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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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以后，这个家伙走了进来，三十四五岁的样子，5。8英尺高，蓬松的头发——有点像全盛时期保罗·扬（红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歌手，2000年7月逝世，享年53岁）的发型，剪着很时髦的发型，但是已经长得太长了。在这一堆像宠物“菲比”（有五个传感器的机器玩具，外观有毛，且又长又密）的茅草下面是一张棕褐色的脸和相当洁白的牙齿。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不是什么老式的牛仔裤——是阿曼尼牌的。一件“男孩一样”牌衬衫，颜色介于紫红色和淡紫色之间，熨烫得完美无缺。事实上，西蒙的每样东西都很干净，熨烫得很好，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刻意的，就像他那辆打过蜡的大宇汽车。时髦的手表——百达翡丽牌。整体印象是随意而富有，一点点双下巴也突出了这一点，这与其说是他变得颓弱的标志，还不如说这意味着他能过得起好日子。

与我们见过的多数我们希望与其合作的经纪人相比，西蒙有点柔弱，甚至平庸。每件事都很低调，包括他的声音。

他知道如何通过低声讲话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控制整个谈话过程。

通常我们进去以后，无论面对的是谁，我们都会以纯粹的活力展现在他面前，接着用《想要》来进行自我介绍。这一次，我们只是以普通的方式做了这一切。他说他已经从“绝对”那儿听说了对我们的好评。但是，他没有流露任何评价——比如，没有说他对那支曲子的看法——没有说任何可能会让他失去优势的东西。

介绍性的闲聊之后，我们终于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跳起来了并且用《想要》对他进行轰炸。我穿着一条黑色短连衣裙，洁芮穿着一条让人兴奋的紧身短裤，爱玛穿着她标志性的白色短连衣裙，梅尔·C穿着阿迪达斯田径服，梅尔·B穿着印有猎豹图案的上衣。音乐、形象，一切都汇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们，“辣妹”。

通常外界都认为是西蒙·福勒成就了我们。然而事实是那天早晨我们到巴特西去见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张唱片已经即将成形而且我们的形象也已确立。

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是一个相当专业而又敏感的人，他听着。“国际”是一个他不断提到的词。他给我们讲了凯茜·丹尼斯——正是西蒙带她去了美国，在那里，她的事业迅速发展。英国只是开始，他说，我们得“志存高远”。

无可辩驳。就是西蒙·福勒。我们甚至喜欢他的会计师理查德，他看起来像《大脚》（美国电影，香港译为《大脚八》）里面的那个父亲。

第二天，西蒙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私人助理，卡米拉·霍华斯，为我们安排日程。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儿，约莫24岁，温文尔雅，带点暗红的金色鬈发，脸上的气色很好，蓝色带点绿的眼睛，有些雀斑。她看上去像个学生，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办事井井有条。

好啦。1995年5月。我们有了自己的策划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家唱片公司。

第九章　金曲排行榜

有一点我注意到了：好事发生的时候就像热面包上的黄油一样蔓延开来。西蒙·福勒刚刚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又遇到了斯图亚特·比尔顿。

“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当我告诉马克他可以在哪儿继续看他的晚间问答节目时，露易丝就已经对我说过，“我指的是；为了上帝你参加了演唱组，但是为了乐趣，你该做什么呢？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轮子转的仓鼠得到的乐趣都比你多。”

你知道我怎么想？我想她也许是对的。失去了马克，我才发现我妹妹其实并不那么讨厌。事实上，她真的是个好人，而且很逗。

在布罗克斯堡一家我妹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去的酒吧，我遇到了斯图亚特。他很有魅力，能让我开怀大笑。斯图亚特属于那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男孩儿：长得帅，穿着考究。

他有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不一定符合流行时尚，但看起来总有一点与众不同，比如没有人穿衬衫、打领带的时候他会这么做。真的，他的着装绝对一流，他是那种走进房间时人们会扭头看的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有一种明星气质。他甚至和名人交往——这就是，哇噢，斯图亚特·比尔顿。

