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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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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文学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八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做背景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大明湖》。他决定写这部长篇是在齐鲁大学任教半年以后。他初到济南，“五三惨案”的事实，即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听人讲述当时的情景，亲自踏看现场，对着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照片，久久地凝视——
这是济南人民多么屈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二月，蒋桂冯阎四派联盟，攻打奉系张作霖，争夺华北；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挡英美势力向北方伸展，公开帮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军寻衅，枪伤济南军民。五月四日，残杀交涉员蔡公时，屠杀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几尽，军民死亡近五千人。五月八日，日本师团长福田提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五条，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旁二十华里以内。五月九日，日本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面对这种残暴的、蛮横无理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竟然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指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济南人民的鲜血空空抛洒于街头，而竟无人为之申冤雪恨！
一向以幽默笔调写作的老舍，在写作《大明湖》时，再笑不出声来。悲怆之情，充塞胸间。他要为大明湖谱写一曲悲歌，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一抒愤慨！
非常可惜，《大明湖》写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未及印出，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火，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起火，书稿被焚，至今成为一件憾事。
据老舍回忆：《大明湖》的情节线索是很穷的母女两人的悲惨遭遇。母亲是个暗娼，她的生活中“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最后，她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在没人保护的生活中，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钱，也走上了她母亲的路。这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其中老大和老二是对双生子，从外表上看去长得一模一样。老大性格上偏于理智，老二性格上表现着感情的热烈，然而理智的老大在被疾病征服的时候，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这时候，“五三惨案”发生，老三被杀，剩下老大和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注：见《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大明湖》以母女的悲剧道路和命运为“正题”，以“五三惨案”为“副题”，这样处理，是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故事。因为假如把“五三惨案”做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把“五三惨案”安排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故事与惨案一同紧张起来”，故事就可以展开得更火炽一些。老舍的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他要借这个故事，表现处于底层的城市贫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呻吟、挣扎、抗争的悲剧命运；同时，对于日本的暴行作正面的申讨和抗议。
《大明湖》中，老舍第一次在作品中描画了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迹象，表现着作家思想中新的因素的萌生。他自己讲：在母亲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注：《我怎样写〈大明湖〉》。）他后来还曾追忆过：“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情节否？”（注：《老舍选集·自序》。）应该特别指出如下一点：尽管《大明湖》已经焚毁，无从查考，但是这时的老舍从认识上确认共产党人是一些“精明而有思想”的人，这无论如何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变化。确认这一点，对于了解老舍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小巷深处
一九三一年暑假，老舍回北平同胡青结婚。婚后胡洁青随老舍到了济南。他们居住在济南城里南新街五十四号。这是一所同济南千家万户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普通居所，在一条小巷的深处。老舍一家，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他离开齐鲁大学。
在这条小巷深处，老舍同胡洁青度过了他们宁静而和谐的生活。老舍回忆说：“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识的地方；他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注：《吊济南》。）
胡洁青同老舍结婚时二十七岁，她也是满族人，父亲做过一任小官，家境比老舍家略为好些，原住北京西城宫门口三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以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思想，她从读大学以后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这样对待别人的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一九三三年，他们的家庭里添了一个小女儿，因为生在济南，所以起名为“济”。老舍曾经十分风趣地叙述小济降生以后给家庭带来的欢闹和混乱：“有了小活神仙，家里才会热闹。窗台上，我一向认为是摆花的地方。夏天呢，开着窗，风儿轻轻吹动花与叶，屋中一阵阵的清香。冬天呢，阳光射到花上，使全屋中有些颜色与生气。后来，有了小孩，那些花盆很神秘的都不见了，窗台上满是瓶子罐子，数不清有多少。尿布有时候上了写字台，奶瓶倒在书架上。……上次大扫除的时候，我由床底下找到了但丁的《神曲》。不知道这老家伙干吗在那里藏着玩呢！”（注：《有了小孩以后》，《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为孩子的琐事奔忙，跑书店、药店，因此也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他钟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做牛做马”，这不是他的琐屑，也不简单的是忘情于小家庭的欢乐之中，这里透露着他对于未来虽属渺茫却十分执着的爱。＇网罗电子书：。WRbook。＇
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这部讲义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老舍不仅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艺术理论上富于创见的批评家。《文学概论讲义》凡十五讲，分别阐述了文艺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得失，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对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以及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老舍认为，“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艺术品虽然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美与真理的再生”；作家应该“从社会中取材”，应该善于“捉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文学是时代的呼声。”这些艺术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当然，由于当时的老舍还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难免有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些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来看待，不应该苛责于老舍的。
