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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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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
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记住，记住11月5日。1997年11月5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
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
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
她就像一个难民。
“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
她没有。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
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
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
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
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西蒙解雇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
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
“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
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MTV“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
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雇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
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赞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
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
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相当混乱。24小时内，我们从有一个忙忙碌碌的10个人的办公室变成了只有我们5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我们的律师打一次电话。我们要动脑筋拟出一些文字材料。我们尽可能地划分出不同的责任区。我负责财务。梅兰妮·C负责巡演，梅兰妮·B负责唱片公司事务，爱玛负责慈善工作，洁芮负责联系赞助商。
我们按部就班，努力工作，努力演出，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哪怕只是接电话。但是找谁呢？
当我们谈论想找的这个人时，一个名字不断地跳出来：维多利亚·威廉森。托莉曾经为西蒙工作——托莉是在曼彻斯特帮我偷偷出去和大卫度过了一晚的那个人——但是，从那以后她就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她和我们年纪相仿——24岁——她的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们很喜欢她。那是兰种难以置信的巧合，当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简历已经寄出去了。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巴塞罗那我们被外国媒体嘘下了台。我们一直说表演的时候不要录像——我是说，谁想让镜头拍下她们的内裤？但是这必须首先要告诉摄影记者，而所有这些以前都由西蒙负责的。
我记得西蒙曾经说过，从你这里拿走荣誉与给你荣誉一样快，从那以后，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巴塞罗那那件事过后，我们确实非常害怕，但是我们决不可能退缩，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其他所有的战斗中，都胜了，为什么不能赢得这场战斗呢？
回到伦敦后，我们和维京举行了第一次大型会议。他们不可能允许类似巴塞罗那的事情再一次发生。我们习惯了维京懒散的作风，但是这一次大不一样。他们吓坏了。从他们的眼睛里你能看出这一点。会议室里大约有40个人，律师、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高级管理层。
让媒体重新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维京决定让外面的公关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召来了艾伦·爱德华兹，那时他正在做珍妮特·杰克逊的公关。
离开福勒以后，“辣妹”日程上的第二站是罗马。艾伦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他向外界宣称“辣妹”在某日某时将在她们的旅馆阳台上进行即兴演出。这很有用。英国的媒体来了以后发现大街上挤满了我们的意大利歌迷，交通堵塞了几英里。新近宣称的“辣妹”的死亡，报纸上写道，太夸张了。
但是，那仅仅是开始。预订旅馆的时候，我们总会要一部联机电话。因为我们现在由自己管理，我们5个人每天晚上要花一个小时和律师通话。洁芮非常擅长这个，而梅兰妮·B每当认为需要调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会插几句俏皮话，比如这些律师穿着什么样的内衣裤。但这些都是重大的商业决策：赞助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英镑。虽然我和洁芮都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我们当时仍然处于适应期。
