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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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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戴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发、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美国著名男歌手）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
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
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处”（英国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活动的政府机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了，当我和大卫、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通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说任何针对西蒙的话。后来我发现其他姑娘也一样。
在那幢别墅的院子里有一个大帐篷，被用作健身房和跳舞厅，在那里，我们和普里西拉，她又和我们一起来了，一起练习舞蹈动作。在院子外面，隔着一个短短的车道，他们模仿伊斯坦布尔的舞台搭建了一个实体模型。
大家都知道，巡演中你的身体一定要相当好——因此，除了排练外，我们每天还要锻炼：体能课、演唱课还有舞蹈课。喜欢它们的只有梅兰妮·C和洁芮。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地狱。因为这是法国的南部，天气依然像蒸笼一样，尽管现在已是9月，所以我们六点钟就不得不起床了。
和大卫在一起以后，我的饮食多少正常了一些。但是现在它又开始不正常了。
我想这是因为食物是惟一我自己能控制的东西。我见不着家人，见不着男朋友。
任何人都不允许到我们的训练地去。谁都不行。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感觉就像一年。
为“辣妹”杂志拍摄的宣传照片显示我们快活得像云雀一样到处嬉戏。但这一段时光并不快乐。我们一个都不快乐。但是我们没有像过去那样谈论我们的不快，我们只是闷在房间里。
一个周末，其他姑娘都想出去，我正在担心会只剩我一个人。外界以为我们一定是在法国里维埃拉的一幢漂亮的别墅里，而对我而言，这是一座监牢。情况糟得有时我感到呼吸都困难。
一天早上，西蒙说他接到一个邀请，那个周末到米兰参加“范思哲”展示会。
他还说既然我一个人呆着，也许我想去？
见鬼，我当然想去。但是，问题是，跟谁一起去呢？
他建议我邀请一个朋友同去。
我给玛丽亚…露易丝打了电话。她一直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因此对时装一直感兴趣。这就像给了她一顶镶有珠宝的王冠。
那时距离詹尼·范思哲被谋杀只有大约一个月左右，范思哲是在迈阿密海滩他的家门外被枪杀的。他的妹妹当娜泰拉接管了他的时装业。西蒙说他会和她联系把一切安排好。
我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他接到了所有这些给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从来不给我们，我们从来都参加不了任何活动。
真的什么都参加不了。
星期六早上，艾伦·安德伍德把我送到机场和玛丽亚—露易丝汇合。然后我们换乘“范思哲”提供的直升机。那只乌鸦——或者直升机——飞起来了，米兰离尼斯并不很远。
正是那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来接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他们？如果他们不去怎么办？
直升机旁的停机坪上站着四个男人：黑西装、黑色长外套、黑色太阳镜、没有笑容。甚至没有任何你可以称之为表情的东西。其中一个拿着一大束花。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想他们是否在这个机场恭候某一位皇亲贵族。不。他们等的是我。
接着他们两个分别走到了我们的两边。我们像是被押送着，走出了机场出口，没有海关或护照检查。那儿停着四辆有专职司机的奔驰，黑色，车窗都遮着。只有一辆开着门。
我们进去，开走了。在我们后面是两辆空车，我们前面一辆空车——除了司机和保安。我们到了市区最豪华的旅馆，迎接我们的是丹尼尔——英国人，感谢上帝——他为当娜泰拉工作。我们不住在这儿，他解释道。这只是我们当天歇脚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要住在科摩湖畔范思哲的宅邸，距离米兰开车大约要四十五分钟。
“当娜泰拉想知道，”我们进了房间以后他说，“你们是否想到范思哲商店里挑几件今晚穿的衣服。”
这一切简直令我们无法相信。我真的感觉好像误人了另一个陌生的宇宙。忘了“辣妹世界”，这里的世界完全是梦幻般的。我就像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一下子来到了极度纵欲的世界。到处都是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食品、最好的香槟、珠宝。太多了，多得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展示结束后，”在我们去“范思哲”商店的路上丹尼尔说，“当娜泰拉希望你们能来参加她的派对。那儿会有一些你们认识的人。那提醒了我，”说着他递给我一只信封。里面有一张便条：亲爱的维多利亚，请您为阿里格拉写几句话，再为她签个名。她是一个超级“辣妹”迷。
爱你的内奥姆。
我知道当娜泰拉·范思哲有两个孩子：阿里格拉，11岁，还有丹尼尔，大概8岁。但谁是内奥姆？
“内奥姆·坎贝尔，范思哲家的密友，”作为解释，丹尼尔加了一句。
最后，我们到了“范思哲”商店。我们就像孩子进了糖果店，我当时想其他几个“辣妹”一定不会相信。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这一切，而我真的在那儿了。
结果我挑了一件黑色皮连衣裙，里面有束身内衣。这甚；至还不是“范思哲”
副线系列——“范思哲”成衣系列——而是一件“詹尼·范思哲”——时装——值数千英镑。
我还挑了一件白色开司米长外套，一条毛皮围巾，一只手包，还有鞋子。玛丽亚—露易丝选了一件不同的连衣裙、和我一样的外套，不过是黑色的。接着我们返回了旅馆。
“发型师和化妆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到达，”丹尼尔说。
“我建议你们叫房间服务，让他们送点吃的过来。这一夜会很长。”
我穿上了我的新皮连衣裙——低胸的剪裁，在对面看我的胸部就像一台电视机，只是多了两只短小的皮袖子——搽的化妆品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接着又回到豪华轿车上。首先我们被带到后台见了当娜泰拉。她正在和什么人谈话，当我们被引见的时候，这个人回过身来。是珍妮特·杰克逊。珍妮特·杰克逊！然后我们在天桥下面坐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正坐在德米·摩尔（u的旁边。德米·摩尔！
展示结束后，我们回到后台喝了点香槟、吃点鱼子面包：“你感觉我能请德米·摩尔给我签个名吗？”我对玛丽亚…露易丝低声耳语。“也许那太过时了？”
