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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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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妹”专辑在美国跃居榜首，大卫和我的事又刚刚披露，为此，英国媒体大规模地出动了。
“那么，姑娘们，在美国拿到第一是什么感觉？”
还有：“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手表，维多利亚。”
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这只“卡地亚”表是大卫给我买的。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听说的。
因此他们在我们旁边的汽艇上一路拍摄，喊着“把手表露出来。把手表露出来。”他们的照相机已经举到眼睛那儿了，还不断地撞头，因为那艘船撞上了另一艘船的尾浪。活该。
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游艇，开往戛纳城去参加在‘’好莱坞明星餐厅“举行的约翰尼·德普（著名电影演员）的生日派对。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大街上，人太多了，你简直走不动。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像是在一个装人的容器里，一动不动，而歌迷们正在摇晃着它。有一个私人助理恐惧万分，她想爬出去。保安能做的只是让她镇定下来。
车径直开到了护栏后面，然后是一条捷径直通VIP区，那里满是一张张熟悉的脸，有些我能叫出名字：凯特·莫斯（著名电影演员），内奥米·坎贝尔（著名电影演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我看到那个家伙独自坐在那儿，长得有趣，但他孤零零地。突然我想起来他就是约翰尼·德普。这就像，哇哦，约翰尼·德普。回到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看到一个名人就像发现一个蓝皮肤的“斯玛帝”土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本人比在银幕上更好看。
在《辣妹世界》这部电影里，理查德·E。格兰特扮演的策划人说：“你们没有生活，你们有日程表。”他是对的。这部电影当时正在英国拍摄，所以至少旅行要告一段落了，我也可以每天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了，而且还可以更经常地见到大卫。足球赛季结束了，他没有必要去曼彻斯特，直到7月中旬训练开始。
自从我们两年前见到西蒙·福勒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为那部电影创作音乐——它将既是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又是电影配乐——我们和西蒙的弟弟基姆一起创作脚本的时间比给电影配乐的时间还长。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不扮演角色，我们演我们自己，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参加，这很重要。事实上，这是一部宣传片，宣传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性格夸张，搞笑的东西很多。导演是的勃·斯皮尔斯，曾执导过《绝妙》、《福帝·塔威斯》和《有人为您服务吗？》。他很棒。我们不仅需要指导，我们也需要一个愿意和我们合作，而不是对我们指手划脚的人。
但是到了晚上剧组的其他人收工时，“辣妹”直接去了拍摄现场旁边的移动录音棚去灌制新录音。相信我，在拍摄现场工作了一整天后，你再也不想干其他事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天是我和梅兰妮·C在泰晤士河上度过了一天。我们的拍摄地在港区，脚本里有我们落水的一场戏。所以在那儿，我们浑身湿透了，衣服湿了，头发湿了，太可怕了。那一整天，我们要么在船上，要么在水里，我们俩都冻僵了，而且非常累。还不止这些，我当时特别紧张。有一种病，你在有老鼠尿的水里呆过后就可能染上。这种病叫外耳氏病，发音同“邪恶”一词。这确实邪。你可能会因为这种病而丧生。我知道我一直会自寻烦恼，但是我外婆一个朋友的丈夫在战争中染上了这种病。他是海军，最后死了，所以我并不完全是瞎猜想。不管怎么说，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检查我身上是否有破了皮的伤口，我还让制片办公室核查了我的保险，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所以我想做的就是套上一件田径服，回家。但是不行。我们还得换衣服，在这个没有暖气的废旧仓库里等身上干了。问题是当你火起来的时候——就像我们那年夏天——唱片公司就真的给你再加油了。非常可以理解，他们想乘热打铁——而我们热得快要烧起来了。
