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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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便也一反少年时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④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⑤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2）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水浒传》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水浒传》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　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　《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　《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　《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⑦　《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⑧　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⑨　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⑩　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
　　　　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
　　　　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2）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
　　　　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