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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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通过同乡介绍到这里的阿列乌斯卡亚大街华商总会，担任了门警中的一名小头目。当时俄罗斯海参崴一带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张宗昌却对胡匪的行动规律、作案特点极为熟悉，故此时胡匪的为害案件屡屡被张侦破，张宗昌也因之受到华商会青睐。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随后他又着手强化与俄国军警的关系，所以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

张西曼在其回忆文章中说：张宗昌当时在海参崴包捐、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据袁书娥在世时回忆道：张宗昌28岁那年，离开海参崴曾去刘子良家，由刘做主将年已20岁的侄女袁书娥许配给了张宗昌做“两头大”的妻子。所谓两头大，即两个妻子都属于正室大房之妻。喜事是在奉天办的，张用红轿子娶了相貌端庄秀丽的袁书娥，二人婚后感情十分要好。不久，张宗昌的钱花光了，需要返回海参崴，袁书娥未随同前往，而是由其妹妹陪伴住在奉天，待张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她也去了海参崴。

张宗昌对于被自己看作朋友的人，一向是真心相待。

在海参崴，替张宗昌摇笔杆的人是华商总会的年轻书记孙某。革命党人张西曼借着与孙某的文字之交，同张宗昌逐渐有了交往。

张西曼在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到海边游泳、钓鱼，就借野餐休息的时候偷看“禁书”，彼此纵谈中俄两国的革命理想和事迹。因为山林打猎的机会较多，张宗昌曾好意劝阻他，要严密提防胡匪绑票勒赎的危险。张西曼于是托张宗昌代买一把手枪以为防身之用。

一天，张宗昌的部下约张西曼在华商总会的四楼小室中看货。原来是一支勃郎宁式手枪，虽然玲珑可爱，却没有保险机的装置，因而没有成交。那卖枪的见不能成交，将枪插入裤袋内怏怏地下楼。人们刚刚掩门就座，猛听轰隆一声，开门一望，见那人倒在三楼扶梯旁抱膝呻吟，过去一问，知系指触扳机被子弹击穿了右趾。他被张宗昌骂了几句，立刻被送入医院救治。从此，张西曼和张宗昌的关系由于孙某从中牵线看戏、吃饭，日益密切起来。

张宗昌在俄国的打工经历，为其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白俄兵团，铁甲列车

在1921年，也就是民国十年前后，张宗昌其实并不得意。以前，他依附北洋政府直系冯国璋，混到一个新编第六混成旅旅长，后又升师长。1918年出兵湖南援湘之役，却坏了事，退守江西，结果被江西督军陈光远乘危包围，部队被缴械，士兵则遣散或改编。张宗昌秘密出走，再投直系曹锟，不被收容。他出关转向张作霖倾吐投效之意。关外王收留了他，却不重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争取机会，平定高士宾在吉林之乱，张作霖委他任师长，兼绥东镇守使，驻在中俄边界，给养限额，装备欠缺，士兵多徒手；出操时张宗昌带领徒手士兵爬山越岭，进行体力训练。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他在山上遥望，发现远处山沟里躺着一个人，心觉诧异。此地人迹罕至，怎么会有人？于是派人去察看，士兵回来报告说是个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从服装上看，像是俄国军官。那人饥寒交迫，好像有病，快要死了。

张宗昌亲自下山去看。他早年在海参崴混，会说俄语，但俄文一个字也不识。询问之下，这个人名叫葛斯特劳夫，曾任帝俄的白军炮兵司令。在俄国共产革命中，被红军追击，走投无路下逃入中国边境深山中。张宗昌用马驮他返回师部，细心照料，延医治病，十多天后恢复健康。

葛斯特劳夫感谢张的救命之恩，见张的士兵缺乏枪支弹药，透露俄境不远的山沟中，有一条铁路支线，停有一列车，满载军火，还有大炮若干门。是帝俄军队丢下的，只是没有火车头，不能行动。如果张能弄到一个火车头去拉回，军火就是张的了。他又指出，红军很快会来，必须快去拉。

