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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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把注意力投向这些幼稚的奇迹，主要是因为他们许下了某些类似于古老宗教的诺言，特别是人死后仍有生命，甚至是永生。

多才多艺的英国科学家J·B·S·霍尔丹，不但在许多其它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人口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霍尔丹曾对如永恒的生命这类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想法。霍尔丹想象，在遥远的未来，一切星体都已黯淡，宇宙空间被一种又冷又稀薄的气体所充斥。然而，如果我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那么这种气体的密度将会发生统计学上的涨落。经过漫长的时间，这种涨落将大到足以重新组成与我们自己的宇宙相类似的宇宙。霍尔丹指出，假如宇宙是无限古老的，那么就会有无穷多次这样的宇宙重组。

因此，在一个有着无穷多种的星系、恒星、行星和生命的，无限古老的宇宙中，会重现一个完全相同的地球，在那上面，你和所有你爱的人将能够团聚。我将会再次见到我的父母，并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孙子孙女们。而且，这一切将发生不只一次，而是无穷多次。

然而，不知为何，这并没能提供宗教所能给予人们的那种安慰。如果对于读者们和我所共享的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之中没有人能留下任何记忆，那么，肉体再生的满足感，至少在我听来，是空洞无物的。

但是，在这个想法中，我低估了无限这个词的含义。在霍尔丹提出的图景中，将有很多宇宙——实际上是有无穷多的宇宙。在那里，我们的大脑中将保存着对在那之前的各次轮回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记忆。这种满足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是一种有限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所有那些别的将要来临的宇宙存在的悲剧和恐怖远远超过了当前这一个轮回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再次强调，不是一次而是无穷多次）。

尽管如此，“霍尔丹的满足感”仍取决于我们生存在一个什么类型的宇宙中，而且可能取决于是否存在足够多的物质来最终逆转宇宙的膨胀，以及真空涨落的特性这类宇宙的秘密。那些深深渴望着死亡之后仍有生命存在的人，看来可能会献身于宇宙学、量子力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和超限数学。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一位早期基督教会的教父，在他的《告诫希腊人》（写于公元190年前后）一书中，驳斥了多神教的信仰。他的话在今天看来也许带有点嘲讽的味道：

耳朵毫无疑问地只是用来让成年人听这类故事的。正如俗话所说，即使当自己的孩子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讲神话故事的方法让他们高兴起来。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没有那么严的规矩。因为某些我们在情感上认为有道理的原因，我们给孩子们讲圣诞老人、复活节兔子和取走你牙齿的仙女（如果晚上把新拔下的牙齿放在枕头下面，仙女就会把它取走，并留下一个钱币）的故事。不过，我们又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纠正这些神话传说。为什么要收回我们所说的话呢？因为孩子们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就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对于一个仍然相信真有圣诞老人的成年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表示担忧。

在教条主义的宗教中，“人们不敢坦诚相告，哪怕是面对着自己的心灵”，哲学家戴维·休谟写道：

对这个问题，他们怀有疑问。他们把毫无保留的宗教信仰当做优点；他们实际上是不虔诚的，但他们通过最郑重的声明和最病态的偏执来自欺欺人。

这种不虔诚性对道德具有很深的影响。正如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在《理性的时代》中所写道的：

对宗教的不虔诚，既不属于信仰的范畴，也不属于不信仰的范畴；它是一个人宣称信仰他并不信的东西。精神上的不诚实在社会道德中引起的危害，如果我能如此表述的话，是难以估量的。当一个人堕落到到如此地步，以致出卖他的精神节操，以致公然宣称相信他并不信的东西时，他就可能会去干其它任何坏事。

T·H·赫胥黎的陈述是：

道德的基础是……不去假装相信没有证据的东西，不去重复有关那些超出知识可能性之外的事物的无法令人理解的观点。

克莱门特、休谟、潘恩和赫胥黎所谈论的都是宗教信仰问题。但他们所写的大多数东西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例如，对于无所不在的、同整个世界纠缠在一起的我们的商业文明背景：有一个经典的阿斯匹林电视广告，其中演员们扮成医生，告诉人们说，同他们竞争的产品中只含有那么些医生们竭力推荐的止痛成分——他们不告诉你那种神秘的成分是什么——而他们的产品则令人激动地含有多得多的上述成分（每片药中多含有1．2－2倍）。因此，请买他们的产品。但是，为什么不能吃上两片那种与之竞争的药片呢？或是考虑比竞争对手的“常规”产品更有效的镇痛药。为什么不采用更有竞争力的“超强”产品呢？当然，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在美国每年因使用阿斯匹林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000人，同样不会告诉我们，每年因使用醋氨酚类药品，主要是泰勒诺，导致大约5000例肾衰竭。又如，我们在吃早餐时完全可以吃上一片维生素药片，谁还会在乎哪种麦片粥含有更多的维生素？同样地，假如钙只是作为一种营养成分而与胃炎毫无关系，一种抗胃酸剂含不含钙又会有什么关系？商业文化中充斥着类似的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误导的花言巧语。你没有什么好问的。不用想，买就是了。

