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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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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快乐欢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他的心境该是何等矛盾，何等凄苦！后来竟维持40多年，相伴相依，过了一辈子。其中甘苦，胡适既“不足为外人言”，外人见仁见智，谁又能猜得透呢。
然而，不论出于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同情也罢，胡适毕竟没有背弃文化不高而又是小脚的江冬秀。他们的婚事，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当时传说陈独秀个人行为不检，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在北京寻花问柳，且因争风在妓院抓伤某妓下体。这种事情适为旧派攻击的口实。而胡适却与陈氏成了鲜明对照，不仅言论态度较陈独秀温和，尤其不背旧婚约一事，更占了许多意外的便宜。因此，旧派人物，不论真道学假道学，都鄙薄陈独秀而恭维胡适之。即如蔡元培、高梦旦等一些正派文人，也多推崇胡适，而不满于陈独秀。陈氏也终因私行不检点遭人攻击而被迫离开北大；甚至被人造作谣言，用以反衬胡适的不背旧婚约。胡适在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件事：
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
由这一件事，也可以窥见五四时期新旧思想和新旧伦理道德冲突的某些特点。当时的胡适正青年得志，名噪一时，是全国景仰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特别爱惜名誉的胡适，当此新旧思想和新旧道德冲突的时代，怎么会以自己的婚事去违忤社会舆论而损害自己已经获得的盛誉呢？
胡适自己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本身便是一个矛盾。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文化滋养的胡适，于家庭之事“岂不爱自由”？他对这桩地道的旧婚事，对这位颇为粗俗的小脚太太，本来是内心十分矛盾，绝不心甘情愿的。但他生平颇能克制，善于掩饰和隐藏，即如上述致胡近仁的吐露真情的信，他也担心泄漏天机，一再叮嘱近仁：“阅此书后，乞拉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如果近仁果然将此信拉烧，亦不为外人道，则外人怎么能知道胡适内心的矛盾与凄苦、挣扎和呻吟呢？
然而，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理解同情也罢，以及对自己名誉的爱惜也罢，都不是爱情。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已经认识到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曾经正确指出：“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不正是在母亲所代表的旧礼教及传统习俗强迫之下的异性同居吗？为了母亲，胡适只能容忍迁就，情愿不自由；母亲去世后，便又难免挣扎和反抗。他写的惟一剧本《终身大事》，主旨便是反抗旧式包办婚姻，最后喊出：“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这是“五四”觉醒青年的呼声，也正是胡适自己隐痛难言的心声。在《别赋》一诗里，他情意绵绵地歌唱：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3）
我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了。
一想到，一提及离别，我们便偎着脸哭了。
这般“情痴”情愫，与“情愿不自由”那种无爱的心境，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面对与江冬秀的无爱的婚姻，胡适只好在诗文中去追求那自己作主的“蜜也似的相爱”，抒写内心的苦闷与希求，倾诉心灵深处的哀怨与相思。然而“过屠门而大嚼”，毕竟难以消解无爱的苦痛。于是，在胡适感情饥渴的天地里，撞进来一位曹声女士。1923年夏秋之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当时已婚的曹声（名诚英）表妹正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他们同住旅舍，每日里不是泛舟西湖，便去游山赏桂，有时登南高峰看日出，有时赴海宁观钱塘江潮，或品藻诗文，或赏月下棋。胡适沉浸在热烈的恋情之中。三个月很快过去了，曹声要回女师去了，临别前的一个夜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不久，声与丈夫离了婚，胡适却因顾忌江冬秀及儿女、事业的牵系，不敢再追求这种“神仙生活”了，致令声独居终生，“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胡适也只好怀着无限的感伤与哀怨，吟唱“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罢了。
从此以后，胡适虽然仍有感情的丝丝牵系，却大致趋向平静，与江冬秀白首相依40年。在他们俩人40多个春秋的家庭生活中，甜酸苦辣，外人很少知道。但江冬秀自始至终是忠于她的博士丈夫的，因受胡适的感染与鼓励，她曾经努力学习文化，自修到可以读金庸小说，能写半通半不通的书信；管理家务也很有才能，很有魄力，是一位很能干的内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多少文化，更不懂学术为何物的江冬秀，竟也颇能信任并支持胡适选择的学术道路，对腐浊不堪的政界有相当明白的认识，并不希望胡适做官走上政治的路上去。然而冬秀的文化毕竟太低，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总难免这条鸿沟的隔膜。冬秀往往抓住胡适爱惜名誉这个弱点，“遇事不是乞怜，而是大吵大闹，逼得胡适不得不步步退却，迫使他与曹声断绝关系”。也因文化的关系限制，冬秀不信新医术，也欠缺现代医药知识，胡家有病人，非胡适在家“不能有新式的治疗”。教育孩子，冬秀也多采用乡间传统模式，“对儿子总是责备”，“总是骂他”，胡适曾多次劝导她，说：
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
他们两人的不同态度，正是旧式传统的家庭教育与新式民主的家庭教育的根本差别所在，也反映出两人思想、文化以致生活方式上的难以弥合的差距。
这些都是后话。胡适终于没有背弃他的小脚夫人江冬秀，并且互敬互爱，即使表面佯装也罢，内心无爱也罢，毕竟是白首相依，终其一生。在江冬秀一面，也许是“幸运”的，然而在她“大吵大闹”之中却也透露出多多少少的不平与怨恨；
而对于胡适，则更是甜酸苦辣，充满矛盾、挣扎、容忍、迁就，以及满腹难言的隐痛与辛酸。这一对“五四”时代新旧思想文化和新旧道德冲突下的畸形婚配，究竟应如何评价，笔者在此如何能够简单作答呢？
① 江冬秀，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农历十一月初八日生。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人。据石原皋《闲话胡适》中说：“江村是旌德县的巨族，为全县之霸，她也是名门女儿。父名世贤，早逝。母吕氏，名贤英，亦系出名门，是旌德庙首吕探花的后裔。吕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吕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原来有亲戚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第45页）婚后生有二男一女。长子祖望，现在美国；次子思杜，留在大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自杀，1980年平反；女素斐，早殇。1949年胡适逃亡美国后，江冬秀随后于1950年6月到纽约。1961年10月回到台湾省。1975年8月22日去世。终年86岁。与胡适合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
② 《藏晖室札记》卷九“五八 第九号家书”（1915年5月19日）云：
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年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647～648页）
可见第三号家书中必流露有不满意情绪，才引起胡母的疑虑，以致胡适又要在九号家书中加以解释。第三号家书不见于《藏晖室札记》。
③ 《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八 读致韦女士旧函”（1917年5月4日）云：“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与1916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1915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4）
《藏晖室札记》中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会面情形多处，摘引数则，以见其亲密谐趣之一斑。
1916年10月23日记“答陈衡哲女士”一则，云：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上海亚东版，第1037～1038页）
