题，充满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而且我们从中还可以觉察到老舍当时的兴奋心情。他在发言中说：“朋友们，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我们有责任提高语言，以今日的关汉卿、王实甫自许，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使语言艺术发出异彩！”老舍熟悉旧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着很多这方面的题材，他意识到，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他写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他不光要完成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还准备写一部题为《康熙》的话剧，在舞台上重现清朝这位最开明的君王的形象。
但是，就在《正红旗下》动笔大约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党野心家康生利用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失误，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现代文字狱。紧接着，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又在文艺界提出一系列“左”的口号，对电影《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发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批判，这就使“左”的倾向迅速得到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老舍只好搁笔，《正红旗下》停写了，孕育中的其他创作也只好打消。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老舍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产期。“劳动模范”被迫停止了笔耕。四年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有份量的创作，自从二十年代《老张的哲学》问世以后，在老舍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还未曾出现过这样长达几年的低产状况！老舍是苦闷的，他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这位正直、热情、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作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自然莫过于被剥夺了为人民而创作的权力。在苦闷、迷惘的同时，他仍然在追求，在探索。象《正红旗下》这样的题材不能写了，但他又不甘于长期停笔，他决定去熟悉新的生活：下乡。一九六四年春天，六十五岁高龄的老舍，带着行李，来到北京市郊区密云县城关公社檀营大队，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同年秋天，他又转到海淀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又到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住了很长时间。在下乡期间，他广泛地走访群众，认真进行各种社会调查，做了大量的笔记。据说，光是养猪的技术细节，他就记了半个日记本（注：参看舒乙：《老舍与满族文学》，《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老舍在下乡期间所写的唯一的一篇作品，是《陈各庄上养猪多》（注：《北京文艺》1966年第4期。）。这是一段快板，约一百三十余行。由题目即可看出，这是一篇通俗的宣传材料。它主要讲大力发展养猪的好处与经验。陈各庄原来是一个穷村子，“不是旱，就是涝，大大小小总把饥荒闹”，解放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既改变了土地的肥力，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作者写道：“多养猪，果然好，片片田园都把肥吃饱。田有肥，鱼得水，庄稼样样长得美。”老舍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赞美是真挚的。从艺术创作上讲，这一篇快板不值得重视，但是它在老舍一生的创作经历中，却具有特殊性。它很可能是老舍留给人间的最后一篇文艺创作。老舍一生倡导通俗文艺，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写作鼓词、相声等曲艺作品，建国以后，他又和赵树理同志一道主编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两个人志同道合，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陈各庄上养猪多》是老舍晚年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付出很大代价去熟悉农村生活所换取的唯一结果。我们为他未能如愿以偿地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惋惜，同时我们又为他晚年仍致力于曲艺写作而感动。一个修养有素的老作家，时刻不忘为群众服务，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
从一九六六年春天起，形势越来越紧张。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底的对吴晗同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很快波及全国。这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文艺的伟大成就，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四月，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开始，由吴晗而邓拓，由邓拓而北京市委，步步升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北京城。起初，老舍对“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尽管有些迷惑不解，但是出于对党的真诚的感情，并不曾从根本上怀疑它的正确性，他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如人们最初想象得那么简单，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竭力加剧运动开始时所显露的狂热性与破坏性，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七、八月间，全国都已经陷入混乱与恐怖之中了，古老的北京城，失去了文明与秩序。抄家、揪斗、游街、示众，甚至把人毒打致死，这些既糟踏“文化”，又破坏“革命”的作法，使老舍对这场运动愈来愈不理解了。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怀和保护老舍。使老舍居住的“丹柿小院”，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之前，未遭洗劫。老舍也寄希望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尽管他不理解眼下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但是他对前途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席大会，陈毅副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老舍坐在主席台上，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直到离开时，仍然在望周总理的背影。老舍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老舍的声音流露出极深的敬爱的感情（注：《“最后的时刻”》，《巴金近作》。）。
“丹柿小院”幸免于洗劫终究是暂时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灾难降临到老舍头上了。这一天下午，老舍正在北京市文联的办公室参加学习，突然闯进来一批狂暴的人，把他和二十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一起推上卡车，拉到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大院里。下车之后，狂徒们便用京剧道具对这些作家艺术家进行残暴的蹂躏与毒打。老舍的头部被打伤，满脸是血，身上也到处是伤痕。“老舍对这种非法暴力愤怒地表示了自己的抗议。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不肯撒谎屈辱。他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不肯说出一句有损党的尊严的话。就因为这个，他当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到百般污辱，轮番毒打至深夜。”（注：胡洁青：《党的阳光温暖着文艺界》，《文艺报》1978年第1期。）夜里两点多钟，胡洁青把老舍接到家里，她含着泪，为老舍收拾伤口。胡洁青发现，老舍的眼睛里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八月二十四日上午，胡洁青本想留在家里照顾他，但老舍执意让她去上班，因为运动正在紧张阶段，半天不参加运动，那是很可能要挨整的。胡洁青在离家之前，又给老舍收拾了一遍伤口，并嘱他一定不要出门，好好在家里养几天。然而就在胡洁青离家之后，老舍拄着手杖，带着一卷他亲笔抄写的毛泽东诗词，出门了。二十四日下午，他没有回来，晚上，仍然没有回来。直到二十五日晚上，在靠近德胜门的太平湖西岸，人们才发现了老舍的遗体。胡洁青回忆当时情形说：
二十四号我一夜没睡，心神不宁地给他等着门；二十五日，我到处打电话探听他的下落，都是毫无音讯。胡同里的每一点声音，我都以为是他回来了，结果，一个接一个的盼望都落了空。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电话响了，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太平湖西岸……。登时，我觉得天塌地陷了。那天，天上正下着小雨。我迷迷糊糊地上了电车，还得换车，快十点钟的时候才摸到了太平湖的西岸。那是个很荒凉的地方，又是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借着微弱的路灯亮光，我找到了地上有一领芦席的地方，那芦席下盖着的就是他！我扑上去摸摸他，他已经完全冰冷了！
强忍着剜心的悲痛，我又摸到了太平湖公园管理处，央告人家允许我打了个电话，让八宝山公墓来车拉他去火化。好久，车才开来，把他装入棺中抬上了汽车。我赶忙也爬上车，一起到了八宝山。办手续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说不给留骨灰。人家不但不让我到里面去，想再看他一眼也不许。我痴呆地木在那里。我感到疑惑，为什么他一双白千层底的黑鞋和袜子，一点污泥也没有？深夜一点多钟了，没有一个人来理我，也不知是魂走还是人走，我只好恍恍惚惚地离开了八宝山。
夜静更深，雨也小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漆黑的夜空，象一口黑锅覆盖着人间。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一步一步地往城里走。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它长得似乎没有了尽头。我想起，我从北京去重庆找他的时候，路上走了五十天，好象一眨眼的功夫就走到了；我们两度离别，一次是六载，一次是四年，也象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又团聚了；我和他携手并肩走过的三十五年的人生旅程，我都感到太短促！只有从八宝山一步一步往城里走的这条路，太长太长了，走尽我的一生，再也不会见到他……（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悲剧！在意想不到的灾难中，胡洁青失去了她的亲人，人民失去了它的忠诚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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