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工作有多辛苦。不要再想能更多地见到大卫。我们不见任何人。我的家人有一次被允许到拍摄现场。我恳求西蒙让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来，他们会喜欢得不得了。但不行。
在拍摄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小奔驰到了——我们上了车，发动起来，飞速开走了。保安们都呆住了。我们的颜色都是限量发行：我的是一种跳跃的绿色；梅兰妮·C的是墨绿色；梅兰妮。B的是金黄色；洁芮的是红色；爱玛的是淡蓝色。
梅兰妮·C的那一辆被她弟弟在事故中撞毁了。梅兰妮·B在一年以后把她的车还了回去。我妈妈和爱玛的妈妈非常喜欢我们的车，所以一年期满后，我们为她们把车买了下来。
我记不得洁芮的那辆车是怎么处理的了。
最后我把我的MCF卖给了凯茜·丹尼斯，那位西蒙曾经为她做策划的舞蹈皇后。虽然她在美国有过很多轰动的歌曲，但是写你自己的歌就是一个财源。所以，在遇到西蒙以后不久，我们就在金斯顿她的家里和她合作了一段时期。有一首歌《满杯对满杯》曾经是《想要》的B面。
那时，我和大卫在一起生活相对比较正常的几个星期结束了——他已经回到曼彻斯特训练，而我们又回到了西蒙·福勒给我们繁重工作之中——录音。难道他不明白我们需要休息吗？‘一天下午，我的工作结束得比较早——这是一个可爱的8月的一天，我就是非常想见大卫。我很少开那辆奔驰÷SLK，因此我想，为什么不开过去遛遛呢？第二天早上要到10点钟才会有我的电话——我可以在那之前赶回去。我不想一个人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开过那么远，所以我叫上了我的老朋友玛丽亚…露易丝。那就是说，我们要开车过去，在那儿过夜，5点钟离开，开回来。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们就是那么做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回伦敦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太阳在乡村上空低低地挂着。
我们飞速地开着车，放下了车篷，路上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走的时候比较匆忙，事实上我套了一件大卫的旧衬衫，有条纹的那种，衣领比较小，几个纽扣，像橄榄球衫，就这些，没穿袜子，没穿鞋子。为了让头发不挡住眼睛，我把它梳到后面去了，用一条内裤扎着——一条小小的黑色G带。
开MGF是一种乐趣，而奔驰却真的非常快——一会儿就跑了若干英里，和玛丽亚—露易丝闲谈着，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车速是多少。突然，我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灯。当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绝对是一个的守法良民。这辆警车不是一望便知的那种，而是一辆墨绿色没有标记的轿车。起先我拿不准该怎么做。但是那灯不断地闪着，我意识到我应该停车。以前从来没有人叫我把车开到路边过。
“你有没有意识到，年轻的女士，不穿鞋开车是违规的？”
我低头看看我的脚。在车里，我感觉非常舒服，但是，站在这儿坚硬的路肩上，小石子已经陷进了我的趾缝里，我在想我该是个什么样子啊。除了那件巨大的衬衫我什么都没穿。
“我们已经跟了你10英里了。也许你有兴趣看看你开得有多快。”
我小心翼翼地在路边尖利的石子上走着，到了他们的车那儿，车上有一个小电视屏幕。原来他们一直在录像。他们把录像带倒过去，我的新车出现在上面，角上有些数字记录着我的行车速度。数字介于98到104之间。
哦，不好。采用女孩子战术最好，我决定。
“这是刚买的车，”我傻傻地一笑，“我上星期才拿到。难道它不可爱吗？”
一点都不为所动。
没别的办法。再试试痛苦的少女。
“事情是这样的，其实我本不该在这儿的，但是我要和一个在曼彻斯特的足球队员约会，而现在我正赶回伦敦，因为我必须得上班。”
，“我明白了，”主要的那个警察看着我那辆昂贵的特制跑车，满腹怀疑地说道，“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一个‘辣妹’。”
“一个‘辣妹’。我看出来了。”
似乎我说的是克利奥帕特拉（埃及艳后）一样。
“但我确实是，我是‘高贵辣妹’。”
他们一点也不相信。
我不明白。“辣妹”无处不在。接着我意识到我没有哪一点看着像“高贵辣妹”。没有短发，没有化妆，没有高跟鞋，没有短小的“古琦”连衣裙，更不用说眼镜了。
所以我把头发从内裤里抖出来，摘下眼镜，做了一个“高贵辣妹”式的撅嘴，把手一指。
“瞧，”我恳求着说，“我真的是‘高贵辣妹’，我应该在录音棚里完成下一张‘辣妹’专辑，我不该在这儿。如果你给我开罚单或者逮捕我，那么每个人就都知道了，我就要有麻烦了。”
这时，另一个人突然说话了。
“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高贵辣妹’。我在局里把一张‘高贵辣妹’的照片贴在了帕梅拉·安德森上面。”
“那么我送你一些有我签名的照片怎么样？”
他们开始笑起来。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地址，他们就把我放了。
“现在可要看着你的速度，亚当斯小姐，穿上你的鞋。”
他们冲我挥挥手，呼啸而去。
其实，我穿的是荒唐的高跟鞋，那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赤脚开车的原因。那样安全多了。
