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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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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戈壁滩上的夜晚寒气逼人。清晨，彭加木在帐篷中醒来，别人发觉他的头发都花白了。仔细一看，原来头发上结满冰霜。他毫不在乎地说：“那怕什么？太阳一晒，一会儿就化了。”
在野外，彭加木饱一顿，饥一顿。渴了，有时就喝一点河里的冰水。夜里，常常荷枪放哨。他并不觉得苦，反而认为野外的生活充满乐趣。
不久，他又从新疆千里迢迢回到昆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亲自带领的华南热带生物考察队，奔赴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五指山麓，进行野外考察。
第五章 硬汉
◆“秘密”暴露了
1957年初，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到了彭加木头上。
那时，彭加木刚从海南岛来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在吃晚饭的时候，彭加木感到一阵头晕，脸色突然刷白。旁边一个同事发觉彭加木神色不对，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彭加木朝他摇摇手，示意叫他别声张。
彭加木赶紧把饭碗里的饭吃完，勉强慢慢站起来，想独自到房间里去，心想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谁知当他站了起来，眼冒金星，眼前一黑，顿时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这下子，惊动了全体考察队员。与彭加木在一桌吃饭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赶紧把他扶起，请来了医生。
没多久，彭加木清醒了，才知道自己的“秘密”暴露了。
原来，彭加木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早产儿，先天不足，可是他自幼注意锻炼身体，体质渐强。他自信疾病与他“无缘”，常以病历卡上一片空白而自豪，自诩为“保持不败纪录”。
不过，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一个人生点病总是难免的。
早在1956年8月，他从滇西的景东县南下，经普洱，到墨江、元江和玉溪，在山区密林中考察了一个月，刚刚回到昆明。有一天，全体考察队员要进行体格普查。在照X光时，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点扩大，怀疑他患心脏病，劝他要注意休息。
“心脏病？我会生心脏病？”这位自信与疾病“无缘”的人耸了耸肩膀，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话。
没几天，他便离开昆明，奔赴新疆了。那时去新疆没有班机，火车只到甘肃，从那里还要换乘长途公共汽车。在这样长途颠沛之中，彭加木并不觉得什么，便把医生的话抛到九霄云外。
到了新疆，彭加木埋头于阿尔泰山区的考察之中，没日没夜，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这时，病魔又悄悄地向他袭来。有一次，他背着枪，骑着马，与另外一个同事正在群山之中奔驰。那位同事在前面轻快地骑着马。他在后面忽然感到极度疲乏，吃力地坐在马背上。
彭加木后来这样说过：“过去我曾和他比赛过举重，并且以一次举起70公斤的优势打败了这个对手，而现在他骑在马上那样自在，我却感到疲乏和劳累，这是为什么？莫不是我真的有病了？”
“也许是感冒了！”彭加木这么猜想。他咬咬牙，追了上去。
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这样说过：“当时满心想到的是边疆丰富的植物资源，简直来不及去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病呵！”
渐渐地，他感到每天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气闷得很，很不舒服。他试着把枕头垫高，就好一些。
“瞧，古人说‘高枕无忧’，倒有点道理哩！”安慰自己，不当一回事。
当他从新疆来到海南岛，他明显地感到不适了。他常常咳嗽。每天晚上，光是“高枕”，已不能解决问题了。他呼吸急促，胸部有窒息的感觉。他把被子垫在背上，半躺半坐，才稍好些，这时，他用镜子照照自己，发觉脸上有点浮肿，颈部的青筋隆起。
他常常感到疲乏无力。
这时，一向自信无病的彭加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过，他不露声色，绝不对别人讲半句，也不找医生查看。
