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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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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
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⑥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⑦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
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倒还是不错的。
他曾到处劝老辈的朋友们写自传，却都是口头上答应，笔头上不实行。他便自己动笔，开始写自传。他原来打算“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颇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走上了正道。他说：
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⑧
这一变，虽然“颇使志摩失望”，但毕竟变得对；否则，《四十自述》会是另一种样子，不成其为自述，也就很难说有史料的价值了。
历史的叙述，只要剪裁得当，描写传神生动，也能得好的效果。即如《四十自述》，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后，刘大杰曾写信给胡适，评论说：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传记热”与《四十自述》（2）
《新月》上你那三篇文章，我最爱第二篇《九年间的家乡教育》。那篇给予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在纯朴的家园的生活里，反映出来一个聪明的孩子和一个慈爱而又是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活泼的面影。⑨
他的看法大致是公允的。好的传记，应该是既具真实性，为读者提供信史；又应该形象、具体、生动、传神，给读者以文学的趣味。现在的这本《四十自述》，其中自然难免有“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也难免有讳饰的笔墨，但基本上还是“谨严的历史叙述”，甚至也不加讳掩地写出了他少年时代曾经打牌、喝酒、逛窑子等恶习。文字也自然流畅，间有生动传神之处。虽然不一定像他自己宣言的那样“赤裸裸的叙述”，却也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读的一部自传。
胡适从40岁在上海开笔写自述，迁居北平后陆续写了几章，43岁那一年方才与读者见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事情打断，他只写出了赴美留学以前的一段生活。
虽也自成段落，毕竟只是“半部书”，而且是始终没能续完的“半部书”。
①《四十自述》从1930年6月动手，在上海成两章，迁居北平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都在《新月》杂志上刊载过。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②《论领袖人才的来源》，原载《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题为《领袖人才的来源》。引文见该书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14页。
③《胡适口述自传》，是50年代胡适在美国时，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用英语口述的自传。口述时曾得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君的协助；后又由唐氏整理，译为中文，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3月出版。据胡适手拟的口述自传大纲看，这本口述自传只完成原计划的前半，也只是“半部书”。
④《丁文江的传记》，也是胡适逃亡美国时所作，于“1956年3月12日晨三时写完”。共17章，约12万余字。同年11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抽印本；1960年，由台北启明书局出缩印本。
⑤胡适曾先后劝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等许多人写自传，参看《四十自述自序》。
⑥参看《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四，第521～522页。
⑦《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原载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卷首，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下面的引文，见该书1931年6月3版，卷八，第1087～1091页。
⑧《四十自述自序》，见该书卷首，又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五，第627～628页。
⑨刘文杰1931年2月2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52页。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人权”余波（1）
1930年11月底，胡适挈妇将雏，离沪北上，住进新租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寓所。心想，从此离开那因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烦却未能完全了结。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氏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采取萧规曹随的方针，于校事无所变更，故仍为当局所不满。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说：
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①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胡适素养好，不怕骂，但看了报纸，虽不忧心忡忡，却毕竟也不得安宁呀。
接着，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的讲演，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又是针对胡适而发的。其中说：
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②
这里的“所谓哲学博士”，明明是暗指胡适的；而言词如此愤激，明显是对《新月》谈人权，争言论自由的余恨未消。他们虽然后来也贡献过“五鬼乱中华”的妙论，并把共产党也归到“五鬼”里面了；但似乎还不够将功折罪，所以，胡汉民要把胡博士拿来训斥一顿，以警诫谈所谓言论自由者。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尚不行时，所以“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委员”了，岂是当年讨论井田的胡汉民可比？因此颐指气使，对胡适很不客气。受了这样一位党国要人的无端训斥，胡博士又岂能忍气吞声？他于离沪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写信质问，要求胡汉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么《伦敦泰晤士报》上登有胡适的什么长长的文章。这一下可将了胡汉民的军。他本不会英文，自然没见过《泰晤士报》，也没有见过胡适的什么文章，只不过是听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拨言词，便率尔兴师问罪。接读了胡适的信，他怎么能答复？只好推给秘书处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员随从秘书处”的代答，颇为滑稽。一方面承认胡汉民是听“友人”说的，不是自己“见到”；也不是胡适发表什么文章，而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述中国某哲学博士之言论”。这样说来，胡委员的演说信口开河，又率尔发表于报章，至少有不察之过的；但是胡委员却硬说是“近极端言论自由者之过”。
官僚权势者们大约都习惯于这种蛮横态度。另一面，胡汉民的演说，明明是对着胡适，代答却又诡辩说，“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这就使胡适明知受了诬诋，却也不好追究得了。③
那时，胡政之写的《新都印象记（二）》，也记有胡汉民的上述谈话。胡适便写信去询问。胡政之复信说，胡汉民当日确是指名道姓，针对胡适而发。这使胡适更明白了党国要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态度，心里自然不快；但更使胡适感到惊异的是胡政之复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
