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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出没的世界-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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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对钟表还是行星，相似的数学原理都能完美地应用。其实大可不必惊讶，我们又没有把它强加给宇宙。这不过是宇宙运行的方式。如果这被称为“还原主义”的话，那就算是吧。
直至20世纪中期，在神学家、哲学家和许多生物学家中间，流行这样一个强烈的信仰——生命无法“还原”为物理和化学定律，而是存在一种“生命力”、一个“生命原理”、一种“道”、一种使生物能生存的“玛那”。它“激活”了生命。不可能想象仅靠原子或分子，就能解释活生生的生命所具有的复杂和精美，以及形式与功能的和谐。因而，宗教应运而生了：上帝或众神使无生命的东西具有生息和灵魂。18世纪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烈试图找到“生命力”，他称量了一只耗子活着和死去时的质量。毫无疑问，两次称量的结果完全相同。所有这类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如果确有灵魂物质存在，显然它没有质量，——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物质组成的。
然而，即使是生物唯物主义者也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也许，就算植物、动物、真菌和微生物是没有灵魂的，理解生命仍需要尚未发现的科学原理。例如，英国生理学家J·S·哈丁（J·B·S·Hardin之父）在1932年提出这样的疑问：文人小说下载
关于生命如何从疾病和损伤中得以恢复，生命的机械论能给出什么合理的解释吗？一点也没有，就像与此紧密相关的繁殖现象一样，这些现象太复杂、太奇怪，我们还不能了解它们，不论我们如何发挥想象力，我们都无法想象一个精致复杂的机制，能够像一个有机体那样，不断地、无限地繁衍自身。
但仅仅几十年后，人类获得了关于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彻底揭开了这些曾被认为是无法理解的奥秘。
我清楚地记得，50年代和60年代，当DNA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性质首次被详细阐述时，研究宏观有机体的生物学家是如何谴责那些分子生物学的倡导者是“还原主义”的（“用DNA，他们连一个蠕虫都根本弄不明白。”）。当然，将一切事物都归结为“生命力”比“还原主义”好不了多少。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核酸中都携带密码形式的遗传信息，基本上都采用相同的一套密码来执行遗传指令。我们已经了解了如何解开这些密码。生物不断重复利用着相同的几十个有机分子，执行着各种功能。科学家已经确认出胆囊纤维化和乳腺癌的致病基因。组成流行性出血热细菌的1743个基因的1800万个DNA碱基对，已经被排列出米。大多数基因的特定功能，都被详细地了解：从制造和折叠上百个复杂分子、防热、抵抗病原体、提高变异率，到严格的自我复制。其他许多有机体（包括蛔虫）的大部分整组遗传基因图谱也被绘制出来。现在，分子生物学家正忙于将决定人类特征的30亿个核苷酸序列记录下来。再过一二十年，他们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从此项成就中，人类获得的利益是否会大于风险，似乎目前还无法确定。
原子物理学、分子化学与最神圣的繁殖和遗传本质之间的密切联系，现在已经被科学家建立起来了，并不需要引入新的科学原理。看起来好像只需要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理解生命体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子基因学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个有机体都有其特殊性质。
还原主义更好地应用于物理学和化学。稍后，我将描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致性，我们对电、磁、光和相对论的理解可以归为一个单一框架。几百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了少数几个相对简单的规律，不仅可以解释、而且可以定量地准确预测多得令人吃惊的各种现象。这些现象不但发生在地球上，还可以发生在整个宇宙中。
从神学家伦敦·吉凯所著的《自然、现实和神灵》（Natu－ral，Reality and the Sacred）一书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观点：所谓四海皆同的自然规律，仅仅是一帮容易犯错误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强加给宇宙的先入之见。他渴望其他类型的“知识”在它的领域中能和科学在科学领域中一样，真实有效。然而，宇宙的秩序并非假设，而是观察到的事实。我们能探测到来自遥远类星体的光只是因为电磁学定律在100亿光年之外和在地球上一样有效。我们能够辨认出它们的光谱只是因为类星体和地球存在相同的元素，因为二者都遵从同样的量子力学定律。星系间相互围绕的运动遵循我们熟知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透镜和脉冲双星的螺旋形下降（spin－downs）揭示了宇宙深处的广义相对论。我们也许可以生活在一个每个区域都有不同规律的宇宙中，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惊叹和敬畏。
我们或许生活在仅通过几个简单规律无法理解的宇宙中，自然界复杂得超过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地球上的定律不适用于火星或遥远的类星体。但是，我们所得到的证据（注意，不是先人之见，而是证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们是如此幸运，生活在许多事物可以“还原”为几个相对简单的自然规律的宇宙中。否则，我们的智力可能不足以理解整个世界。