后来，咳嗽加重了。同事们有点发觉他的病情，他满不在乎地说：“感冒，没事儿！”
他在给夏叔芳的信中，也从未透露半个病字。他总是对她“报喜不报忧”，生怕妻子牵挂他。
一直到他在广州昏倒了，这才来了个“大暴露”。同事们把他送进了广州医院。这时，他猜测自己大约是心脏病发作了，暗自思忖道：“我可能真的患了心脏病！不过，心脏病也不要紧，一时也死不了，我照样可以为党工作！”他对朋友们的关切问候，总是答复三个字——“不要紧”。
俗话说：“有病瞒不过医生。”广州医院的医生经过初步检查，认为彭加木的病情不轻，应当赶紧回上海治疗，不再适宜考察队的野外工作。
尽管彭加木焦急万分，坚持留在考察队，但是，竺可桢副院长亲自找他谈话了。竺可桢副院长拿出他亲自签署的介绍信，嘱咐他回上海详细检查。
彭加木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答应暂时离开综合考察队。他心里想：“到上海检查一下也好，没什么病，我马上就归队。”
◆面熟的“陌生人”
“笃、笃、笃！”“笃、笃、笃！”有人曲着手指敲门。
夏叔芳跑去开门。门开了，外面站着一个脸熟的“陌生人”：他的脸古铜色，胖乎乎的，笑嘻嘻地看着她。
夏叔芳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加木！”
彭加木突然回来，顿时使全家处于高度兴奋之中，他，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回家呢！
彭加木一看，儿子长高多了，女儿变化更大，开始牙牙学语了。
夏叔芳问：“你的脸怎么那样黑？”
彭加木答道：“野外晒的。”
夏叔芳又问：“你的脸怎么那样胖？”
彭加木答道：“胖还不好？难道瘦才好？”
夏叔芳感到奇怪，如果说他开始“发福”，为什么只“发”在脸上，身体还是那么瘦骨嶙峋？
当夏叔芳再问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他支支吾吾把话岔开了。
彭加木放下行李，骑车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去了，虽然他已调离那里，但是他去像媳妇回娘家似的，充满怀念之情。
王应睐教授一见彭加木，也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追问彭加木是不是生病了，彭加木说：“脸有点浮肿，不算病。”
接着，彭加木便把话题转到半年多来的所见所闻，娓娓而谈，有声有色。王应睐听了，当即约彭加木给全所作个报告，介绍考察中的见闻，介绍边疆的丰富资源。彭加木答应了。临走时，王应睐一再叮嘱彭加木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彭加木这才拿出竺可桢亲笔签署的介绍信。王应睐一看，立即请有关朋友办理了医疗手续——因为彭加木当时户口、工作单位均不在上海，不办理手续，不能在沪治疗。
回到家里，彭加木有说有笑，把全家逗得乐呵呵。
晚上，彭加木在灯下整理考察笔记，为给全所作报告做些准备工作。
直到睡觉时，夏叔芳才发现彭加木病情不轻：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平卧着睡，只能倚着垫在背后的被子半躺着睡。他颈部青筋暴起。像筷子一样粗。他呼吸急促、睡眠不安。
夏叔芳问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彭加木笑笑：“没病！”
夏叔芳不相信，说道：“没病？没病会这个样子？”
彭加木解释道：“那是因为我稍微有点不舒服，过几天就会好的。我这个人，什么时候生过病？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败纪录’的保持者！”
◆打破“不败纪录”
出乎彭加木的意料之外，这一次，他的“不败纪录”被打破了。
那天，彭加木来到上海中山医院，像一个普通的病人一样，排队挂号，到内科看病。
内科医生稍作检查，便知道病情不轻，便把他转到急诊室。
在急诊室，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仔细检查了彭加木病情。这位主治医生叫曹凤岗，她富有经验。经过检查，她在病历卡上记下了彭加木的症状：
眼球突出，上半身已水肿，颈部及左胸静脉怒张，静脉压330毫米汞柱。不能平卧，呼吸急促，胸口作痛。
静脉压330毫米汞柱，这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倍多呢！
曹医生初步诊断的结论是“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检查完之后，彭加木坐在长椅上，等待曹医生给他开药方，谁知曹医生给他开的不是药方，却是一张住院通知单！
“住院？”彭加木愕然，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是的。”曹医生用斩钉截铁般的口吻说道，“你必须马上住院。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住进来！”
