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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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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⑦ 胡适考证《红楼梦》，曾得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他在口述自传时也曾说到：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页）
他们当年为此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后由赵肖甫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连载于1943年至1944年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界印行的《学术界》杂志。分2编：上编为胡适与顾颉刚的通信，共27封；下编为胡适与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学术界》开始刊登这些书信时，有编者的按语，录如下：
在过去20余年考证《红楼梦》的工作中，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间书翰往还，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兹由赵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讨论《红楼梦》书札，检付本刊，以飨读者，实深欣幸。（《学术界》第1卷第1期。）
这些书简多作于1921年4月至9月间，充分说明在用新方法考证《红楼梦》的初期，他们师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适得到顾颉刚的帮助尤多。
⑧ 1921年5月，胡适在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中得许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禄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与《红楼梦》所叙相符。又见《诗别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诗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犹子”诗句，以为“曹寅当时年老无子，故曹承继为后；曹已立为嗣之后，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为老年得子，宠爱之极，故打破侄辈从‘页’的单名例，而取名‘天佑’”。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29～34页。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为曹，是曹寅去世后过继的，即雪芹的父亲。而“天佑”，应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⑩ 此条材料，原见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第23页。胡适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59页；后又引用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里，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9版，卷三，第212页。
胡适关于《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说，多年来影响很大，或赞扬、吹嘘，或批判、打倒，各走极端，都不符合实际，都不公允。我们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适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鲁迅语）以后，才得出结论说：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适文存》卷三，第219页）
所谓“自叙传”，也就基本上是这“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模特儿”及“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因为有扎实的事实材料作根据，所以“自叙传”说便绝非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随意附会所可比拟；而且对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叙传”说，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又将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
《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胡适文存》卷三，第224页）
这就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艺术典型化的意义，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胡适晚年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说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话，恐怕与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页。
这首诗见《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顾颉刚抄出寄给胡适，即《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上编“三 答查得关于高鹗及曹寅的材料书”（1921年4月4日），载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5）
张问陶（船山）的《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九月，题下有注云：“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转引自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页。
（三版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到高鹗续书，也说：
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鲁迅全集》第9卷第237页）
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又说道：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
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39页）
鲁迅的这些看法，与胡适的观点可以相参看。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页。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6回，线装四册，第1回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话。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为大兴刘铨福旧藏，1927年归胡适。1949年4月，胡适逃亡美国，便把甲戌本带到美国去了。1951年，胡适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摄成三套显微胶卷；1961年5月，胡适在台北“中央印制厂”自印，用朱墨两色影印，装四册，卷首有胡适所撰的“影印缘起”和跋。
此文原载上海《新月》杂志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红楼梦》版本简表”，共三表，表一为“脂本”，列至今所发现的脂本共12种。读者可以参看。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转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辑，第2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1）
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当胡适考证小说时，鲁迅正教“中国小说史”一门课，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①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曾经有过许多交往。
那时候，他们各自出版了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了对方论著中精辟的见解，也总会热情地给予肯定和赞赏。胡适最先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来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并肯定说：
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
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②
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也征引颇多，一再指出胡适的考证“最有力”，对旧红学的各种谬误“已历证其失”。他特别赞扬胡适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绩，说过去人们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样人，“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鲁迅还由此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③
胡适对于鲁迅，一向怀着“最诚意的敬爱”。④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异常倾服，曾说：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⑤
胡适做小说考证，也常常参阅征引鲁迅著作里的材料与观点。1922年5月，他作《三国志演义序》，还专于文末注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材先生（按，即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可见“参用”的材料和见解亦不在少数。他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看到关于金圣叹并没有什么《水浒》“古本”的论断，觉得“很细密周到”，也很佩服，便详细引述了一千余字，订正了自己原来假设有“古本”的错误。
他们当年还互相借阅书刊，抄寄材料，或书信文稿往还，讨论切磋有关小说考证的问题。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饶兴味。⑥1921年，胡适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说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便帮助他搜集，并抄寄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许多材料给他。胡适留存北京的部分日记里，1922年8月14日便有这样的记载：