张宗昌大喜，向中东铁路要了一个火车头，由葛斯特劳夫带路，将一列车的军火悉数拉回，尚有300多名白俄士兵跟了来，张宗昌全部收留他们，编成白俄兵团，由葛斯特劳夫率领。当时白俄大量流亡到中国东北，不少是军人，多投到张宗昌麾下，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成为作战力极强的劲旅。步兵团团长聂洽耶夫，高级军官有米乐夫、米海夫，和俄籍朝鲜人金钟仁（曾任哥萨克骑兵旅旅长）、金仲衡等人。这是张宗昌改变命运的契机，有了这批雇佣兵，等于握有王牌，正好大展拳脚。可是他扩军太快，粮饷不足，张宗昌便私种鸦片，贩毒维持庞大军费支出。而张作霖最讨厌鸦片，闻之不快，想把张宗昌的部队解除武装后遣散。

张宗昌自知危机日迫，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两军在山海关对垒时，张宗昌一马当先，率白俄雇佣兵猛攻直军第九师，占领冷口，突破直军沿长城各关口防线，进兵滦县，切断直军后路，致吴佩孚首尾不能相顾，全线败退。再加冯玉祥北京兵变，直军一败涂地。

张宗昌到滦县，葛斯特劳夫建议组建铁甲列车，沿铁路线西进，占塘沽，入天津，一路南下，冲锋陷阵，战果辉煌，深得张作霖青睐，在非嫡系奉军中渐露头角。

铁甲列车参战，锐不可当。那是葛斯特劳夫以俄国内战经验组成战斗行列。列车中间是火车头，前后各挂两节客车，供士兵食宿。客车前后各挂有顶棚铁皮车两节，俗称铁闷罐车，车厢内加枕木墙一层，车皮和枕木墙之间填以沙土。抵挡敌人枪击。车厢两侧有两层枪眼，车上士兵立跪可向外射击。车的下方有机枪掩体，每节车厢有四个掩体，可对外扫射。铁闷罐车前后，挂铁皮敞篷车各一节，置炮一门，射击远方。之外前后有平板车一节，置铁轨枕木和一应修复路轨工具。随时修理破坏的路轨。各节车厢内装电话，供联络之用。

铁甲列车有两列，名为“长江号”和“长城号”，由葛斯特劳夫指挥，车上士兵全是白俄人。

铁甲列车南征北战，建立奇功，有时首先冲入敌军车站，大杀一阵，后边援军始跟至。如1925年，张宗昌以振威军第一军军长，护送卢永祥到南京任苏皖宣抚使。齐燮元反抗，双方开火。张宗昌的白俄雇佣兵开到镇江，战斗激烈，相持不下。张宗昌坐铁甲列车至前线督战，白俄士兵1000余人，不畏炮火，死伤300多人，齐军溃退。继之在无锡会战，再获胜利。齐燮元就此下野，江南入张宗昌手中。

狗肉将军得意非常，坐铁甲列车到花花世界的上海，倚红偎绿，在妓院内风流快活。他的所谓“吃狗肉”，实是赌牌九，轰动北里，张宗昌坐庄，娇娃相帮等下注，他是借此大散钞票，个个分吃“狗肉”。白俄雇佣兵更高兴，因为有流落上海的帝俄贵族妇女沦入酒吧卖春，异乡相遇亲热异常。有个肥胖的落难公主在当鸨母，建议铁甲列车上加挂两节车厢，供她们食住，愿意同行随时服务，“慰劳”同乡雇佣兵。葛斯特劳夫拒绝，斥责“这还能打仗？”

张宗昌逗留上海四个多月，始返济南。浙江督军孙传芳发难驱逐奉系军队，双方在苏皖开战。为阻止孙传芳向北推进，张宗昌出兵，第47混成旅旅长施从滨领军，指挥作战。但将骄兵悍，施镇压不住，在津浦铁路固镇和孙军遭遇，不支败退。

张宗昌的两列铁甲列车自徐州出发，支援奉军。施从滨坐铁甲列车，不料行至任桥附近遭暗算，孙军埋的地雷炸毁了列车的火车头，列车顿时行动不得。埋伏的孙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列车，猛烈攻击。葛斯特劳夫指挥白俄雇佣兵，奋力抵抗。但孙军奋勇冲杀，白俄雇佣兵只剩200人，葛斯特劳夫眼看大势已去，下令突围撤退，他自己以手枪自戕殉职，不失军人气概。