第十三章 辣妹营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曼彻斯特，大卫出去取一盒录像带并带一份中餐外卖回来。我打开电视。或者说想打开电视，但是遥控器失灵了。我看到后盖子掉了，没有电池，所以我就到厨房抽屉里去找，那是大卫存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好放的东西的地方——大卫是世界上最整洁的人。
开始我找不到电池，后来我看到两只电池样的东西在抽屉前部散放着滚来滚去。
因此我就拿起来，突然我感到不舒服。我的手似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哗啦一声它们掉到了地上。它们不是电池。是子弹。银色的子弹，上面有我们的名字——“高贵”和贝克汉姆。我感到脸上没有了一点血色，膝盖发软。
就在那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子弹还在地板上，在它们掉下去的地方。大卫走进来，满面笑容，随即停了下来，我只是盯住他看，说不出话来。他走过来、搂住我，把子弹踢开。这些东西是上星期收到的，他说。
他想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告诉我。我们就站在厨房里，紧紧抓着对方。
虽然大卫的大部分邮件都寄到老特拉福德，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会寄到家里来。
他刚刚训练回来，他说，一直站在司诺克台球桌边，这时他打开信封，子弹掉了出来。
他走到那个同样的抽屉前，拿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我。一个普通的棕色信封。
相当厚的纸。我坐下来，拿出这张单线纸，纸上满是皱痕。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你们两个每人一颗你们谁也跑不了“这简直莫名其妙，”我说。
“一切都莫名其妙。”
我感到他的胳膊紧紧抱着我，头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凭那张纸掉在地板上。大卫把它捡起来，放回到信封里。
“安全人员已经看过了，”他说，“但是我说等你看过之后再给他们。我知道这让人不舒服，但是我想这很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两个人。”
以前大卫从没收到过任何一种攻击性信件，没有那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收到过。
那不是惟一让我们俩感到既紧张又沮丧的事。因为我们将离开英国，开始我们的世界巡演，这要持续大半年时间。西蒙·福勒说服我们办理一个所谓“境外免税年”的手续。这意味着我们将无须为我们在联合王国以外挣的钱付收入税。不利的方面是我们在那一年中将只被允许在英国停留65天左右。这一年自1997年9月1日起至1998年8月31日结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反正得在国外，他说，这没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想去，而且大卫显然也不想让我去。不管怎么说，一直以来彼此见上一面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
大卫和我在一起已经整六个月了，但是“在一起”这个词不准确。大部分时间里，要么我在国外，要么大卫在曼彻斯特而我在伦敦。现在情况就要变得更糟了。
一切好像正从我们脚下滑走，像是遇到雪崩或者什么，而且你无法控制。
似乎我们都需要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大卫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的时间。但是8月底他的比赛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们无法到别处去，甚至周末都不行。所以他问经纪人是否知道当地有没有好一点的旅馆。他的经纪人对他说了“罗克里大厅”，离南特维奇不远，它如何如何好、僻静，从6号公路下来只有两个出口。
这是一座漂亮的老房子，坐落在一块美丽的地方——相当老式的旅馆——但是那似乎挺合适。我们的房间光线充足、很温馨，俯视着花园。我们在那里的第二个晚上，大卫向我求婚。双膝跪地，请我嫁给他。
我什么都没敢对人说。我仍然害怕西蒙会说什么。其实我知道西蒙会怎么说，他会气得发疯的。他经常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将会拆散“辣妹”。
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让他见鬼去呢？事实是我对他有能力办到的事感到恐惧。他的权力太大了，他会让我更难见到大卫。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情形就已经够难的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
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
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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