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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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924年11月28日致李书华、李宗侗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8页。
　　　　参看罗尔纲的《关于胡适的点滴》，见《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12～13页。（三版注）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1）
　　　　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
　　　　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很快受到其他报刊的谴责。《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S．S的《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恶石的《荒谬绝伦的胡适》，力子的《叛逆与革命》，子通的《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的言论。③
　　　　胡适却又拉来道德伦理做旗帜，指责国民党人士和孙中山，说：
　　　　近来最可注意的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④
　　　　这就不仅把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吹嘘成了“一种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孙中山，同蔡锷推倒袁世凯相提并论，把缔造中华民国的中山先生，同窃国大盗袁世凯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便载文指斥胡适，说他是“丧心病狂”。可是胡适却还瞪着眼睛否认，说他“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哩！
　　　　胡适的朋友，共产党人李大钊，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满，曾写信规劝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⑤但胡适对此也置若罔闻。后来，《努力》周报上还刊登了涤襟的《述孙陈之争》，林生的《再述孙陈之争》，及胡适的几则短评。调子也稍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
　　　　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
　　　　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
　　　　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2）
　　　　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适的《努力》支持，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陈，滇桂联军向粤境发动进攻，叛军便迅速土崩瓦解；陈炯明逃出广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对这样的大事，胡适的《努力》周报却又只字不提，讳莫如深了。
　　　　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窃踞了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发表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许世英也于1月4日致电胡适，邀请他参加。胡适其实也知道，所谓“善后会议”明明是军阀官僚政客们的一个分赃会，遭到全国工农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先生扶病抵达北京后，病势加重，仍坚持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汤尔和致信说：
　　　　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乃欲于此中发抒政见，所谓万说不到者是也。浮说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⑨
　　　　胡适自己对“善后会议”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但是他“踌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又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也看不惯一般人的轻薄论调，故还是决定参加，复许世英一函，云：
　　　　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⑩
　　　　胡适要试一试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马上引起学术文化界众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董秋芳投书《京报》，指出：
　　　　……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按，指胡适）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可是，胡适不听别人劝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开场的“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政府捧场。会上真是乌烟瘴气，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六百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氏甚至因此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胡适迫于清议，不得不宣布退出“善后会议”。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也终于怀着对“善后会议”的极大愤慨，在北京逝世了。
　　　　①　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441～448页。
　　　　②　见《努力》周报第8期“这一周”短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删。
　　　　③　分别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
　　　　④　《努力》周报第12期“这一周”短评，1922年7月2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88～189页。台北远东版删。
　　　　⑤　李大钊的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42页。
　　　　⑥　以上引文均见《努力》周报第16期和18期的“这一周”短评，《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208～210、217页。台北远东版删。
　　　　⑦　《一年半的回顾》，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4页。台北远东版删。
　　　　⑧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原件），编号（052/107）；转引自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一文，见《胡适与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册，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
　　　　⑩　同上书，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0～302页。
　　　　　参看1925年2月20日陈彬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3～314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1）
　　　　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爆发的女师大风潮，是由于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而引起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反对支持杨荫榆的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那位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章士钊。①这就直接间接与胡适有些关系。
　　　　章士钊是有名的复古派，与胡适可说是老冤家了。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中说：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今为适之之学者。
　　　　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②