同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又“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上海亚东版，第1045～1046页。
）
1917年4月11日，追记与陈衡哲初次见面情形：
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5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40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上海亚东版，第1125页。）
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26期上，有一“文坛画虎录”专栏，发表“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一文，中说：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吗？但是我们那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中叙胡适已订婚事，略）……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与陈衡哲读了这篇文章，很生气，拿了去找胡适；胡适读了也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十日谈》编辑先生，提出抗议，并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信稿草就以后，又送给任陈二位看过，经研究并“添注”了意见，再送回胡适“亲笔抄写”过，又送任陈“再读一遍”，方才寄出，载《十日谈》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驳“象恭”文章，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沌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十日谈》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
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⑤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 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
⑥ 《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 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选”
栏，题为“出门一首”。
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⑦ 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5）
⑧《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 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
⑨《藏晖室札记》卷五“三 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亚东版，第290页。
⑩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册，第199～201页。
《新婚杂诗》共五首，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
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删去第二至五首。此处所录是第四首。
此诗初录入1918年1月12日致钱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10～11页。
关于“采薇子”，《绩溪县志》有传，见“人物志？流寓”，可以参看。
胡适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绩溪上庄胡近仁的孙辈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录在所撰《闲话胡适》中，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页。
同注⑩。
《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 ‘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亚东版，第443页。
《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页。（此下皆三版注）
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所收《尝试后集》未收诗稿，1923年1月1日作。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册，1923年10月3日。该日记1923年5月至8月多有关于与曹声书信往还及诗作日记；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记》及《山中杂记》中，均有关于与曹声（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记载及有关诗作，可以参看。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记载：
吴健雄女士来信，友人传来消息，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有半点生存话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秘魔崖月夜》（诗），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版所收《尝试后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为该诗最后二行。
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该书第39页，作者又记江冬秀为胡适与曹声的关系，“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将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参看胡适《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骅？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11期灵作《胡适来校之期》一文中。
《胡适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所载《胡适家书选》。
关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与一位“小脚太太”的结合。其实这是“五四”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文化的许多先驱者中，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旧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脚，胡适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们各自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包办婚姻“碰得不坏”，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挣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这两类情况似乎比较少有。第三类占多数，是在忍受包办婚姻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上多有挣扎以致反抗，自然挣扎与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适实际上属于这第三类。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在他们白首相依的40年间，实在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笔者著有《胡适？江冬秀》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评，可以参看。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1）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我们不准备在这一节里做关于孔子的专论，只想指出，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并“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专制，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②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
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③
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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