有趣的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我在学校的厕所里重新化妆的时候，当那些女生们闲散地抽着烟、谈论男生的时：候，斯图亚特·比尔顿这个名字总是常常会冒出来。我其实：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在另一所学校。很奇怪我怎么会在若干年以后跟他约会了。

斯图亚特的祖父母在维姆利有一间花店，在拐弯的地方，就在你快进入布罗克斯堡地方。这是一家家庭式商店——每个家庭成员都出力，包括斯图亚特。他非常有艺术感，喜欢在店里走来走去摆放花束、整理那些花。那是和斯图亚特在一起时很赏心的事情之一。马克总是一副可怜虫的模样，而斯图亚特不管每次做什么事总是饶有兴致，总是带着微笑。他一家人都很勤劳——半夜起身去科文特花园取当日的鲜花。如果斯图亚特陪我出去晚了，他压根儿就不睡觉了。他真是个好男孩儿，他们全家也令人愉快。他们所有的人，他的妈妈安德里亚、他的爸爸大卫还有他的妹妹雪莉——更不用说他的奶奶和爷爷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我当作家庭的一员，他们真的绝对是理想的公公、婆婆。

比起马克·伍德，斯图亚特·比尔顿好得多了。

回到兰瑟姆码头，西蒙正忙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出来。我们都认为偿还鲍勃、克里斯和奇克给我们的投资是公平的，包括偿还在美敦赫德我们拨下付费电话而实际上应该付的电话费，以及录制我们最初三首样本歌曲的花费。

再次见到克里斯是几年后在“《热门曲》杂志票选奖”颁奖晚会上，他带着“伍”演唱组。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面。

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但是相当友好——当然没有什么敌意。那时他们确实被激怒了，但是我想他们同样也把它看作一次学习的经历，并且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显然主要在于没有尽早给我们合同。克里斯总是满怀激情、雄心勃勃，和我们一样他也有梦想。很高兴看到他现在于得这么好。

对我们的想法，赫伯特父子总是泼冷水，而西蒙·福勒却不仅喜欢这些想法，而且将它们付诸实施，再加以发挥。

他表面上像平静的湖水，但在内心深处，他像一座火山。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几个月之内推出我们的单曲，但是他“眼光看得很远”。事实上，这简直有点让人沮丧。难道他不明白？我们走到一起有一年多了，我们要展示自己，征服世界。就在现在。但事实却是《想要》要等一年才会推出。

西蒙的好处在于，虽然他想给我们身后的机器加足油料，但是，他非常愿意让我们保持本来的面貌。他对磨光毛边的东西不感兴趣。

洁芮嗓门大，也爱说大话。梅尔·B嗓音嘶哑，有一种无法驯服的品质。梅尔·C非常迷恋利物浦足球队。爱玛非常像甜甜圈。而我自从会说话起就一直扮演小妇人的角色。

我们彼此间的差别如此之大，而西蒙认识到了这正是我们的吸引力。他没有试图约束我们自我介绍式的《想要》表演。这支曲子把我们成功地推销给了他，因此，它同样也会把我们推销给唱片公司。

我们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到这些唱片公司去，就是站在桌子上跳舞。人们对此十分钟情，而且立竿见影。无须有人鼓动。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那就够了。

大多数新乐队只要最后能骗得某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他们就会非常迫不及待地与其签约。但是，西蒙不着急，在这儿透露一点点信息，在那儿放一小段录音，他已经让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在谈论我们了。在和他签约的六个星期内，英国的每一家唱片公司（除了“华纳兄弟”公司，他们说女子演唱组不会有作为的）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闯进了流行乐坛，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本能地感觉到我们要和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合作。

1995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伦敦唱片”公司。与马特和毕夫有很多合作的“东部17”演唱组就签在他们公司；事实上，“伦敦”有一长串流行歌曲演唱组。加之皮特·唐，他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和特雷西·班尼特，他们的常务董事，很想要我们。他们都是一些我们知道能与其合作的人，非常不错的家伙。