这时，彭加木感到有点不妙；他从普通门诊，一下子就“升级”到急诊；从急诊，又一下子“升级”到住院。当时，中山医院的病房相当紧张，有的病人想住院还住不进来呢。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切地问他：“医生说些什么？”
彭加木轻描淡写地说道：“她说没什么病，只是叫我住院详细检查一下。”
这真是天下奇闻：没什么病，居然要住院！彭加木住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平生破天荒地第一次住院。”
曹医生对彭加木详细地进行检查，因为“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只是初步结论，引起这种病症的原因很多，只有查明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曹医生用X光透视彭加木的胸部，接着，她又对彭加木进行多方面的化验和临床观察。不久，曹医生把诊断结果通知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托他们转告彭加木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另外，曹医生还把夏叔芳请来了，把诊断结果告诉了她，并嘱咐她必须对彭加木严格保密，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曹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呢？她经过反复检查及与别的医生共同会诊，确定彭加木患“纵膈障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就是癌。纵膈部位，是气管、食道以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要害部位。彭加木身上的恶性肿瘤，便长在气管、食道与心脏之间，当时已经有两个拳头那么大。
正因为这样，它压迫呼吸，压迫静脉血管，造成“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曹医生如实地告诉夏叔芳，根据医学文献记载，这种病人一般只能够活半年，最多不过活两年。
曹医生劝夏叔芳给彭加木多买点好吃的东西，让他心情愉快点——他的“余年”已是屈指可数了。
夏叔芳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她家就在中山医院附近，这么一小段路竟走了好久，她的内心矛盾极了：知道丈夫病入膏肓，可是，在他的面前又要强作笑颜，不能流露丝毫悲伤之情。“纵膈障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打在她那幸福的小家庭头上。要知道她的丈夫才32岁，儿子才5岁，女儿才2岁！她，多么希望丈夫能够挣脱死神的魔爪！然而，医生的话，俨然像宣读“死刑判决书”似的，她的幻想破灭了。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上门，瘫倒在床上，热泪纵横……
◆出色的答卷
彭加木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察言观色，从医生、护士、妻子的脸色之中（尽管她们都躲躲闪闪，假装太平无事），从他所住的癌症病房，已经明白了自己患什么病。他几次三番向医生打听，医生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
一天，曹医生查病房，来到彭加木床前时，偶然看见他的枕边放着厚厚的一本书，封面上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肿瘤学”！
曹医生的脸上掠过惊讶的神色。她立即恢复常态，若无其事地劝告彭加木道：“不要胡思乱想！”
谁知彭加木却坐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曹医生说：“请如实地告诉我，我经受得起！我手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把病情告诉我，我好安排时间。另外，我知道了自己什么病，也好跟你们更好地合作进行治疗。”
曹医生曾给许许多多癌症病人看病，像这样的病人却遇到不多！曹医生深受感动，正想把真情告诉他，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因为根据一般的情况，不把真情告诉病人，不会加重病人的思想负担，有利于治疗。于是，曹医生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你的胸口，有一个硬块。”
“是肿瘤？”彭加木立即追问道。
“你别一听肿瘤就害怕。”曹医生连忙安慰道，“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大多数肿瘤都是良性的，很容易治的。你的肿瘤，经我们诊断，是良性的。”