突围的白俄士兵难逃狙击，死伤累累，少数被俘。张宗昌的白俄兵团和铁甲列车就此完蛋。

荼毒百姓，贻笑泉城

张宗昌虽是山东人，但督鲁期间恶习不改，祸害桑梓。督鲁三年，制定了各种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荼毒百姓；勾结日寇，穷兵黩武，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做坏事、出歪招是张宗昌的本行，他一贯“吃喝嫖赌吹，捎带砸烟灰”，如为了敛财，张宗昌专门设计了一种“军用票”，害人不浅——他手下的士兵买东西时可以不付钱，拿这种票就当现金使用，但又规定老百姓找零时必须找现金。虽然老百姓明知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但迫于张宗昌的淫威，不得不做这种既赔东西又赔钱的亏本买卖。

张宗昌的手下人，有许多是他的掖县老乡，凡投奔他来的，大都倚仗他的权势狐假虎威，常常打着“张大帅”的旗号干坏事。夜晚，手下人打着灯笼出门，灯笼上写着“掖县”二字，人见人怕，大都慌忙躲避走开，躲不及的难免会受欺负。这些人的作为，给本来就坏透了的张宗昌平添了不少坏名声。张的名声不好，不仅仅在于他不干好事，更在于他的昏庸，被称为“三个没数”。曾有人问他，“手下有多少军队？”“没数”“屋里有多少小老婆？”“没数”“拥有多少银子、钱财？”“没数”。所以，济南一直流行着一句妇孺皆知的歇后语：“张宗昌的兵——没数”，并为其起绰号“狗头大帅”、“三不知将军”等。

张宗昌不但昏庸，还很自大，自称“爱民如子”，常“关注”百姓疾苦。有一年大旱，庄稼干枯，颗粒无收，百姓流离，有家难归，张宗昌看到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困难，税收不上来，就下令求雨。他本人也非常虔诚，亲自烧香磕头，但连续磕了几天还是没下雨，他非常恼火，遂下令军队对着天空向雨神开炮。不知道是云层受到了震动还是那天就该下雨了，一阵炮声过后，天上竟真的下起雨来，张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的诚心感动了雨神，神气了很久。其“炮打老天爷”的故事，在济南一度传为奇谈。

张宗昌虽是粗人，可羡文而效仿，特别是觉得自己身为孔圣人家乡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空有了山东省，枉坐了济南府。于是，重金请山东清末状元王寿彭（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教他认字、做诗，王寿彭为他起字号曰“效坤”。慢慢地，张宗昌也能为人题匾额、留“墨宝”，但所谓的题款大都是王寿彭拟好，张宗昌照着抄而已。

齐鲁大学（现山东大学西校区）曾邀请张宗昌到校演讲，这对一个大字不识的张宗昌来说，真有点勉为其难。张自己也明白肚里没有墨水，所以走上讲台后，面对一群大学生，直白了当：“哎哎！俺怎么听说你们这些念大学的，个个都会好几国的英语，兄弟俺，就连中国的英语也不会……”话犹未尽，台下面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张宗昌有次到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颇具文化气息的三大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没头没脑地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吗？”在趵突泉，有人向他诵读和讲解了一些诗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张宗昌听不懂，不耐烦地说：“什么他娘的狗屁诗！老子一句也听不懂！看俺张大帅做一首来。”于是，顺口胡诌道：“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咕嘟，咕嘟咕嘟光咕嘟！”随行人等听了，笑不敢笑，只好敷衍：“好，好，好。”

后来，张宗昌出了一本名为《效坤诗抄》的诗集，大都是些换汤不换药的“仿抄诗”或打油诗，现抄录三首供大家“欣赏”。

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张宗昌的这些笑料，传至京津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们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济南，无形中给勤劳善良睿智通达的济南人脸上，抹上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黑灰。

能屈能伸

1923年秋，张作霖急于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一箭之仇，于是在奉天举行陆军演习，以考察自己的部队是否能对曹锟、吴佩孚开战。当时的张宗昌虽然收了很多人马，但有很多是土匪出身，纪律败坏，尽管张宗昌力加整顿，但队伍中的土匪气还是很浓。另外，为了给部队发军饷，张宗昌又偷偷地种鸦片烟，这事被捅到张作霖那里去后，总参议杨宇霆便说：“每年花100多万，养着这帮人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就地解决，遣散算了。”

由此，检阅大员郭松龄对张宗昌的这支部队要求特别严格，而演习那天正好又下了大雪，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地里全是高粱茬子，硬挺在地上，又被雪给遮盖了。张宗昌的士兵在雪地卧倒，因为看不见高粱茬，结果很多人因此受了伤。张宗昌看到后，心里就很不痛快。