接着是维京公司。维京有点像百搭牌。奇怪的是，那时他们的旗下没有其他任何一支英国流行演唱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其他唱片公司也许会自鸣得意，而他们不可能。他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证明。

我们最终决定和他们接触。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保罗·康罗伊自从几年前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公司卖给了百代唱片公司就一直是维京的常务董事。他和西蒙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把事情做了却没有提高声音，非常平静，十分友好，不太咄咄逼人。

维京公司主管歌手选拔和签约的人是阿什利·牛顿。那时他三十大几岁，相貌英俊，非常时髦而且引领时尚。阿什利的“犯罪同伙”，假如你不反对这个说法的话，是一个名叫雷伊·库珀的家伙，他特别喜欢派对，总是泡在俱乐部里，但是总能把握乐坛的脉搏。即使他在外面呆到凌晨三点钟，你总能确信他八点钟就会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他们有很强的直觉——听了以后就知道好坏——虽然他们的差别很大，但他们彼此间心灵相通。他们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而我们也知道可以信赖他们。

几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签约。不着急，西蒙说。我们得取之有道。

“伦敦唱片”公司认为他们仍然有希望——公平地讲，直到我们签约前，他们确实还有希望。因此，为了把我们从维京公司那边吸引过去，“伦敦唱片”公司做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在泰晤士河上为我们开了一个派对。问题是他们定的日期，1995年7月13日——我们本该和维京公司签约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把情况告诉了特雷西·班尼特——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可不想玩那种游戏。而他说，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无论如何要来。

因此这就像是一种诱惑：相当疯狂——一艘船拉着汽笛沿河而上，挤满了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扬声器断断续续地响着，酒不停地倒着，精美的食品，还有“辣妹”演唱组。

时间嘀嘀嗒嗒地过去了。我们本该正在和维京签约。但是；嘿！我们在泰晤士河中央的船上正在无比兴奋地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我不记得放大的洋娃娃是谁的主意，但是这绝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说服卡米拉——我们的私人助理——到“查林克罗斯”路的“安—萨莫丝”性用品商店买了五个洋娃娃，在它们的头发上喷上相应的颜色，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车上开到维京公司去。那儿的人会以为我们到了，打开车门，快，说变就变。

如果维京公司本来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现在他们就知道了。

我怎么下的船已经没有印象了，也不记得去过维京的总部拉德布罗克—格罗夫，不记得签约，不记得拿到支票。但是我能记得那派对。我记得把那些放大的洋娃娃从桥上扔进了运河。我完全醉了——任何酒我只要喝下一杯就不能保持清醒了，这在现在尽人皆知——而那一夜才刚刚开始。

西蒙让送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开到肯幸顿。他没和我们一起走，因为司机不肯带六个人，这不合法。

“最多五个。”

“最多五个”，多好的名字。怎么样，姑娘们？

我们爬进车里，“最多五个”演唱组外加鲜花和香槟。拐过一个弯——喔——车里到处都是香槟。我穿着一件非常紧的莱卡裙子，红色，侧面有蓝、白条纹，像田径服，长度只达到膝盖上面。

“抓你们自己的内裤，姑娘们！”我吼着。

我醉得太厉害了，跌倒了，其他女孩儿扯下我的衬裤扔到了窗外。咳，嗬，车又拐了一个弯。这糟糕得像乘坐我爸爸的货车。掉在地上的是我的手袋吗？嘎扎一声。又一支唇膏完蛋了。

“你看不到那该死的标志吗？”有人点起香烟时，那个出租车司机咆哮起来。

香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浸透了水，像白色的虫子，黏着尘土和化妆品。上帝，真让人讨厌。出租车的后面就像一个合唱团舞女的化妆室——化妆品、纸巾、香槟、鲜花。每个人都用它们在头顶上相互敲击着。摇摆舞！我们是“辣妹”！