济南四年，老舍的创作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给予老舍以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讲过：“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注：《老舍选集·自序》）在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也越加沉实有力。《猫城记》固然有“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的缺点错误，但是它的更主要的篇幅却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政和投降卖国的罪行的，其它如《离婚》涉及到国民党的特务制度，《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不少篇章直接指斥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不抵抗主义。这些作品，都不是“兴之所至”的即兴作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第七章 忧愤．迷惘．追求——《猫城记》
《猫城记》的厄运
《猫城记》是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却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八月）上，至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载完；一九三三年八月现代书局初版印行。
《猫城记》出版五十年来，人们对它的评论是众说纷云，极不统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作品的成败得失。
《猫城记》出版以后，较早出现的重要评论，当以王淑明的文章为代表。王淑明的文章发表在《现代》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上，看作者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约当于《猫城记》出版后两个月。在这个评论中，指出了《猫城记》的成就：它同张天翼的《鬼土日记》“都是属于所谓一般的讽刺文学。虽则他们所讽刺的对象，尽管不同，一个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东方式的半封建国家，但是两个人都能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则又恰恰都是成功的。”评论作者认为，这部作品“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它是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对于作品的缺点，评论作者认为，作品借那个火星上旅行的外国人之口，一再悲叹的说，这个民族的复兴，是无望了。这样的论断，“有些以偏盖全，以部分涵盖全体，所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为“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别有其新生的一面”。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几乎是同时，李长之也发表文章，肯定了《猫城记》的成就，并将老舍与鲁迅从讽刺风格上加以比较，颇能发人深思，是《猫城记》评论中很应该引起注意的意见。（注：详见李长之：《〈猫城记〉》，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总之，这些评论对《猫城记》都是基本肯定的。
老舍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个作品尽管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并不认为凡是自己创作的都是成功的作品。他在两年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了《我怎样写〈猫城记〉》这一篇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他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也认真地回顾和审视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指导思想，他承认这是本“失败的作品”，这不仅因为《猫城记》缺少幽默，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老舍对自己是过于苛刻了。但是，从中也透露出老舍锐意求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旧中国的改造发生积极影响的强烈愿望。应该说，这种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创作，力图跟上时代主潮的积极态度，正是他后来所以能够逐渐同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主观因素。这种严肃的态度到了建国初期发展为一种自觉的革命责任感，他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考虑越加严格。当他一九五一年编定短篇小说的选集时，明白地宣布不再重印这本书，并说：“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注：《老舍选集·自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老舍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个作品，他还是有分析的，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说得很清楚，这个作品的肯定的一方面是“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这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这个作品的错误在于“也讽刺了前进的人们，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注：《老舍选集·自序》。）这样的看法是认真的、客观的、冷静的。
事实上，从思想上全盘否定《猫城记》，或者只讲《猫城记》的问题、缺陷而不全面地公正地评价它的得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研究者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这是不难理解的。对于一部作品，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偏颇的意见，或者有一些不同的评价，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都还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或讨论。十年动乱期间，情形就根本不同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欲置老舍于死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背景下，《猫城记》彻底地遭了厄运。它被毫无根据地宣判为“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老舍本人也遭到同样的诬陷。（注：1969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
今天，人们希望重新评价《猫城记》，对它的得失做出全面的、恰当的分析，正是势所必然。
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猫城记》的故事是这样的：开头叙述“我”与“自幼同学的好友”乘飞机到火星去旅行。当他们飞进火星的气圈时，飞机“出险”，坠毁于火星之上，机骸零落，朋友身亡，“我”幸免于难。以下叙述“我”在猫城的历险经过。“我”举目四顾，惟见灰雾弥天，惊恐之下，遇猫人，被掳于暗室，不久获得解脱，被猫人奉为“神明”，享受优厚待遇，“我”因而得以遍观猫城的一切。故事的结局是猫人被“矮人”灭绝，“我”于半年后遇法国探险飞机，遂随机返回故国。
作品以“我”在猫城的奇特的遭遇以及由于这些奇特遭遇而生出的感触为线索，广泛地描摹了猫人的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形。这当然不过是一种假托。不难看出，猫城实为旧中国的象征，而猫人则为中国人的变形。作品以幻想的形式出之，相当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以及由于这种统治造成的群众的愚昧、麻木、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面前妥协误国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老舍写作《猫城记》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虎视眈眈，妄图一举南下吞并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猫城记》中轰响着作家激愤的救亡的呼喊。
“矮人”以极野蛮的方式侵入了猫国，而猫国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官僚、政客，仍处于麻木和苟安的境地中。“外国人打进来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势，大蝎邀集他的同僚商讨对策。结果竟然是无动于衷，“老年的人没有任何表示，眼睛好象省察着自己的内心。中年的有一位刚要点头，一看到别人，赶快改为仰头看天”。最后大蝎提议“点几个妓女陪陪”，人们这才“全活过来”，“政事”也就在这种恬嬉之中不了了之。外务部部长国难当前，却忙着给儿子娶媳妇，对于“矮人”入侵，除了空言抗议别无他法。外务部大门四开，只地上“堆着一些大石板，石板上都刻着抗议”。“所谓外交者……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便送去一块‘抗议’，外交官便是抗议专家。”此外，最高的国策就是逃跑了，“迁都！迁都！皇上搬家！”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在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矮人”逼进猫城，情形又一变，正在狂逃的大蝎一般人转而趋进“矮人”，这是因为“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
谁都知道，这样的故事，虽属象征，却绝非虚构。作家明显地取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发生的实事。作家也不是单以暴露这些丑行为快事，而是怀着一种难言的悲愤心情的。作家借“我”的感触，这样诉说自己感情上的痛楚：“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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