在休息的时候，张宗昌带着几个随从找了间房子进去暂避风雪。进屋后，张宗昌满腹牢骚地蹲在炕上，把随身带着的烧酒拿出来喝，他边喝边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制定的计划，把我们弄成这样！”

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而入，他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便问道：“你在骂谁？”张宗昌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不是骂谁。”郭松龄顿时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听了这话，张宗昌的脸色由红变黑，他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随从们大惊失色，以为他要翻脸拿手枪打郭松龄，不料张宗昌跳下炕却突然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松龄无话可说，气呼呼地走了。

郭松龄走后，张宗昌的参谋还想去拉住郭，替他们劝解一下，但张宗昌一把拽住参谋，不让他去劝。之后，张宗昌满不在乎地对参谋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张学良在得知郭松龄与张宗昌的骂架之后，随后便亲自来视察张宗昌的部队，并试图加以劝慰。张学良到后，看见张宗昌的部队器械一新，武器精良，不免有些吃惊，便问张宗昌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张宗昌回答说是收编白俄溃兵时接收的，并且主动送了十箱手雷给张学良。

张学良回去后，向张作霖报告了张宗昌部队情况，张作霖也认为张宗昌可以重用，于是张学良让与张宗昌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奉系大将李景林去把张宗昌请到沈阳，然后又把郭松龄请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对付直军，打倒吴佩孚。茂宸（郭松龄的字）和效坤（张宗昌的字），不要把你们别扭的事情搁在心上。”

由此，郭松龄向张宗昌赔礼，彼此表示歉意后，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李景林趁热打铁，提议四个人结为兄弟，于是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由于在这次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后，张宗昌的这支部队便作为奉军的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虽然张作霖对张宗昌的部队待如亲兵，但张宗昌心里却不糊涂。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开战后，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乘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只有到了这时，张宗昌才算是扬眉吐气，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一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阀之一。不久，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

惊天绑架

在许多人眼里，军阀张宗昌是个胸无点墨的“狗肉将军”，靠着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卖命和组织流亡白俄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中国横行一时。殊不知，他还干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涉外事端，那就是悍然劫持并炸沉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同时绑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夫人达半年之久。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后，北伐军从军到师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和制定作战计划。这还不算，苏联还在华北积极支持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面对苏联支持下的两股铁流，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门下张宗昌惶恐不安，除了军事上顽抗外，他们还企图拿苏联在华人员开刀。

1926年年底，消灭吴佩孚集团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根据安排，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等人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前往武汉。巧合的是，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刚随苏联外交信使抵达上海，准备与丈夫团聚，遂决定搭乘轮船前往武汉，而鲍罗廷娜乘坐的就是刚在上海完成任务的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

1927年3月1日，“列宁纪念”号航行至南京下关附近，桅杆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注意。当时中国海关由驻北京办公的英国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掌控，安格联得到伦敦的训令，积极配合张作霖等军阀对进出中国港口的苏联船只实施重点缉查。根据安格联下达的“通令”，南京海关人员拦下了“列宁纪念”号，在登船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名自称苏联外交信使的白人男性和一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白人中年妇女。由于苏联信使以“外交行李享有豁免权”为由拒绝检查行李，海关人员立即向驻当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报告。

张宗昌随后派出白俄士兵登船检查。交涉中，白俄士兵强行检查了那名白人妇女携带的行李，结果搜出一份写有俄文“鲍罗廷夫人”字样的文件。获悉此事后，张宗昌如获至宝。3月6日，鲍罗廷娜及3名苏联外交信使、47名船员被押往济南。

鲍罗廷夫人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震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和团体纷纷通电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也连续三次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月21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约见安国军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说安国军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应对策”。

在张宗昌眼中，国际公法毫无约束力，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冰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活动。4月6日，张作霖派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5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递交公函，严厉警告北京当局：“此等人员（指鲍罗廷娜等）若与李大钊等同一命运，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审判持续一周未有进展，后突然传出消息：鲍罗廷娜被释放了。原来7月16日，美国参议院议员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一听此话，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您看做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更何况鲍罗廷娜是一位外国女士。”张作霖听后颇为沮丧，恰巧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何隽前来请示，张随口说：“或可开释。”一向对苏友好的何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当庭开释鲍罗廷娜，然后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就在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对被释放也感到疑惑的鲍罗廷娜躲进东交民巷一个外籍人士家中，几天后经蒙古返回苏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