当然，我们在把还原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科学时可能会犯错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也许许多事物不能还原为几个相对简单的规律。然而，根据最近几百年的发现，抱怨还原主义似乎是愚蠢之举。它不是一个缺陷，而是科学最主要的成功之一。对我而言，它的发现于许多宗教是完美地吻合的，尽管它不能证明宗教的真实性。为什么几个简单的自然规律能够解释那么多的东西，而且适用于整个广袤的宇宙呢？这不正是人们对宇宙的创造者的期望吗？为什么宗教神秘主义者反对科学上的还原主义方法，而不去反对他们错置了的对神秘主义的爱恋呢？
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的议程上，一直试图调和它与科学的分歧。至少那些不愿在文字上刻板地坚持《圣经》或《古兰经》而不给寓言和比喻任何空间的人是如此。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最高成就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和《反异端概要》。除了12、13世纪复杂的伊斯兰教哲学涌入基督教世界的漩涡之外，古希腊的书籍，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即使随意翻检一下也会发现其伟大的成就）也随之而来。这些古代学识与上帝圣言是和谐的吗？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企图协调基督教与古代经典之间的631个问题。但是，在有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没有一些附加的组织原则，一些了解世界的更好的途径，是无法完成此项任务的。通常，阿奎那求助于常识和自然世界——即科学，正是用它们作为纠正错误的手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自然和常识，他设法去解决所有的631个问题。（当“推”变成了“猛挤”，想要的答案可以被简单地臆想出来。此时，理性总是让位给对宗教的忠诚。）犹太法典和后犹太法典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中，也充斥着类似的尝试。
但宗教的核心教义，却能科学地验证。这导致了一些宗教人士和信教者谨慎地对待科学。圣餐，如教会宣传的那样，不只是一个引人联想的比喻，而在事实上，的确是耶稣基督的血肉吗？还是不论从化学的、微观的或其他什么方式看，仅是牧师递给你的一小块未经发酵的圆面包片（所谓“圣饼”）呢？如果不用人向神灵献祭，在金星52年的循环周期结束时，世界就会毁灭吗？一个偶然未受割礼的犹太男子，会比他遵循与上帝的古老契约（上帝要求割下每个男性崇拜者的一小块包皮作为祭品）的笃信宗教的同伴生活得较为糟糕吗？如摩门教徒所宣扬，在其他无数行星上也有人类生存吗？如伊斯兰民族断言，白种人的一个疯子科学家是用黑种人制造出来的吗？如果印度教徒不举行牺牲仪式，太阳果然就不再升起了吗（在Sat…apatha Brahmana中断言确实会如此）？
通过研究那些不熟悉的宗教和文化，我们可以对祈祷者的人性根源有所洞悉。例如，在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圆柱形印章上，铭刻有这样一段楔形文字：
哦，宁利尔，土地女神，在你的婚床上，在你的喜悦中，请替我向恩利尔求情。热爱你的
（签名）宁麻的米利…史帕克，萨达姆
宁麻的萨达姆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尽管宁利尔和恩利尔是主神——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向他们祈祷了2000多年——可怜的米利·史帕克实际上只是对一个幻想、一个能为社会宽恕的想象的产物在作祈祷吗？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呢？这是一个被禁止的，亵渎神圣的问题吗？对恩利尔的崇拜者而言，无疑是这样的。
祈祷真的会发挥作用吗？它们发挥什么作用呢？
有一类祈祷乞求上帝干涉人类历史，或者只是解除某些真实或虚幻的不公正或自然灾难。例如，美国西部的主教乞求上帝援手，终止一场毁灭性的干旱。为什么需要祈祷呢？上帝不知道这场旱灾吗？他没有意识到旱灾威胁到主教的教民吗？一个被认为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的局限意味着什么呢？主教也要求他的追随者一起祈祷。当更多的人而不是仅仅少数人祈求怜悯和公正时，上帝更可能进行干预吗？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则请求（出版于1994年“祈祷者及行动周刊：依阿华基督教每周信息”）：
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愿上帝以一种无人会误认为是人类之火的方式烧毁得梅因的生育研究机构，使公正的调查者不得不把它归于奇迹般（不可解释）的原因，而基督徒不得不把它归于上帝之手。
我们讨论过信仰疗法。祈祷会使人长寿吗？维多利亚时代的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认为，英国君王应该非常长寿，因为全世界每天都有数百万的人在虔诚地吟诵，“上帝保佑女王（或国王）”。然而，君主们并不比富有而养尊处优的贵族阶层的其他成员活得更长。中国自古以来都称皇帝“万岁”。古埃及几乎每个人都祈求众神让法老“长生不死”。这些共同的祈祷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成为历史的见证。
通过宣称宗教是可以验证的（哪怕是在理论上），宗教，尽管不情愿，进入了科学的竞技场中。只要宗教不抓紧世俗的权力，如果它们无法强迫信仰，就不再能够不受挑战地对现实作出断言。这当然激怒了某些宗教的追随者，他们有时会用能想到的最可怕的惩罚来威吓怀疑者。看一下威廉·布莱克在他无意中取名为《无辜者的征兆》的书中描述的信教与否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吧：
教导孩童怀疑神的人，永远无法从腐烂的坟墓中脱身，不干扰未成年者信仰的人，将会战胜死亡和地狱。