彭加木敏锐地从曹医生那言不由衷的神色中，看出她的话是在安慰自己。
彭加木的心情是复杂的。生活，又给他出了一道严峻的考题。
彭加木想些什么呢？他自己的话，是最真实的。他曾这样写道：
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正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点事，却偏偏生了这种讨厌的病，而且我患的病是不能维持很久的，生命是有了限期的。
怎么办呢？当时，我想，既然病了，就要面对现实，怕，有什么用呢？如果在疾病面前害怕起来，意志消沉，一天到晚想着，吃不下，睡不着，那么小病也会变成大病，我想这绝不是办法。那么怎么办呢？
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马马虎虎等死吗？这种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吃喝喝吗？不，我们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那他就活得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我也要把工作做好。当时，我又想起了许多前辈同疾病搏斗的英雄事例，像吴运铎、高士其，这些不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同时也想起了我入党时在志愿书上写下的决心：我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我想既然已经病了，就应当一不要怕，二要积极治疗，争取让体力恢复到一定程度时，就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把应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好，至少也作个交代。我想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待疾病应该有革命者气概。
我查了查医学文献资料，对疾病前途作了分析估计，得出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彻底治好，成为医学上的特例；第二种可能是病时好时发，这样也可以争取时间再到边疆去做一些工作；最后一种是最坏的估计，那就是只能延长时间。即使这样，我也要尽量争取时间，能干一天就干一天。
这，就是彭加木在生死关头，写下的一份出色的答卷！
◆病危时的诗
遵照曹医生的嘱咐，大家对彭加木实行严格的“保密”，不让他知道病情。然而，彭加木自己尽管已经猜到了患什么病，却又倒过来对大家进行“保密”，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仿佛在一出悲剧之中，却夹杂着几分喜剧的色彩：夏叔芳来探望彭加木了，坐在床头，强装笑颜，说他很快就会出院，很快就能见到孩子，（医院规定，幼儿是不许带到房中来的）。彭加木呢？脸上堆笑，说自己正在一天天好起来，很快就会回家的，一回家就给孩子们来一颗“糖衣炮弹”！他们俩有说有笑，其实，他们俩心里都明白，患癌症者生还，特别是像彭加木那样严重的病症，几乎绝无仅有！
治疗开始了。这种治疗不是一般的打针吃药，却给病人在精神上带来莫大的痛楚。
在当时，对付恶性肿瘤主要是两种治疗方法：一是注射氮芥，一是深度X光照射。
氮芥是一种具有强烈毒性的药物。用它治疗恶性肿瘤，可以说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氮芥是白色的药粉，溶解在葡萄糖溶液中，滴入静脉。在注射之后，引起很大的副作用：病人恶心，一吃东西就呕吐。打一次氮芥，要接连呕吐几天！
彭加木住的是大病房，有十五张病床。病人们打了氮芥之后，病房里充满呕吐之声。有时，一个病人吐了，引起大家恶心，产生“连锁反应”，纷纷呕吐起来。正因为这样，许多病人请求护士不要打氮芥，或者减少剂量。
然而，当护士问彭加木反应怎么样，他却笑笑说：“没什么，反应不大，一切都照常，用药剂量可别减少，继续治下去，没关系，我吃得消！”
彭加木真的“反应不大”吗？其实，他也在那里不断地呕吐。他吃了吐，吐了又坚持吃。
他把吃饭当作一项战斗任务来完成，忍着苦痛往下咽。刚咽进去又哇哇吐了出来。
他打了氮芥，稍微好一点，便在病房里进行“现身说法”，劝别的病人坚持打氮芥。他与别的病人“同病相怜”，他讲的话比医生的话作用大得多！
至于深度X光照射，也不好受。强烈的X光，能够杀死癌细胞，可是，X光是不长“眼睛”的，往往也误伤了许多正常的体细胞。每照一次，血液中的白血133球明显减少，患者感到疲倦不堪，浑身乏力。另外，在照射前要口服一种酸性的药物。这种药很酸，勉强吃了进去，才几分钟，便常常吐出来了。后来，彭加木想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几次把药吃进去，每次又同时服两片小苏打，中和了酸性，这样终于使药不吐出来。