这时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想知道，维多利亚，”这声美国腔在我耳朵里咕噜咕噜响着，“我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的女儿们签个名？她们对你·简直着了迷。”那——好吧——是德米·摩尔。
然后我被引见给当娜泰拉的女儿阿里格拉。她告诉我那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是的伊·乔治，想去见见他吗？我说不，谢谢，因为我只是太害怕了。一切都异乎寻常，每个人都在飞吻——那些神采飞扬的时装周的可人儿们。我站在那儿，好像我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像我只是在屏幕上看着这一切，我感觉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有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就感觉想把画面倒回去、再看一下、弄清楚他是谁。当然我能认出凯特·莫斯、内奥姆·坎贝尔和安珀·瓦莱塔（世界十大名模之一），她们坐在一起，挤在一个角上。从她们一直朝我看的样子，我能看出来她们正在谈论我。这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世界，而我绝对只是初来乍到。我和玛丽亚—露易丝只是像多余的人一样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凯特·莫斯走过来打了个招呼。她非常讨人喜欢，介绍了安珀·瓦莱塔，她是我最喜欢的超级模特之一。
内奥姆·坎贝尔还呆在原地。最后，她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好像用肩膀在走路，挺着胸脯，就像一匹马。她站在我面前，手放在屁股两侧。非常好斗的样子。
没有任何开场白，她说：“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叫你‘高贵’？”你能听到她的冷笑。
面对一个大约十英尺的人，我尽量看着她的脸说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的脸僵住了，她先是把头转了过去，接着又转过身体，走了。
但是，我这只是故作自信。事实上，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只希望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这和在学校的操场上没什么两样。其他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快乐，而你却感觉宁愿不在那儿，不要别人上下打量你。
此刻，我真的不想去参加那个派对。我知道它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确实如此。
一大片地方好像没有尽头，木地板，看起来坐上去就会坍塌的家具，正如你想像的那样：金碧辉煌，音乐声振聋发聩，人们摆着姿势、打着飞吻。我感觉就像“小孤儿安妮”（著名卡通连环画中的人物）。最后我和发型师基多聊了一会儿，也和当娜泰拉的丈夫保罗谈了一会儿，他过去曾是个模特。比起那些可人儿、神气活现的时装周的美人儿以及愚蠢的名人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
我们没有呆到晚会结束就先走了。保罗安排了车把我们送到那座乡村宫殿。大约三点，我们到了科摩湖畔。那里到处是柱廊、骨灰瓮、雕像、树篱和沙砾。虽然我们到的时候一片漆黑，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地方令人惊异，长长的车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保安。
管家迎接了我们——我们的包已经在那儿了——并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先是玛丽亚—露易丝，然后是我。
我的房间令人惊异。没有其他词能形容。阳台俯视湖面，到处都是詹尼·范思哲的照片，床边有一部电话，在快捷键边上写着名字：埃尔顿，伦敦；埃尔顿，尼斯。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他的房间，詹尼·范思哲的房间。
接着我拿着梳妆袋进了洗澡间，镜子上方的钩子上挂着一条束发带，一条有弹性的毛巾束发带。上面有血。就是那一条，我猛然意识到了，他被枪杀时戴的那条。
好像这地方是个祠堂：挤扁了的牙膏皮好像是他留下的。衣柜里放着他的衣服。
我立刻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尽管很疲倦，我不可能一个人睡在那儿。我打开门去敲玛丽亚—露易丝的门。我估计范思哲的床大得足以睡下四个人，更不用说两个人了。
第二天，我们和当娜泰拉的两个孩子、保姆、两个保镖一起度过。那两个保镖非常健壮，从来不让孩子走出他们的视线。詹尼·范思哲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阿里格拉。意大利就是意大利，他们非常害怕被绑架。我们找了一条船，在湖心岛上吃了午饭。接着我们乘船在湖中游览，回到房子里吃了晚餐。一切都非常可爱，这是怎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清早，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那座花园接走了，接着就回尼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近似真实生活的“辣妹世界”。
生活当然没有必要如此？外界看我是“高贵辣妹”，流行歌星巨富，但是我非常不开心。回到“辣妹营”，我妈妈给它起的名字（她甚至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辣妹营”），让我感到它多么像一座监狱。通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窗外灿烂的阳光就能让我高兴起来。
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第十四章 “妹力”
分而治之是我从学校历史课上记住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老师用一束木棒来解释它。捆在一起的时候，你折不断——他拿了一束进来，我们都试了一下。但当它们被分开的时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断。就像我们，仍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甚至我们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决不会让西蒙拆散我们。
西蒙会把我们单独找过去，讲一些人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和饮食。他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对我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也许是为我自己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有人“出卖”了我了。但是谁？保安？
厨师？私人助理？我们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动摇我们的阵营。因为在那样的氛围里，你最后谁都不相信。
然而，离开了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那么脆弱，谁也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而西蒙严密地控制着我们。