我们出名了。或者说我们快要出名了。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倚出窗外对着世界大喊：“我们和维京签约了。”

西蒙正在饭店外面等着我们。出租车司机的脸色和声音就像心情不好时的播音员丹尼·贝克。我们都推推搡搡地出来了。车费，一声咆哮，司机因为车内的情形对着西蒙喊着。50英镑让他闭上了嘴。

肯幸顿相当酷、非常时髦、迷人，巨大的玻璃窗显得很简洁，就像一个巨型金鱼缸，我们是鱼。饭店里的洗手间非常棒。因为，坦白地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洗手间里。姑娘们把我弄过去，把我的头发整理好，化好妆。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真可惜，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们无比得意。那真是美好的一夜。

第二天，7月14日，是我妈妈和爸爸结婚25周年纪念日。

我们拿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的我站在那儿，拿着支票，脸上带着傻乎乎的笑容。这是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比我一生曾经有过的钱还要多。

和维京签约后的头几个月有点像是和西蒙的蜜月期。

他的工作方式和音乐圈内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总是彬彬有礼，从来不抬高声音。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某件事，他就走到一边去思考。也许这听起来好像他有点古板，但是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他只是在克制。总是克制。他最喜欢的词是“当然”和“没问题”。有一件事我们一直都清楚，他对我们百分之百的负责。

和维京签约以后，西蒙日程表上的下一件事就是找赞助人。同时，还要写更多的歌曲，我们遇到西蒙之前已经录好的歌曲需要重新录制、灌制原版带，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仅仅具备样本带的质量。每隔几个星期我们就会被告知他们即将推出《想要》，但是他们不断地推迟再推迟。不过，歌曲只是“辣妹”的一个方面。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更多地谈论“辣妹”。

我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96年2月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和名叫“兄弟”的演唱组的两个家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迈克尔·杰克逊玩了从房顶上下来的把戏，而贾维斯·科克尔（Pulp乐队主唱。该乐队经历坎坷，早期曾出专辑《糟糕透顶》，直至90年代他们才进入英国流行乐坛领导者之列）跑上台咆哮了一阵。

公众大为愤慨。只要在现场你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音乐界知道维京有了一支叫“辣妹”的新女子演唱组，但是仅此而已。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们转过头，听到他们在叽咕——她们是谁？接着你就会听到回答：那些“辣妹”

们。我们的名字就是那样正式形成的：人们问他们是否听过“那些‘辣’妹子演唱”。或者说：“你是‘辣’妹子吗？”因此我们就变成了“辣妹”。

这段时期有点滑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处于地狱的边缘却进不了天堂——就是说一身盛装却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是在圣诞节推出唱片，首先要推出两支单曲，再往前那就意味着在7月推出第一支单曲，我们决定这支单曲将是《想要》——虽然我们还得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好吧，还得拍摄《想要》的影像带，还要准备第二张唱片，但是，在7月以前我们将做什么呢？

西蒙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到日本进行试演。他说人们往往最后才想到远东。以前从没有人那样颠倒过来做。因此“辣妹”将要改变规则。就这样！

同时，我继续努力减肥。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会频频上电视，洁芮一直对我说电视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更胖。

雷恩小姐说得很明白，她认为我超重了，但是说实话我不那么在乎。当雷恩小姐让我站在队末的时候，我也就认为我很胖。但事实是我并不胖。我只是比那里的瘦子们胖一点而已。不管怎么说，她知道什么？关于她我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洁芮不一样。我将永远感谢她说出了我有趣的一面，但是，认识洁芮也有不好的地方。

洁芮从来没有转弯抹角地对我说我胖。她知道奇克已经对我和梅尔·C说过我们俩都需要“减去几磅”，因此，她开始鼓励我们俩和她一起早点起床去跑步，去“控制一下体形”。那么为什么不呢？我从来不介意早起，而且又是夏天，因此那很容易。我们经常在美敦赫德的公园里跑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去录音棚。接着，又转移到食物上。