对产品作出的各项保证，尤其是由真正的或据称是专家的那些人作出的保证，包含着多如牛毛的欺诈。他们显出对他们的顾客的智力的藐视。他们导致了普通人对科学客观性的普遍态度的隐含危险的败坏。如今，在电视广告中，甚至有一些真正的科学家，包括一些相当有名气的科学家，在帮助公司设圈套。它们使人知道科学家们也会为了钱去骗人。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警告的那样，我们正渐渐变得对撒谎见怪不怪了，而这会为许许多多其它的罪恶埋下伏笔。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面前正摆着每年一度的生活大展览之一“生命大观”——在旧金山举办的新时代展览——的节目说明书。通常情况下，会有数万人去参观这个展览。非常可疑的专家们在吹嘘着非常可疑的产品。这里有一些推销广告：“阻滞的血蛋白是如何引起疼痛的？”“水体，是护身符还是石头？”（我自有我的看法）其它的内容还有：“既然一块晶体可以为收音机和电视机聚集声和光”——这是对收音机和电视机工作原理的一种无知的误解——“因此，它也能够放大经过调谐的人类的精神振荡。”这儿还有一则：“女神的回报——一次产品展示盛典”。另外一则：“同时感应，无与伦比的感知体验”。那玩艺是由“查尔斯兄弟”提供的。还有，在：“你，圣——热尔曼，通过紫色之焰而获得治疗”。铺天盖地，全都是关于各种“机会”的广告——假冒伪劣，无所不有——这就是生活大展览所展示的一切。

心神错乱的癌症患者们踏上了前往菲律宾朝圣的漫漫旅途。那儿有所谓的“超感觉巫医”，他们在手心里藏着一小块鸡肝或是羊心，装做伸入患者的体内取出病变的组织，然后得意地把这块组织亮出来。西方民主政治的领导人在为他们的国家作出某些决策之前，常常求教于占星家和神秘主义者。在公众要求得到结果的压力之下，那些手中有一起未破的谋杀案或是失踪案的警察，就会去请教特异功能感知“专家”。（这些人从未比正常感觉的人猜得更准。可是，那些特异感知者说，警察们照样趋之若鹜。）有人提出，在特异遥视功能方面，我们与敌对国家之间存在差距。在国会的推动下，中央情报局，动用纳税人的钱，去研究能否通过拼命去想深海中的潜水艇而发现它们的位置。一个“超感知者”——在地图上使用一个摆，还在飞机上使用“魔杖”——声称能找到新的矿藏。一个澳大利亚的采矿公司预支给他大笔的钱，说定如果找矿失败，此钱无须偿还；如果成功，在开发的矿藏中还将有他一部分股份。结果，一无所获。耶稣的塑像和圣母玛丽亚的壁画，由于潮气而变得斑斑驳驳，但是，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却深信他们自己从中看到了奇迹。

上述这些骗人的鬼话，全都是已被证实或可以推断出来的。有时，欺骗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而为之的，但是起了助长欺骗的作用；有时则是愤世嫉俗者的预谋。通常情况下，欺诈行为的受害者总是处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中——惊异、恐惧、贪婪或是悲伤。轻信那些鬼话，将让你白白丢钱；这就是P·T·巴努所指出的：“每一分钟都有一个吸血鬼诞生。”然而，情况可能比这还要危险得多。当政府和社会全都失去了判断能力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不论我们对那些轻信鬼话的人怀有多么大的同情心。

在科学领域中，我们可以从实验结果、数据、观察、测量和“事实”出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出许许多多可能的解释，并且可以对每一种解释用事实进行系统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们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过程中，被用一个鉴别谎言的工具箱武装起来。无论何时，当一个新的想法被提出来以供考虑时，这个工具箱就自然而然地派上了用场。假如那个新的思想可以通过这些工具的检验，我们将会满怀热情地、虽然是暂时地，准备去接受它。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如果你即便在那些谎言向你再三保证时也不想使它得逞的话，你可以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里有一个可靠的、经过了检验的方法。