豫材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一并粘在下面。
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仍保存着鲁迅8月14日致胡适的原信二纸，还附着鲁迅同月21日致胡适的另一封信，都是讨论《西游记》等小说的。⑦只是那五纸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不知被什么人剪去，但胡适早已“转录”在他后来做的《西游记考证》里了。⑧
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孤本秘集”，轻不示人。就在这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是清代杨懋建（掌生）的笔记四种，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其中第四种《梦华琐簿》，记有《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看鲁迅的大面子，胡适也慨然允诺，把这“宝书”及其他有关的“许多书”，都借给了鲁迅。⑨
胡适最先考证的是《水浒传》，但他写《水浒传考证》和《后考》时，尚未见到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1921年，日本的青木正儿先生替他从京都图书馆藏的一部中抄了回目和序例，他才得知这部书的大概。直到1924年，胡适才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恰恰又是鲁迅给他介绍推荐的。这年春节前后，鲁迅的好友齐寿山，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齐先生的本家另有一部，版本更清楚，要卖50元。齐寿山问鲁迅要不要。当时鲁迅正买西三条的住屋，又要改建，又过春节，手头相当紧。他知道胡适正缺少这个版本，便写信推荐。胡适自然很高兴，立即回信，花45元买下了这部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⑩
上述种种交往告诉人们，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胡适与鲁迅在学术上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借鉴，有时也切磋辩难，修正错误，表现出一种学者应具的良好风尚。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直到30年代，他批评过胡适依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态度，而对胡氏的小说考证，却从来没有一概否定过。1934年，鲁迅最后一次改定《中国小说史略》，还根据新出的《胡适文选》所收有关《红楼梦》的考证文章，改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有关论断；又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照样订正《小说史略》的日译本。这虽然是后话了，却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的鲁迅对胡适小说考证的一个实际评价。他并不因人废言啊。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2）
①鲁迅于1920年8月起，应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同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任讲师，授“中国小说史”。其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于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下卷于1924年6月仍由新潮社出版。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25页。《中国小说史略》“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也引述过胡适的这一论断，见上书第147页。
③参看上书第9卷，第234～236页、336～338页。
④参看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541～543页。
⑤《白话文学史自序》，载《白话文学史》卷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出版。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引文见亚东3版，卷八，第989页。
⑥据《鲁迅日记》所载，自1921年1月至1924年9月（缺1922年日记，仅有部分节抄的断片），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中，计：
胡适致鲁迅信12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9月2日）。
鲁迅致胡适信14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8月13日；其中二封见于《胡适的日记》和《鲁迅书信集》）。
胡适送鲁迅的书刊：《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鲁迅送胡适的书：《中国小说史略》、《呐喊》。
⑦鲁迅致胡适的这两封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27～428页；又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0～414页。
⑧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84～89页。
⑨同注⑦。
⑩参看鲁迅1924年2月9日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23页；及鲁迅1924年2月9日、11日、16日，4月12日日记，同上书第14卷，第487、493页。
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十五 杂谈著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1977年重排本，第52页。
参看鲁迅1934年5月24日、29日、31日致杨霁云信，载《鲁迅全集》第12卷；及同年5月31日致增田涉信，载上书第13卷。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1）
小说考证伊始，胡适便夫子自道，说自己有点“考据癖”，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文章。故人们也戏称胡氏为“考据癖”。
考据之学，盛行于清代乾嘉年间。主要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及古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注重事实的考核，例证的归纳，根据可信的材料作出结论，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故又称考证学。胡适曾经总结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归纳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①又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小说研究，既吸取了清儒治学的经验，又是胡适自己的一种创造，使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考证文章多半难免枯燥；做考证文章，自然更加枯燥乏味。然而，在书山学海里跋涉，自有一番读书人的苦趣；每有所得，更别有无穷乐趣。二三十年代的胡适，考证小说确也有点癖，熬了许多夜，吃了许多苦，也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胡适曾有“吴谜”之称，对于安徽的文人，特别崇仰做《儒林外史》的吴敬梓。
为了表彰乡梓的这位白话文学先驱，胡适在1920年4月间作了一篇《吴敬梓传》，开头便说：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②
由于当时掌握的材料太少，只好拿《儒林外史》来充篇幅，吴敬梓的生平行状反而语焉不详。胡适心里觉得很遗憾，便注意访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等遗著。直到第二年，北京的带经堂书铺方才替他找到了《文木山房集》。“吴谜”十分高兴，便又用这集子做底本，参考别的材料，为吴敬梓做了一个年谱。前记中说：
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③
这篇年谱是1921年冬天做的。一万七八千字，前后三天便写成了；而且其中两天有课，一天有会。如此迅速，“吴谜”也颇能满意了。但中间却也有一点小艰难。胡适从《全椒县志》里，先查到了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依次寻出国对弟兄四个进士，又查得敬梓的高祖吴沛，父亲吴霖起；只有敬梓的祖父，却怎么也考查不出来。这样，吴家的“世系”便缺了重要的一环，做不完全。胡适心里迷着放不下，便与他的朋友高一涵谈起，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又去查《耆献类征》，在卷一百十五有陈廷敬所作的《吴国对墓志》，从中果然查得国对的三个儿子，长子吴旦，便正是霖起的父亲，敬梓的祖父。“吴谜”觉得这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连夜增写吴氏“家世”一部分，修改完成了《吴敬梓年谱》。④
胡适考证《红楼梦》，也到了有点“迷”的程度。1921年5月间，他从单不庵处借得《雪桥诗话》及《续集》，8月里又买得《八旗诗钞》和《八旗文经》，考出了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几件重要事情，胡适自然很高兴。特别是其中所载曹雪芹与好友敦诚、敦敏的赠答诗，实在是考证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但是，胡适还是觉得不满意。虽然《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先生说，他的记载是根据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毕竟是后人撰述，属于“转手的证据”。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时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于是，胡适拜托北京、上海两处的书店和友人，千方百计地搜寻《四松堂集》。
寻了许久，竟毫无《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适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个书店的伙计送一部书来，说“《四松堂集》找着了！”胡适喜出望外，打开来一看，却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几天，又有人来对胡适说，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适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错了。
4月19日，胡适去北大上课。松筠阁书铺的伙计送了一部书到他家门房里，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四松堂集》，而且是一部难得的写本！胡适怀着欣喜之情，记下了他初见此书的情景：
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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