这是逐渐开始的。洁芮会说些这样的话，比如不要往食物上涂调味汁，低脂肪的东西也很好，还有我可以尽量不要吃那么多。正是洁芮介绍我喝“速瘦”，一种奶昔饮品，它能填满你的肚子，让你不感到饿。

麻烦在于当你开始那么想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停下来了，尤其是假如你和我一样是个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彻底的人。你开始读标签了。那是不是低脂肪的？我刚到美敦赫德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汁里含多少脂肪，蛋黄酱里有多少脂肪。那样的事情我不想——它们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子。不久我对脂肪含量就像对乘法口诀一样熟悉。当爱玛和梅尔·B在家看电视、吃咖哩鸡的时候，我会去体操房、或者游泳、或者吃一盘莴苣。

那么这有没有让我高兴一点呢？没有。事实上，正相反。

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我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辣妹”，现在我又开始担心了。粉刺我可以掩饰，但是肥胖就不一样了。我的外表开始困扰我。在体操房里，我不是在观察、核对我的姿势和体位，而是在检查我的臀部的大小，看看我的双下巴是否小了一点。

原本我只是为了减轻点体重而节食，而离开美敦赫德之后，我的节食变得有点强迫性了。我开始以蔬菜为生，其他什么都不吃。我经常把一碗一碗的菠菜、胡萝卜切碎和嫩豌豆一起蒸。或者我就只吃豌豆——比如一口气吃一整袋经济包装型的“鸟眼”（美国调理食品中的名牌，主要是冷冻食品）。但是，我从没想过我可能会饮食失调，因为大家都知道饮食失调的人很瘦，而我的体型一如从前。我只是在健康地饮食，同时控制一下自己的体形。

虽说我住在家里，但没有人真正为我的饮食状况感到担心，因为我的体重没有减轻，而且我的饮食习惯一向与众不同，所以，我对酸奶、皮塔饼（希腊和中东地区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一类的东西不再感兴趣，这并不奇怪。而且这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会吃十碗“弗罗斯蒂”牌麦片，但是从来不想吃中国食品。

然而，去日本是转折点。我吃不到“弗罗斯蒂”牌麦片，没有正常的蔬菜，多数是怪异的像泥巴一样的蘑菇。他们有的只是寿司和类似的东西。这让人讨厌。

“你不会相信他们这儿让你吃什么，”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告诉妈妈。“我们吃的食物里有一半不仅是生的，简直是活的。”

就这样，我干脆不吃了。突然我发现我的体重在减轻。

我在想，既然我吃不下那些食物，那就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减肥吧。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干完工作，我就会花一个小时做仰卧起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做一些有氧运动。我一天比一天瘦。我在收缩。变瘦了的兴奋带走了饥饿。甚至其他姑娘也注意到了，但是，搪塞她们很容易。因为当你的饮食失调时，你就会骗人了。骗人也成了让你兴奋的一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大约两个星期。当汽车在我妈妈、爸爸的家门口停下来时，妈妈看到我瘦成这个样子，哭了起来；爸爸认为我肯定是病了。从某个方面来看我确实是病了。妈妈意识到我一直没有好好吃东西，因为我在电话里说过那些关于生鱼的话。因此她开始说些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吃香肠，或者奶酪三明治？”——这些都是我过去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很难知道我想吃什么，饮食习惯古怪的人是很难应付的。对待他们你得很谨慎。

我同意去看医生。滑稽的是他并不认为我有多瘦。但是当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回顾一遍的时候，例如我的经期从来就没有正常过，还有我可怕的皮肤，他说这可能是一种叫多囊卵巢的东西，他让我去恩菲尔德的“国王橡树”医院做一下扫描检查。一点没错，你可以看见它们，小的圆形包囊拥在卵巢周围。

这是一种激素问题，多数还没有找到发病原因。但是在美国现在有一家机构叫“多囊卵巢研究会”。他们估计在美国有一千万个妇女染上了此症——每十五个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