那个工具箱中装的是什么东西？那里装的是怀疑的思维方法的工具。

所谓怀疑的思维方法，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并且理解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可以识别谬论和谎言的方法。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那个经过了一系列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从前提和出发点是否能得出这些结论，以及那个前提是否正确。

这个工具箱中所包含的东西有：

*　只要可能，“事实”都必须经过独立的验证。

*　鼓励见多识广的各种观点的支持者们对已有的证据展开实质性的辩论。

*　权威的意见并不重要——“权威们”以往已经犯了不少错误，他们将来仍然会犯错误。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权威，最多不过是有一些专家而已。

*　构造出不止一种假说。如果想要解释某个东西，要尽可能地考虑各种不同的解释，然后，找出一批检验方法，可以用来系统地证伪每一种可能的其他解释。通过检验的，也就是在多种能够用来解释的假说中经受住了达尔文物种选择式考验的那个假说，相对于那些只不过是在最初的一念之间赢得你的好感的那些想法而言，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　尽量避免过分执着于一种假设，仅仅因为那个假设是你提出来的。那只是我们在寻求真知的路程中的一站。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喜欢那个想法，公正客观地将之与其他的可能性进行一下比较，看看你是否能找到理由来批驳它。你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　定量。如果你要解释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含有某些量度，一些数字量，都会非常有利于将你的假说与其他与之竞争的假说区别开来。模糊的、定性的东西往往招致多种解释。当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许多定性的观点中可以寻找到一些真理。然而找到它们是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　如果推理是一环套一环的，那么其中的每一环都必须是正确的（包括前提），不能仅仅是大部分正确。

*　奥姆的剃刀。这个方便的经验法则告诫我们，当我们面对两个可以将资料解释得同样好的假说时，选择简单的那一个。

*　不断地问这个假说是否能够——至少是在理论上——被证伪。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命题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想一想那个宏大的构想，即我们的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基本粒子——比如说，一个电子。但是，假如我们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宇宙之外获取信息的话，那么这个想法难道不是不能被证伪的吗：你必须能够核实这些论断。你必须给予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者一个弄清楚你的推理过程，重复你的实验并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得到同样结果的机会。

要信赖经过认真设计和控制的实验，这是关键，正如我在前面试图强调的那样。仅仅通过冥想，我们是学不到太多的东西的。我们总是倾向于接纳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候选的解释。有一个比没有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能想出不止一个解释，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将如何取舍？我们不作决定。我们让实验来作。弗朗西斯·培根给出了经典的理由：

辩论不能满足新发现的需要，因为大自然的精妙比辩论所需要的精妙高明许多倍。

对比实验是必要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有人声称一种新药对某种疾病的有效率为百分之二十，那么我们必须确信，有一组对照试验人群，吃下了被告知是新药的糖片后，没有同时出现百分之二十的患者症状减轻的现象。

各影响变量必须是可以分离的。假设你晕船了，同时给你一个针压手镯和50毫克的麦可立嗪。你发现不适感消失了。是什么在起作用——手镯还是药片？只有当你在下一次再晕船时，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治疗方法，你才能弄明白。现在，假设你并不想为了献身科学而去体验晕船的滋味，那么你就不可能分开上述变量。你将再次同时采用两种治疗手段，因为你达到了你所期望的实际目的；至于更进一步的知识，你会说，不值得为了去获得它而自找苦吃。

通常，实验必须在“双盲”条件下进行，这样，那些期望着某种发现的人，就不会处于一种可能对结果的评价构成潜在危害的状态中。例如，在试验一种新药的时候，你可能希望那些判断哪个患者的症状减轻了的医生，不知道哪些患者采用了新药。因为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虽然或许只是无意识地。相反，症状减轻者的名单与那些使用新药的人的名单应是相近的，而且两组名单必须是独立地确定的，然后，你才能判断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又如，当警察处理一批嫌疑犯或是进行相片识别时，负责的官员不应知道谁是犯罪嫌疑人，以免有意或无意地对证人产生影响。

除了教会评价我们提出的要求该如何做之外，任何好的谎言鉴别工具箱还应当教我们不要去做什么。它帮助我们识别最常见的和危险的、逻辑上和修辞上的谬误。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可以找到许多很好的例子，因为它们的实践者们总是被迫去评判两个相反的命题。这些谬误包括：

*　adhominem——“针对人”的拉丁语，指攻击人而不是观点。（例如，牧师史密斯博士是一个有名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者，因此，他对进化论的反对是不值一提的）；