当然，许多宗教由于热衷于尊敬、敬畏、伦理、礼仪、团体、家庭、慈善和政治经济的公平等方面，不但没有受到科学的挑战，反而被科学发现所支持。所以说，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必然存在的。在某一层次上，它们共同扮演着相似而和谐的角色，彼此互相需要。公开的激烈的辩论，甚至对神圣的怀疑，可以追溯到约翰·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644）的基督教传统。一些主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派含有甚至期望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谦逊、自我批评和理性讨论，甚至对科学所提供的已被接受的最好的知识的质疑。但另一些教派（有时被称为保守派或原教旨主义派，现在看起来似乎处于上升状态，而主流教派几乎是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了）仍站在易被证伪的事物的立场上，因而对科学感到恐惧。
宗教传统通常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因而给更新和修改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尤其是当圣典能够被比喻式或寓言式地解释的时候。所以，存在着一个承认过去错误的缓冲地带。正如1972年罗马天主教会承认伽利略终究是正确的，地球确实是围绕太阳运动。尽管这一承认发生在300年之后，但仍然是需要勇气的，并受到了人们的极大欢迎。现代的罗马天主教不再就大爆炸、宇宙有无150亿年历史、最初的生命起源于无机分子、人类由类似猩猩的祖先演化而来等问题与科学家争论不休，尽管它坚持“上帝使人具有灵魂”的观点。大多数主流清教派和犹太教派坚持同样顽固的立场。
在与宗教领导人讨论神学时，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信仰中的一个中心教义被科学否决，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个别教派的宗教领袖回答说，如果那样，宗教就不得不发生变化。
进一步，我又问，如果确实是一个中心教义呢？
他回答到，那也一样。
但是，他又补充道，想否证中心教义往往极其困难的。
坦白地说，他是正确的。隔绝于证伪的宗教教义几乎没有理由惧怕科学的进步。像在许多宗教信仰中都存在的，造物主创造宇宙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就是这样的教义，证明或证伪同样困难。
穆斯·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指出，只有自由和公开地同时研究神学和物理学，才能真正了解上帝。如果科学证明宇宙的年龄无限古老，将会发生什么呢？显然神学不得不作一番重大修正。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想象到的能证明创世主不存在的科学发现。因为无限古老的宇宙从未被创造过，它一直存在着。
其他一些教义、兴趣和关注同样在担心科学将会发现什么。他们建议，也许不知道这些发现更好一些。如果证明了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遗传特性，难道这不会成为前者压迫后者的借口吗？如果存在暴力倾向的基因，这会不会成为一个种族压迫另一个种族（甚至是计划好的血腥屠杀）的合理理由呢？如果精神病源于大脑化学，难道这不会使我们放弃试图把握现实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努力吗？如果我们不是创世主的手笔，如果我们基本的道德准则只是容易犯错误的立法者的发明，这不会削弱我们的为维持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所进行的斗争吗？
在上面这些不论是宗教或世俗的例子里，如果我们知道了最有效地逼近真理的方法，并且对过去得到承认的利益集团和宗教体系所犯的错误开明一些，那么我们现在会好过得多。在每个事例里，真理被普遍了解的对宗教所造成的损害被夸大了。再者，我们的智慧还不能充分地了解究竟什么可以服务于更高的社会目的，特别是从长远考虑更没有把握，无论在谎言面前，甚至在纷杂的事实面前都是一样。
第十六章 当科学家认识到罪恶
人类的心灵——还能前进多远？
在哪里它的胆大妄为会达到极限？
如果人类的邪恶与人类的生命
以一定的比例僧长，
如果子孙总是在邪恶方面
超过他们的父辈，
那么
众神只有再增加一个世界
才能容纳所有的罪人。
欧里庇得斯
《希波里特斯》（公元前428年）
在战后哈里·S·罗伯特·杜鲁门总统的一次会议上，J·罗伯特·奥本海默－－曼哈顿核武器计划的科学总监——悲哀地评论说，科学家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罪恶。之后，杜鲁门指示他的助手说，他再也不想见到奥本海默了。有时，科学家们由于做了坏事受到严厉批评，有时则是因为对科学可能被用于罪恶目的而受到警告。
更普遍的情况是，科学受到责备是因为科学和科学的产品被认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在伦理上是模棱两可的，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这是一个古老的指控。它也许可以追溯到制作薄片状的石制工具和火的使用的年代。由于自从人类的第一个成员诞生之前，技术就与我们的祖先一直相伴，我们是一个技术型的物种，因此，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关于科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类本性的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科学对其成果的误用可以不负责任。恰恰相反，科学负有重大的责任，它的产品威力越大，它的责任越大。
就像攻击性武器和其市场派生物，对那些可以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环境的技术的使用应该慎之又慎。是的，迄今为止，我们的前辈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像我们一直在做的一样，我们在开发新的技术。但是，当我们一直具有的缺点与其破坏能力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空前的整个星球范围内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