　　　　文中骂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是“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以悻悻的怒骂代替说理，简直失了他自诩“学士大夫”的体面。
　　　　那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对别人说，章士钊的文章“不值一驳”。后来，胡适在上海碰到章士钊，又当面对他说起“不值一驳”的话。章士钊心里自然很不服气。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碰到已经当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饭后，他们便同去对门的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并且约定在照片上题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写的是一首白话诗：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收了照片，看到题诗，暗自高兴，也便投章士钊所好，题了一首文言诗答他：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③
　　　　他们两位的照片，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眼福见到了，看了这题诗，却大致也不难想象出来：一位应是西装革履，满脸革新模样；一位则长袍马褂，复古之态可掬，竟又“长相亲”，“双双并坐”在一条板凳上，颇有些滑稽。但在女师大事件中，他们两位之间倒真的是颇为“相亲”了。
　　　　女师大的那位校长杨荫榆女士，曾经留学美国，也住过哥伦比亚大学，大约也听过杜威博士的课，与胡适可算是哥大校友，杜门的师兄妹。但这杨女士脾气有些古怪。她担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学生们看做是她家里的一群童养媳。这婆婆又依附军阀政府，心地相当悍毒，以“寡妇主义”治校，要把学生陶冶得个个心如古井，脸若冰霜，失其活泼之青春。因此，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1924年11月，杨荫榆无理勒令国文系的三名学生退学，又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激起全校公愤。学生自治会便议决不承认杨为校长，发布《驱杨宣言》，展开了她们所说的“驱羊运动”。
　　　　第二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7月复刊《甲寅》周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扬言“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而陈源等人表面上装得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实则偏袒章杨，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辞，转弯抹角的手法，指责学生把女师大变成了“臭毛厕”，且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等人“暗中鼓动，挑剔风潮”。这样就露出了并非公正，却又竭力隐瞒的尴尬相。
　　　　到8月初，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杨荫榆竟搬来军警，包围学校，勒令学生离校；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并派武装警察强行接收。于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纷纷函电支持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北京大学评议会也于8月18日开会，通过决议案如下：
　　　　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
　　　　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④
　　　　决议公布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适却反对。他与陈源、燕树棠等5人联名写信，指责评议会“越权自专”，有“抹煞全体教职员同人之嫌”，故向评议会提出“严重抗议”。另有周作人、李书华等8人，也联名致书校长，支持评议会决议，敦促校长将决议案执行。⑤随后，胡适等17教授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特别强调的是“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接着，周作人等17教授签名的《为反对章士钊致本校同事公函》，认为反对“无耻政客”为教育总长，事属可行，章士钊摧残教育，又提倡复古，仇视新文学新思想，“当然更应反抗”。又有周作人等41教授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⑥可见当日的情势，真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章士钊自然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⑦而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也称赞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⑧从此，聚居在北京东吉祥胡同的这些“现代评论派”的先生们，便得了“正人君子”的雅号。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2）
　　　　当日的斗争虽然十分尖锐，但教授们之间的争论，其实也各有根据和道理。胡适等人偏袒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径，当时却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广大学生的严厉批评。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也郑重致信，批评胡适说：
　　　　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先生前曾为青年指导者，青年所期望于先生者良切。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⑨
　　　　他们的批评可说是义正辞严，但又希望胡适“痛改前非，恢复首创文学革命时之精神”，也可说是仁至义尽的了。
　　　　这时的胡适，只是固守着“教育独立”的思想，对章士钊的倒行逆施也是有认识的，而且文学革命之精神余绪未泯。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攻击白话文学，他还是禁不住要予以回击。8月30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
　　　　》。文章披露章士钊向新文化投降的“白话歪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同时指出章士钊反叛的原因，说：
　　　　行严（按，章士钊字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⑩
　　　　胡适对于章士钊的批评，还是相当中肯而又很严厉的。后来章士钊作文辩解，提起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一事，还觉得不好意思，说胡适近于开玩笑呢！
　　　　围绕女师大事件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鲁迅与陈源的笔战，尤为频繁激烈。胡适虽然偏袒章士钊，护着陈源；却并未公开参加这场笔战，也从未攻击鲁迅、周作人等反对章士钊的人们。而且，据他后来写给周作人的信看，他生平对于周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1926年5月下旬，胡适随“中英庚款访问团”赴天津访问。住在旅店，夜间无事，翻读鲁迅的《热风》，大都是《新青年》时期写的文章，读来颇多感慨。当他读到《随感录四十一》时，更深受感动；联想到近年来围绕女师大事件的笔战，他竟“一夜不能好好的睡”。第二天，胡适不禁心血来潮，便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因此，胡适一再劝说不要忘记《热风》里“学学大海”的那段文章，“让我们都学学大海”，消除误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胡适当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说是不诚恳的罢；他虽然好心，然而，却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调和矛盾，显然是幻想。也许，这正足以代表胡适那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态度。
　　　　①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孤松，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1914年5月在东京主办《甲寅》周刊，他自述道：
　　　　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创立杂志。仓卒无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岁也。（孤桐《大愚记》，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出版。）
　　　　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民众的爱国斗争。他兼任教育总长后，复办《甲寅》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