*　权威的论点。（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应当连任，因为他有一个终止东南亚战争的秘密计划——但是因为那是机密，所以选民们无法去评估它的价值；这种论调等于是说，应当信任他，因为他是总统——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　因果倒置推理。（例如，上帝一定是在对人们施以惩罚和奖赏，因为假如没有这一切，社会将会毫无法纪，充满危险——甚至可能无法治理。或是：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谋杀案的被告一定会被发现是有罪的，否则的话，就会鼓励其他的男人去谋杀他们的妻子）；

*　求助于无知——声称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例如，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UFO没有来访问过地球，所以UFO是存在的——因而宇宙中的另一个地方存在着智慧生物。或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着70种文明的世界，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其中有哪一个世界具有比地球人类更高的道德水平，因此我们仍然是宇宙的中心。）这种概念不清的浮躁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驳斥它：缺乏证据并不是不存在证据。

*　特别辩护经常用来挽救那些在修辞上陷入很大困难的观点。（例如：一位仁慈的上帝，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女人违背了他的戒律而引诱一个男人吃了一个苹果就用让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陷入痛苦的煎熬的方法来惩罚他们？特别辩护：你根本不理解有关自由意志的精妙教义。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怎么会同时存在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特别辩护：你不懂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圣秘密。上帝怎么能容忍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们——他们被命令以各自的方式遵循有关仁慈与同情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犯下如此多的野蛮的罪行？特别辩护：你还是不了解自由意志。不管怎么样，上帝的行为都是神秘而不可知的。）

*　回避问题，或是想当然地回答问题。（例如，我们必须设立死刑来抑制暴力犯罪。但是，当死刑设立之后，暴力犯罪率是否真的有所下降呢？昨天股市下跌，是因为一次技术性的调整和投资者取走红利——然而是否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调整”和利润提取所起的作用呢？从这种一厢情愿的解释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　观察的选择性，也称做列举有利的条件，或是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形容的，记住成功，忘掉失误。（例如，一个州会大肆吹嘘出了多少总统，却闭口不提成群的杀人犯。）

*　对很少的数目进行统计——同观察的选择性非常类似。（例如，“他们说五个人里有一个是中国人。这怎么可能？我认识成百上千的人，可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你的真诚的。……”或是：“我连续掷了三个七。今晚我不可能输了。”）

*　对统计特性的误解。（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发现整整有半数的美国人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表示震惊和忧虑。）

*　自相矛盾。（例如，谨慎周密地对一个可能存在的军事对手制定出计划，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而对有关环境危机的科学项目却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危机还没有被“证实”。把前苏联人口平均寿命的下降归因为多年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却从未将美国的高婴儿死亡率（现在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高的）归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觉得宇宙将会在未来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是理所当然的，但却认为宇宙可能拥有无限的过去是荒谬的。）

*　non　sequitur——拉丁语：“不是必然推论”。（例如：我们的民族必将强盛，因为上帝是伟大的。然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把这当做真理。德国人的说法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通常，那些陷入非必然性推论的谬论，都不过是没有认识到会存在多种可能性。

*　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拉丁语：“它发生在后，故而它是由前者引起的”。（例如，马尼拉大主教，斋米·卡迪诺·辛，说：“我认识…一个26岁的妇女，她因为服用（避孕）药物而显得像60岁一样老。”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世界上本没有核武器。）

*　无意义的问题。（例如，当一个无法抗拒的力作用于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时，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是，假如存在不可抗拒的力这种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有无法移动的物体。反之亦然。）

*　排除中间状态，或是采用错误的二分法——在存在有许多中间可能性的连续统一体中，只考虑两个极端。（例如，“当然，听他的；我丈夫是完美无暇的；我总是错的。”或是：“你不是热爱你的国家，就是仇恨它。”或是：“如果你不是在解决问题，那么你就是在捣乱。”）

*　将短期和长期对立——排除中间状态的一个子集，但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我将之单独提出来，以引起特别的注意。（例如，我们无法制定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食品和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教育的计划。我们迫切面临的是对付发生在街道上的犯罪。在我们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预算赤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探索宇宙或是探究基础科学问题？）

*　连续递推？——与排除中间态有关。（例如：如果我们允许在怀孕的头几周内堕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禁止杀死一个发育完全的婴儿。或是相反：如果政府甚至对九个月的胎儿也不许堕胎的话，那么它马上就会告诉我们，对我们刚怀上的胎儿该怎么办了。）

*　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例如，一个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的同性恋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中的同性恋要多，因此，教育使人们变成同性恋者。或是：安第斯山区的地震发生在天王星经过其近地点的时候，因此——不顾对于更近、质量更大的木星缺少这种相关性——后者是前者的起因。

*　树靶子——丑化一个观点，使之易受攻击。（例如，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