有时，科学家们试图通过两方面来达到这一点：一方面称赞那些丰富了我们生活的科学应用；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远离那些同样源于科学研究的死亡工具。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在他的《科学及其批判》一书中写到：
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试图逃避烧死异端的直接责任，于是将他们交给了世俗政权。如果亲自烧死他们，它虔诚地解释说，将完全违背它的基督教教义。我们中很少有人会允许宗教法庭如此容易地洗掉手上的血迹，它很清楚会发生什么。同样，科学发现的技术应用如果显而易见——比如，一个科学家从事神经毒气研究——他就不能宣称这样一种应用“与他无关”，其根据仅仅是军方而不是科学家使用这种气体去伤人或杀人。当科学家为了获得研究资金而主动向政府提供帮助的时候，这种责任就更为明显。如果一位科学家，或哲学家接受来自海军研究部这样的部门的经费，那么，如果他知道他的研究对他们没用，那么他就是在欺骗；如果他知道其研究有用，他就应该对其负责。只要与他的工作的发明相关，他就会受到，而且应当受到赞扬或责难。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于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生平。泰勒年轻时，匈牙利贝拉·库恩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给他心里留下了伤痕，像他家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在革命中被没收了，一次有轨电车事故又使他失去了一条腿的一部分，这次事故给他留下了永远的痛苦。他早先的研究涉及量子力学选择定律、凝聚态物理和宇宙论。1939年正是他开车将物理学家列奥·西拉德送到长岛与在那里休假的爱因斯坦会面——这次会面导致了一封历史性信件的产生，爱因斯坦在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呼吁，考虑到纳粹德国的政治和科学动向，美国应该发展核裂变炸弹，即原子弹。泰勒被招募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洛斯阿拉莫斯就拒绝合作——并非因为他对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忧虑，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他想研制更具破坏力的武器，核聚变或热核炸弹，即氢弹。（原子弹产生的破坏性能量实际上存在上限，而氢弹没有，但是氢弹需要一枚原子弹作为引发装置。）
在原子弹发明、德国和日本投降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泰勒仍固执地鼓吹所谓的“超级武器”，主要是要威胁苏联。对斯大林领导下正在重建的、强硬的和军事化的苏联的关注和美国国内的狂热的麦卡锡主义从客观上帮助了泰勒。然而，奥本海默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障碍，他是战后原子能委员会总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在质询奥本海默对美国是否忠诚的政府听证会上，泰勒提供了关键的证词。泰勒的参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以下不幸后果的主要原因——尽管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受到检查委员会的责难，然而他的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他从原子能委员会（AEC）退休了，而泰勒通向超级武器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制造热核武器的技术主要归功于泰勒和数学家斯坦尼斯拉斯·乌尔姆。诺贝尔奖物理学家，领导着曼哈顿计划理论分部并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汉斯·贝斯证实，泰勒原先的建议是有缺陷的，将热核武器变为现实需要许多人的工作。由于青年物理学家理查德·盖文的重要技术贡献，美国第一个热核“装置”于1952年引爆——这个装置太笨拙，不能装在导弹或轰炸机上，只能把它放在那儿，装配起来再引爆。第一颗真正的氢弹是苏联发明的，并于一年后引爆。人们争论，如果美国没有发展热核武器，苏联是否还会去制造这种武器。而且是否需要用美国的热核武器来阻止苏联使用氢弹——因为那时美国拥有大量的裂变武器。现在有证据可以充分表明苏联——甚至在它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就有了切实可行的热核武器设计方案。氢弹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步骤”。但苏联人寻求拥有聚变武器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间谍得知美国正在进行这项工作。
以我的观点看来，全球核战争的后果由于氢弹的发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在空中爆炸的热核武器更能使城市燃烧，产生大量的烟雾，使大地阴冷黑暗，导致全球范围的核冬天。这也许是我所卷入最有争议的一次科学辩论（约1983－1990）的原因。大多数辩论是由政治驱使的。核冬天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使那些坚持大规模核报复以阻止核袭击的政策，以及那些希望保留首先进行大规模核打击选择的人感到不安。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其环境后果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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