曹医生看着他用惊人的毅力，忍受病痛，深为感动。一边用X光照射他，一边流下热泪。
彭加木躺在那里，额上渗着豆大的冷汗珠，诚挚地对曹医生说道：“一切肉体上的痛苦我都能忍受，只要把病治好，使我能多工作一些时候！”
不久彭加木发起高烧来，连续几天体温达40℃，彭加木又“升级”了。曹医生填写了“病危通知单”，护士们把彭加木送进了抢救室。
抢救室，是专门接待垂危病人的，那里由护士日夜守在旁边看护。彭加木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从大病房送进了单人病房，吵着要回去，说是这里太孤单，不如在大病房里可以跟病友人有说有笑。
护士们只瞒着他，说道：“你患了流行性感冒，要隔离，所以叫你住单间。”
不久，彭加木明白了单间的含义。这些单间是用薄板隔成的。他听见隔壁的单间里传来了痛哭之声。从人们的对话中，他知道了那里一个垂危的病人刚刚死去，知道这种单间的名称叫做“抢救室”。
彭加木发着高烧，昏昏沉沉。偶尔他侧过身来，从窗口望出去，唷，他看到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大楼！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插翅高飞，飞到那里去，飞到边疆去！
“诗言志”。平常虽然爱诗，但不大写诗的彭加木，此时此刻触动了诗兴。他在生命垂危时刻，在抢救室里，写下了这样豪情感人的诗篇：
昂藏七尺志常多，
改造戈壁竟若何？
虎出山林威失恃，
岂甘俯首让沉疴！
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964年3月6日出版的第5期上海《支部生活》半月刊。
◆祸不单行
真是“屋漏偏遇连绵雨，船漏偏遇顶头风”，就在彭加木病危的时刻，祸不单134行，家里又出了大乱子！
那时候，女儿彭荔传染了猩红热，不能上托儿所。医生要夏叔芳把女儿送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隔离。夏叔芳心里想，丈夫住抢救室，女儿再住隔离室，每天两头跑，怎么受得了？
没办法，夏叔芳只好把女儿放在家中。可是，又怕儿子彭海传上猩红热。如果让女儿单独住一个房间，她才两岁，怎么放心呢？夏叔芳只好把自己的卧室用白布隔起来，女儿住在一边，她带着五岁的儿子睡在另一边床上。
那天清晨，儿子吵着要起床。夏叔芳由于这几天累了，在迷迷糊糊之中听见儿子的喊声，便对他说：“你把床头的衣服拿过来，我帮你穿。”
儿子在床上爬着，正要伸手去取衣服，谁知他头重脚轻，摔了跤，头撞在床头柜的玻璃板上。“哇！”儿子一声大哭，惊醒了夏叔芳。她抱起儿子一看，只见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血肉模糊，头发上沾满鲜血。
夏叔芳把女儿交给老阿姨，自己背着儿子，一脚高，一脚低地朝中山医院跑去。彭海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给他缝了八针，伤口的血才算止住了。
夏叔芳一边送儿子看病，一边心中忐忑不安。她生怕碰上彭加木。万一这件事给丈夫知道了，只会加重他的病情。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夏叔芳背着儿子走出急诊室，从医院的走廊上走过时，迎面推来一辆手推车。
夏叔芳定眼一看，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高烧未退、奄奄一息的彭加木！此时，护士们正推着他去照X光。
夏叔芳躲闪不及，彭加木已经看见她了。
夏叔芳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生怕丈夫为此担忧。
幸亏彭加木是个乐天派，他看了看儿子，只说了一句他的口头禅：“不要紧！”
夏叔芳松了口气，赶快背着儿子回家了。
到了家里，夏叔芳只觉得双腿一软，也病倒了。
此时，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病了：
彭加木，病危。
夏叔芳，病倒。
儿子，头部缝了八针。
女儿，猩红热。
也就在这个时候，医院来人通知，彭加木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请家属安排后事！
夏叔芳的心，碎了。小家庭的命运，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特别的病号
就在这时，党和同志们伸出温暖的手，竭尽全力抢救彭加木。
打从彭加木住院的第一天，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领导和同志们就非常关心彭加木的病情。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党支部书记和所领导冯德培、王应睐，多次到中山医院看望彭加木。党支部指派了一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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