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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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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2)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① 据绩溪胡明近著《胡适传论》称,顺弟之后生的是妹妹桂芬,老三才是诚厚。想必有据,如此则前文应改为“第三胎生了个儿子,前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方才准确;而“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含意则大约还是不错的。(三版注)
    ② 见《四十自述》“序幕 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2页。
    ③ 据胡传日记记载: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见《四十自述》第13~14页所引)
    从订约到迎娶,仅20天,婚事进行得特别快。而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的母亲”一节说,“现在中屯村中,冯致远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铁花公出钱,给他的岳父母造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当重的,冯顺弟可以说是以身报父母了。
    ④ 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爱称“儿”,见于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版,第17页,并注明“”字音门。他的哥哥分别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嗣稻等,都从“禾”。应该是不容易弄错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先生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谱前”开卷就将“嗣”误作“嗣糜”,从“米”,读音也不对了。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3)
    可能是手民之误,然而所有“”字都错成“糜”,就难以理解了。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16页。
    ⑥ 见《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4,第238页。⑦ 据《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里,叙述到冯顺弟寡居经历的痛苦时,说她“经历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并注明根据亚东版《胡适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远景版第37页)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并未说到顺弟的母亲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里,胡适叙述他母亲的丧事说:“我起初想把祭礼一概废了,全改为‘奠’。我的外婆70多岁了,她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生前,心里实在悲恸,所以她听见我要把祭全废了,便叫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依你,两三个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细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礼是不能不改的。”(亚东9版卷4第132页)由此证明,顺弟的母亲不仅顺弟寡居时没有死,而且顺弟死时,这位老人家还活得健康,到了70多岁哩。
    ⑧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8页。
    ⑨ 胡适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
    ⑩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见《九年的家乡教育》一则。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2~23页。
     《藏晖室札记》卷四“二 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上海亚东1936年版,第226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1)
    胡适原名嗣,行名洪,后改名适,字适之①。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寓所。小时候,随父母在台湾住了近两年,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因此,当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孤岛后,有的台湾学者据此宣称台湾是“胡适之识字发祥地”②;胡适自己也顺势与台湾人拉点同乡关系,自称是“半个台湾人”③。
    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年初,胡适母子离开台湾,经上海,回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的老家。不久,胡适就入家塾,开始念书了。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胡,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传有遗嘱,要送小儿子读书;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④。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
    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⑤。
    胡适读书时,正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名画家吴道子画的呢。胡适的母亲,盼望儿子读书成名,一再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他也很诚心,每晚放学时,总不忘记对孔夫子拜一个揖。有一年,——
    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贡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匾联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⑥。
    少年时代的胡适,真可以说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
    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学时已认得近千字,不算“发蒙”学生了,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蒙读物。他最先读的是他父亲胡传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这是一部四言韵文,讲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伦常道德,“学为人”的道理。接着念的《原学》,也是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胡适都念得很熟,书中的意思却不是三岁孩子所能懂得的。以后,胡适又陆续读了——
    (3)《律诗六钞》(4)《孝经》(5)《小学》(朱熹编,江永集注本)
    (6)《论语》(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学》(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诗经》(朱熹集注本)
    (11)《书经》(蔡沈集传本)
    (12)《易经》(朱熹本义本)
    (13)《礼记》(陈注本)
    (14)《纲鉴易知录》(15)《御批通鉴辑览》(16)《资治通鉴》⑦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⑧。胡传所编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诗的末尾写道: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2)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学派“即物而穷理”的治学态度。胡适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并不懂得它的意义,但他父亲留下的这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却是对他终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里读朱子《小学》,读经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门生的注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学遗风的表现。① 胡适的名字,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多有弄错的。参看上一节注④。
    又胡适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据绩溪县《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中,所载排行名的五言诗如下:
    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
    明经承肇祖,世泽振同光。
    秉国思名彦,为邦有宪章。
    家庭敦孝友,继起衍宗长。
    胡适曾祖序东公,行名锡镛;祖父奎熙公,行名祯;父传,行名祥蛟;胡适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骏、洪骓、洪、洪;下一辈是“恩”字辈,因奎熙公字世恩,为避讳缺笔为“思”,故行名依次为思明、思齐、思聪、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别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乐丰先生,则行名为“恩”,与思祖、思杜等为刚出服的堂兄弟。
    ② 参看黄纯青先生的《台湾与胡适》一文,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2年11月29日。
    ③ 见胡适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1953年1月6日),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页。
    ④ 胡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选阜阳县训导,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观象(禹臣),是胡适的族兄。《四十自述》亚东版第21页,明明写着:“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晖室札记》卷4“三六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而李敖《胡适评传》第68页,却说“…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不知何据?
    ⑤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上海亚东版第29页。
    ⑥ 见《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版第36页。
    ⑦ 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⑧ 见《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页。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1)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适小时候,在台湾大病了半年,身体很瘦弱,缺少活泼游戏的本事。他举动文绉绉的,村里大人都夸他像个先生模样,便戏称他做“先生”。
    他喜爱的游戏,也多是文静一些的。或玩纸牌,或用薄薄的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学做木刀竹枪,借几副假胡须,在村口田里做戏;胡适扮的也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浒戏”里的教师爷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来。这大概是胡适少年时代最活泼的游戏了。而他最爱玩也最拿手的游戏,是“掷铜钱”,或叫“砸铜钱”。
    据绩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掷铜钱的游戏,须要较高的战术和技巧。参加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各人拿自选的铜钱向石柱掷去,铜钱反弹过来,弹得最远的“吃”第二远的,依次相“吃”,即将自己的铜钱掷向第二远的铜钱,掷在相隔五寸以内为“吃着”。于是,拿被“吃着”的人的铜钱置阶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铜钱打下去,并使之腾空飞出,愈远愈妙。而被“吃着”的人,得用嘴唇舔着自己的铜钱向前掷,一直舔着掷到与飞出的铜钱相连接,一盘才算结束①。
    胡适擅长这种游戏,常是胜者。但他从小便爱惜羽毛,有自尊心。自从得了“先生”的绰号以后,他觉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装出“先生”的样子,也就不敢尽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传统观念和旧教育的熏染下,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却牺牲了儿童游戏的乐趣。他一生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能得到发展的机会。②
    胡适少年时代的最大兴趣,还是看书,看小说书。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触发的——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③。
    这本破书引起了胡适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到处借读小说,和朋友交换、比赛看小说。每年秋天,胡适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监割”(田主监督佃户收割),他也总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胡适阅读小说,范围很广泛,兼及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一类的书。他看过的大致有:
    (1)《水浒传》(第五才子书)
    (2)《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
    (3)《正德皇帝下江南》(4)《七剑十三侠》(5)《双珠凤》(6)《红楼梦》(7)《儒林外史》(8)《聊斋志异》(9)《经国美谈》(译本,日矢野龙溪著,周宏业译,为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本。)
    (10)《琵琶记》(11)《夜雨秋灯录》(12)《夜谭随录》(13)《兰苕馆外史》(14)《寄园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贵征东》(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妆楼》④胡适这般嗜读小说,也遭到家中老辈的干涉与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读,于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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