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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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2）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参看J。H。博伊尔著《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JohnHunterBoyIe：“ChinaandJapanatWar；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
　　　　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④参看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76页。
　　　　⑤胡适1937年7月30日致蒋廷黻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63页。
　　　　⑥胡适的这个方案，据台湾《中国时报？人间》1979年6月16、17日所载后羿的文章《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看，似系胡适8月2日的日记。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记，8月2日无此记载，这天日记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适当另有所记。现据后羿文录存。
　　　　⑦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1）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CanChinaWin？”（中国能战胜吗？）30日，又出席加州大学校长的招待会，并有演说。10月1日晚，又到哥伦比亚电台作英语广播演说，题为“WhatChinaExpec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胡适的演说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听了大为生气，告诉电台中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这样一坚持，电台中人反而更客气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时于晚上7点45分播出。当他10点回到寓所时，便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③
　　　　10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从此至第二年7月，胡适即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和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颇有影响。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④
　　　　1938年7月，胡适又往欧洲游说，对英、法、瑞士诸国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8月4日，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突然想起国内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占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对周作人，可以说是很讲友情的了，君子爱人以德，劝他要识得“重与轻”，勿为日人所利用。但那时的周作人，“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⑥收读了胡适寄赠的诗，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⑦
　　　　周作人虽然在诗末作了这样的声明，并把他与胡适的赠答诗，竭力向友人间传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忏悔；但他仍借口米面问题，未能听从胡适的诚心劝告，终于附逆当了汉奸！历史竟是这般严厉，毫不容情啊！
　　　　①胡适此信作于1937年9月9日，曾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吴相湘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75～176页。
　　　　②这篇演说，载《远东杂志》第1卷第1期（TheFarEasternMagazineV。1；N1。），有郭博信先生译文。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19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2）
　　　　③关于这次演说的事，参看胡适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91～592页。
　　　　④杨鸿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75～376页。⑤此诗当时曾在一些友人中间传观；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及《尝试后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1年2月印行），均题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⑥参看邓广铭1938年1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8～389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则“北大感旧录（七）”；其中也录存有胡适寄赠的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1）
　　　　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后来，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
　　　　⑤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
　　　　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
　　　　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
　　　　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已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2）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