再者：来函受过北平公安局检查，亦殊可异。敝处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见检查图记，兹寄还函面，乞注意。④
即是说，胡适迁居北平以后，当局对他的言论仍十分注意，往来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检查。这便是在中国谈人权，谈言论自由的结果！
与此同时，留在上海的《新月》杂志，也不时遭国民党当局的扣留与查禁。主要撰稿人罗隆基曾被拘捕，经保释后，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在《新月》第3卷3期上。当局又认为该文“挟忿诋毁”，要求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敲破他的饭碗。自然这也是当局对他们谈人权的事，余恨未消的缘故。1931年初，胡适去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便极力为罗君和《新月》的事奔走。1月18日，他托人带《新月》杂志两份，送给蒋介石和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并写信表明心迹，说：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2卷4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⑤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人权”余波（2）
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他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但胡适既送杂志，又表心迹，希望“互相认识”，还是有作用的。
这年10月，胡适又要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蒋介石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可见在蒋氏那一面，对胡适是有了相当的认识，也相当的器重了。这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后来“简任”没有，不得其详。至少大约开始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罢。当时，有位“敬”先生给胡适写信说：
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可以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爱公或无如弟者，唯形迹稍疏耳。在君（按，即丁文江）请其一个月之犹豫亦可打消，不如再来为要。⑥
据此可知，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而此后，蒋介石肯定要借重胡适、丁文江，以其“独立发言”之地位，来为党国效力了。这年11月11日，蒋介石便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真（十一日）”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胡适自己也觉得财政委员会的发表，“可谓‘神速’”，只是因为“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⑦
①见1930年11月15日《申报》；并参看1930年11至12月间杨亮工、高一涵、蔡元培、傅东华等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0～33、36～37页。
②转引自胡适1930年11月25日致胡汉民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2～33页。
③1930年12月9日胡汉民随从秘书处致胡适信，见同上书，中册，第34页。
④胡政之1930年12月25日致胡适信，见同上书，中册，第36～37页。
⑤胡适1931年1月18日致陈布雷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0页。
⑥“敬”1931年11月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5页。写信人署名“敬”。耿云志先生据中国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1930年9月17日陈叔通寄所作《季常死状》一文给胡适，该文署陈叔通，而信末署“敬”；又将档案中信件笔迹对勘，考定此信系陈叔通所写。（见耿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陈叔通，名敬第，后以字行。长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
⑦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0册，1931年11月11日。（三版注）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1）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便标榜所谓“独立精神”，说：
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①
后来，胡适还多次反复强调、宣扬这个“独立精神”，并指责别人不独立。他说：
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②
他们强调事实和真理，强调“独立精神”，显然是不错的。他们社办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③那么，《独立评论》是怎样讲事实，讲真理，怎样贯彻“独立精神”的呢？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
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炮火连天，哀鸿遍野啊！
那么，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这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怎样看待当时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呢？其实他们的思想和政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中间也有真诚地向往“独立”的，有的则是不能不装一点“独立”的门面。例如胡适与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说点“公平”话，不承认共产党是“匪”。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
……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④
这说的确乎是事实。他们甚至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这也确乎有一点“公平”。然而，他们又说“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这自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想，“剿共”还是必要的。他们毕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到处查访共军的情形，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老同学打听“剿共”的消息，偶尔也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向来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⑤这些情形反映得比较客观，也确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⑥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⑦这些也都显出一点“独立”的色彩。
但是，这种“独立”的招牌挂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渐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一类的词语。⑧1932年9月，丁文江发表一篇政论，题目就叫“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文章说：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其中可以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与异党合作（按，指追随国民党的一些小党），以谋根本的建设三件事体。以原则而论，国内的多数人大概可以赞成。……“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⑨
这些言论显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辩解与阐释的，隐含的是反共精神，却看不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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