最终，在听取了所有的辩论、征求建议和意见，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以后，我们总能形成一个小组一致通过的决定。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坚持所作出的决定，不改变主意。那时我爸爸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很好地教会了我。
这段时间最滑稽的经历之一是在巴西。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我们得登上5只小船，船上装满了竞赛中获奖的人，然后在亚马逊河里漂流。
对任何一个坐在伦敦或者洛杉矶的办公室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来说，这似乎很不错，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难道他们不知道亚马逊河是世界上食人鱼数量最多的河流吗？
因此我打电话给保罗·康罗伊——维京的常务董事——说我决不会踏上这个用树皮做的玩意儿，而且还有食人鱼围着船桨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我们已经拒绝了安排给我们的旅馆，这简直是一个粪坑——我房间的墙壁是蚊子的坟场。有人说他一个朋友有一艘大船可以给我们住。就这么定了。
天气热得像烤炉，那么，5位流行歌星上了一条拴在亚马逊河河岸上的内河船干什么呢？她们拿出威猛乐队的CD和麦当娜的CD，喝着龙舌兰酒。那天我所有能记得的事就是和着乔治·迈克尔的快歌跳舞，吃了几碗米饭。要么是龙舌兰酒，要么是米饭——我个人认为是米饭的缘故——我不久就和抽水马桶交上了朋友。真是魅力无穷啊。
让情况变得这么艰难的就是那个可恨的“境外免税年”。如果我们在英国——哪怕有一个专门的基地——事情可能会容易得多。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一间办公室给托莉。实际上，她只有一部手机，然后坐在车子里。她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来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让我们摆脱了许多困境。但是这工作让一个人来做让人难以忍受。说到难以忍受，12月，我们的单曲《难以忍受》跃居榜首——连续第六首。“辣妹”仍在运转。
托莉建议我们见一见南希·菲利普斯，她曾经和她一起在我们的电视宣传机构“璀璨”工作过，托莉在加入西蒙之前一直在那儿干。自从离开西蒙之后，南希一直在V2工作，这是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卖给百代时创下的品牌。南希先前是一家策划公司的合伙人，经他们策划的人里有“低音小调”演唱组和托马斯·道尔贝。
我们在巴黎的布里斯托尔旅馆见到了她。这是12月中旬，我们解雇西蒙刚刚过了一个月。我们和她交谈，告诉她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经纪人，而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工作的人，为我们管理办公室。突然，她打断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拿起一个很大的玻璃烟灰缸递过来广用这个，“她说。
因为她先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个把嚼过的口香糖黏在一只漂亮的瓷碟上了。片刻，你能听到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但是从那里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南希并不是以此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她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废话。在唱片业，吹牛吹出来的热气多得足以让你飞越大西洋。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直来直去的人，完全脚踏实地的人。而南希当然就是理想的人选。
从一开始，她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她年纪在三十大几、四十出头的样子，很自然，谈吐文雅而且很得体，但并不古板。因此我们给她提供了一个我们认为她不可能拒绝的报酬，一个月以后，她接管了为“辣妹”运作的所有事务，从V2带来了她的私人助理，朱莉。她在1998年1月加入了我们，4月，我们在玛丽勒庞的办公室开始受理业务。
如果我们没有南希，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办。她就像一个神奇的教母，促成事情的发生，平息一切怨恨，她的耐心好得就像一尊雕像。南希在工作方面无可挑剔，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晚上10点钟打电话到办公室，她很可能还在那儿。
第一次和南希见面的那天，我得到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露易丝怀孕了。这让我的妈妈、爸爸有点震惊，因为虽然他们一直都不是十分严厉，但是，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从来不让我们在家里和男朋友睡觉。直到我们定婚以后马克才睡在我的卧室里。告诉他们这件事，露易丝非常紧张，但是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从来不怀疑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对整件事情，他们做得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爸爸得知将要做外公了，兴奋得不得了。
