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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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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2）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
汪静之在上海拜访胡适后不久，便把他的诗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风》，寄给了胡适；以后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去。后来，《蕙的风》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刘延陵都写了序；胡适也写了，是三序中最长的一篇。⑧他对这位“少年朋友”的诗，作了非常热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他说：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如此热情的鼓励，亲切的体谅和关怀，对青年人的成长该是多么有益！
《蕙的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抨击是异常猛烈的，胡适估计到也许有人会“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用旧道德来责备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因此，他预先警告人们，不要“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他以新诗最先尝试者的身份，呼吁社会给这些少年诗人们“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
果然，《蕙的风》出版后不久，东南大学便有一位少先生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篇文章，攻击其中的爱情诗“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金瓶梅》一样的罪名；遭到别人批驳以后，他又发表《悲哀的青年》一文进行答辩，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什么“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泪已盈眶了”。
对于这位“含泪的批评家”，鲁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驳斥。⑨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他指斥胡梦华一类的“道德家”说：
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⑩鲁迅还鼓励汪静之，不必顾道德家们的议论，“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
围绕着“湖畔”诗人的成长，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老带新”、“老帮青”
的一段佳话，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爱护青年，奖掖后进的优良传统。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3）
①《李超传》，原载《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文末注“民国八年十二月”，显然是编集时按《新潮》出版时间添上的，有误。据《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所收《在李超女士追悼会上的演说词》，注明追悼会是1919年11月29日召开的，蔡先生演词中提到胡适所作的“李女士传与演说”，可见此前《李超传》已经写就，蔡先生也读到过的了。
②蔡元培的演说词，曾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
③《许怡荪传》和《吴敬梓传》，均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谈新诗》，载上海《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其中引述并评论了康白情的《窗外》、《送客黄浦》，俞平伯的《春水船》及《深秋永定门晚景》（《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等几首青年人的诗。
⑤《草儿》与《冬夜》，均于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评“草儿”》，作于8月30日，载《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1期；《评“冬夜”》作于9月19日，载《读书杂志》第2期。后两文合并为《评新诗集》，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出版。
⑥汪静之的这首诗，在胡适的《蕙的风序》中曾引述过。1957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蕙的风》，是经作者淘汰过的《蕙的风》（删弃三分之二）和《寂寞的国》（删弃三分之一）的合集，《怎敢爱伊》这一首诗被删弃了。
⑦《胡适的日记》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来访的有汪静之、胡洪钊，皆绩溪人；曹□□，歙县人，皆少年。”
⑧胡适的《蕙的风序》作于1922年6月6日，原载《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同年8月初版卷首；又载《努力》周报第21期，题《蕙的风》，署名“适”，同年9月2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⑨胡梦华，也是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南京东南大学学生。他的《读了“蕙的风”以后》，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24日）。接着，章洪熙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10月30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载《觉悟》同年11月3日）进行答辩。以后，周作人便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学灯》11月5日）；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载《晨报副刊》11月17日）。后来胡梦华还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载《学灯》11月18至20日）；于守璐又写了《答胡梦华君——关于“蕙的风”的批评》（载《学灯》12月29日）。这场关于《蕙的风》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方才结束。
⑩《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3～404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1）
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
的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不重视整理国故的缺点。胡适指出：
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他主张“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充分估计到了整理国故的重要性和学术文化价值，却显然又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
到了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③一文中，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义”的全部内容。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只来看看他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胡适很明确，是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作“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他曾经嘲笑那些国粹党，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国粹”，说：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怎么整理呢？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评判的态度”。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说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来了：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这些意见和方法，显然与守旧的国粹家们分道扬镳；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诸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艰难，这一工作的分量，开初也是估计不足的；他本人也并未打算具体来做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他这时已经认识到，整理国故是要与历史的因袭和传统作战，非大力汉担当不起；他自己决心做这样的大力汉了。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议决要办一种《国学季刊》，胡适被举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0月审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创刊号便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2）
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创刊号登载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其中首先总结了清代三百年间汉学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统的阐述，可以说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别进一步发挥了“还本来面目”的观点，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⑤
胡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历史，“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又要把历史文化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去评价其是非功过。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并吸取了清代汉学家们的治学经验，和复古派“保存国粹”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胡适在《宣言》中提倡“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闭关自守。他说：
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
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⑥
他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博采欧美学术的成绩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也不失其参考的价值。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以后，几年之内，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中国传统小说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创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故学的新局面。在具体实践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原因自然很复杂，而与胡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开的。他和新潮社的人们提出整理国故，正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胡适在这时候，竟说什么“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未免过甚其词，蛊惑人心；他又给青年人大开“国学书目”，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学生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文言文。⑦这就难免在客观上引诱一些幼稚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踱进研究室去钻故纸堆。这却是胡适始料所不及的罢。
① 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发表后不久，《国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发表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于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出版）又发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② 胡适的这封信，原附载于《新潮》第2卷第1号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的后面；后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题为《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③ 《新思潮的意义》作于1919年11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同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册，第445页。
⑤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于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据《胡适的日记》），原载该刊第1卷第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据1929年3月6版，第12～13页。
⑥ 同上书第23～24页。
⑦ 1920年，胡适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稿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主张中学古文教学的时间为国语文的三倍，要求中学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选读《老子》、《论语》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还必须“自修”读完史书、子书及文学专集等15种，约计1050卷。胡适自己也承认古文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适又给青年学生开一个“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仅其中“文学史之部”所列78种书，估计总数在一千册以上。胡适还说是“最低限度的”。连梁启超也说“叫人从何读起？”（《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原载《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1）
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①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②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的这段文章，近千年来的一般读书人都记得滚瓜烂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适提出了怀疑。他把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依出现时间的先后，排列成一个井田论演变的沿革史，指出，“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胡适说，他的《井田辨》，是对井田制度的一种“怀疑的挑战”，他所提倡的是一点怀疑的精神，即所谓“疑古的精神”。那时，他对清代学者姚际恒敢于怀疑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对崔述敢于怀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经称赞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为崔述作年谱，支持顾颉刚整理汇印《崔东壁遗书》。③他曾经打算继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做一部《古今伪书续考》，作为“扫除旧污的一个方法”，并嘱顾颉刚标点姚氏的《伪书考》。④他甚至主张“宁疑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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