他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选定对象区别对待，某一个“辣妹”在那一段时期决不能出任何差错。但是他所选的对象可能突然改变，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绝对的权力控制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们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许诺我可以和大卫见面——我确实这么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飞机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转过来说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国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经历之一。也许西蒙也能感觉出我们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许我们的家人到伊斯坦布尔看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这是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坐在我妈妈身边的女人认出了她，问她演出后是否会到后台去看我。哦，不，我妈妈说。我们不去后台。哦，这个女人说，西蒙·福勒说我可以去。这个女人是桑德拉，大卫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大卫·贝克汉姆的母亲被邀请去后台，而我的妈妈没有。这让我非常生气，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了，我妈妈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好讽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说，我们选择伊斯坦布尔进行我们的首次现场演出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某个主流地区表演。这不是真的。这是百事可乐的决定：从开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要赞助商，正因为他们赞助了整个活动，所以决定权在他们。必须选一个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的地方，这就使得选择范围小了一点。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乐很强大。而且，伊斯坦布尔对我们的形象有利——这是个东、西方交融的地区，而不是以美国、英国为核心，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有点打破常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所有花费将由百事可乐支付，包括布景，这样我们在环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布景。
（结果是，有人把它彻底搞砸了——布景是建得不错，但是却无法搬迁，无法利用。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得彻底重建。）
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现场乐队。
经过“辣妹营”紧张的排练以后，在舞台上现场表演感觉很自如。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是演员，在现场展示一切是我们做得最好的。观众喜爱我们。甚至评论家不久也收回了他们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用英国小报的双关语对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评价：“伊斯坦布尔被照亮了”，“绝妙5人组暴风骤雨般让他们改变了信仰，”还有“背叛真好”。
要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辣妹世界》，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在全世界发行，因此“宣传”是一个我们不容忽略的词。不久我们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飞机、豪华轿车、旅馆、演播室、播音室、豪华轿车、飞机。新加坡、泰国、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累垮下来。大卫真是太好了，他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和我谈话从来都不知疲倦。每天我们要交谈8次、10次。虽然我经常只是哭。
脱离“监狱”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难友谈话的时候身边总有卫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从来不让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每到一处他总是跟着我们。媒体曾经称他为“辣哥”，那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他们告诉我们只有5个一等舱座位。作为录音合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坐一等舱。这不是奢侈，是我们经过的所有那些长途旅行中的必要。现在你可能会想，在那种情况下，演唱组——那5个姑娘——会坐一等舱，而我们的策划人会退让一下。不，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剔出了一等舱，这样好让西蒙坐在那儿。谁是那个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们5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如影随形的经理人极少有不在边上忙活的。我们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底我们回到英国准备在本国的首发，我们总要到一个接一个的电视台、电台做宣传。但至少我们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洁芮说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和律师谈谈。这件事由我做还是她做？我说应该由她来做。
我只在家呆了几天就又走了。我们无法终止“境外免税年”这个记时器的滴答声，我甚至都懒得打开行李。
你们没有生活，你们只有日程表。
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托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
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
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
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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