我们在巴黎是为了《辣妹世界》的首发式，这在英国和美国已经公开发行了。这部电影在商业上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是在评论界却颇有微词。问题是有些写评论的势利的混蛋彻底搭错了神经，他们看不出来这从头到尾完全是一部宣传片，他们说我们开始拍娱乐片了，趣味低级，矫揉造作还有浪荡的笑声。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确实如此。
从一开始谈论“境外免税年”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就说我们想有一个基地，爱尔兰会是理想的地方。我们也许无法探视在英国的家人，但是至少他们过去看我们会很容易。
但是西蒙说不。正如我所说，他不喜欢我们家庭的影响，他最高兴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家人。
一群犀牛也不可能把我们拖回到里维埃拉—古拉格集中营，但是随着环球巡演的迫近，我们必须有地方排练，因此就选定了爱尔兰。
那年圣诞节，我和爱玛呆在K俱乐部，这是克尔代尔郡一家相当不错的有农舍风格的旅馆，离机场大约45分钟的路程。从曼彻斯特乘飞机到都柏林只要半小时，大卫和我之间的距离不足一个半小时，门靠门。
克尔代尔郡以马而闻名，因为我一直想骑马，我决定试一试。所以大卫不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终于有一些我能做而大卫不能做的事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骑过马，因为，和骑摩托车一样，教练不准。
所以他回来的第一天早晨，我们去了马厩，我全副武装——靴子、帽子——我甚至让马小跑了起来，我正在想我骑得非常好，他说：“快点，让我试一试。”
因此我下了马，把帽子给他，你会相信吗，他骑着马慢跑开了，好像他一生下来就在那讨厌的马背上一样。那是大卫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绝对是个天才。
K俱乐部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除了主建筑外，还有一些单独的小房子，以前也许是用作马厩的房子，每一幢房子都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卧室、一个洗澡间还有你自己的小花园。我们大家为什么不一起来呢？2月24日我们巡演的第一场就是在都柏林的泊因特，所以这完全有可能。我们要了5间这种小房子，在一排——或者不如说三间在底下、两间在上面。惟一不好的就是我们排练的地方在都柏林的那一边，到那儿去要花一个小时。
有一件事我非常想尽快完成——正式定婚，有戒指和一切。我对姑娘们讲了，她们都说，是的，太棒了，抓紧努力吧。既然西蒙已成历史，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了。那么除了“罗克里大厅”还有什么地方呢？
我去看“足总杯”对阵沃尔索耳的比赛，机会来了。沃尔索耳不是英超球队，因此没有人认为曼联会输。当然，他们没有输。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还是那个房间——只是景色不一样。夏天的时候一切都是绿色的。而现在是冬天，非常冷。
不幸的是，我们在那儿的消息不知怎么走漏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的时候发现成群的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但这不是生气的时候。我太高兴了。
我和家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想念他们，以至于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在某个方面替代了我的家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西蒙后他们没和我们在一起让我很痛心的原因。有几个确实和我们在一起——比如凯琳和詹妮。丽贝卡·克里普斯，她管理我们的歌迷杂志，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琼斯，他曾经是我们巡演经理格雷格·林内的副手。
理查德曾经和我们一起在伊斯坦布尔，他回来太好了，这一次是做主管。他大约6英尺高，身材细长但不瘦。说到头发，他留着短发，假如长长了，就很拳曲，但是他把它剪掉了。他戴着一只耳环和一副圆形镜片的小眼镜，一个非常不错的家伙，非常关心人，也很擅长他的工作。他总能找点时间和你谈谈。
另外一个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是我们的舞编，普里西拉。
这一次，我们都决定要找一些伴舞，男伴舞。（这可是西蒙决不会同意的事。）
那就是有普里西拉与我们在一起非常好的另一个原因。她认识这个国家所有最好的舞者，而且他们确实都尊敬她，听她的话。巡演的过程中，你必须非常非常健康。旅馆的运动中心恰好就靠着我们的小房子。他们允许我们把健身房圈起来一半，因此我们竖起镜子，用它们来排练以及和杰里一起上训练课。杰里是一个黑人小伙子，几年前出了一次车祸，被告知将再也无法行走了。杰里身材不高，但是非常健壮，他的腿细长得就像女人的腿。也许他看起来有点怪异，但他训练起来很认真。大卫喜欢和他一起训练，因为他的训练量相当大。上了他的一堂训练课，我就想，是的，你是个非常不错的家伙，杰里，但是你只是不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懒的女人。这个家伙是我和爱玛的噩梦。
“再做10个仰卧起坐，懂我的意思吧，懂我的话吧。”他会说。
我们太幸运了，日光浴房间就在健身房后面。
虽然我们工作很辛苦，但是这和“辣妹营”的气氛完全不同，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被西蒙搞得麻木了，现在5个人又充满了活力。我们就像电流，相互激发出了火花。
那些男伴舞中第一个到的叫卡明埃·卡奴索。他比其他人先到，为的是让我们适应一下双人舞的动作，那些旋转和举起，但事实上他是我的伴舞。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将有一个舞伴，他将和我们有同样的个性，穿上相配的服装，因此，卡明埃（发音是卡一明一埃）是撅起嘴的那个品牌造型。他是一个非常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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