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1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那一次北京之行,曾国藩花费了两万两。除了一万四千两别敬,“合之捐款及杂费凡万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余金,再带二千余金赴官,共用二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缉私经费”出自两淮盐运司。管理盐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缉拿私盐”,以保障官盐的销售。所以盐运司每年都会提出一大笔经费用来缉私。不过缉私只是“缉私经费”的用途之一,其实盐运司许多不好处理的开支,都用“缉私经费”的名义。比如他们每年“孝敬”给两江总督的“陋规”,也以这个名义致送。
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信中“运司派曾德麟解到缉私经费二千余金”来看,盐运司定期会给曾国藩送来“缉私经费”,曾国藩将其都存放在“后路粮台”,“吾令其解金陵后路粮台”。此外,上海海关每月也要送公费给他。同信之中,曾国藩说:“存于作梅台中(即后路粮台)者,系运司缉私经费及沪关月送公费(现闻近三万金),为余此次进京之用(连来往途费恐近两万)。”后来同治八年二月初三日信中又说:“后路粮台所存缉私经费,除在京兑用二万外,计尚有万余金,此外淮北公费尚有应解余者(十月间书办曾拟札稿去提,余未判行)……”
从这封信的前后文推测,曾国藩在“后路粮台”也就是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而其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或者说是公款,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同治三年他送乡试主考的钱,以及同治九年送给“小钦差”的“程仪”,也应该出自这里。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代曾纪泽说:
吾之银存于雨亭署内(即江宁布政使李宗羲处)者,系养廉(已有万八千余),尔尽可取用。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可见,曾国藩家人进京的路费是动用养廉,而不是小金库的钱。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国藩是怎么区别“陋规”与“养廉”的用途的。“因公”而产生的官场应酬,出自“小金库”。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馈赠亲朋好友的钱,则出自养廉。方宗诚的总结大抵合乎事实:
两江总督廉俸之外,又有办公费(即“小金库”),每岁万金。公在金陵,凡署中食用以及馈遗亲戚故旧,皆取诸廉俸,其办公费则尽存粮台,非公事不动用。
“小金库”加“养廉银”,这就是曾国藩在两江的个人财政来源。到了直隶后,来源结构也大抵相当,只不过“缉私经费”换成了“盐规”。到了直隶之后,曾国藩在信中对儿子谈及个人支出的打算:
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而刘印渠号为清正,亦曾取用。
也就是说,直隶总督主要个人收入为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此外还盐规二万两。这二万两盐规,就好比两江的缉私经费,是供给总督个人花用的。因此总督的收入来源总计三万五千两。而曾国藩自己测算每年大约需花掉二万二三千两,这样,每年还可以省下一万多两:
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
四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于XXX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
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又提了两个“散掉”的处理方案:
“余家于此二万外不可再取丝毫。尔密商之作梅先生、雨亭方伯(布政使),设法用去。”他说,可以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善后局的零用,一是作为报销局的部费。他特别嘱咐,不能捐为慈善款:
或捏作善后局之零用,或留作报销局之部费,不可捐为善举费。至嘱至嘱。
为什么不能捐为善举呢?因为这样就会被人所知,曾国藩平生认为,“凡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所以“总不可使一人知也”。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像每个帝国地方官员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至于养廉,则没有什么结余。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什么积蓄了。
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和多余的养廉留给家人,是因为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
五
对于自己身后的打算,曾国藩早有打算。他说,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多两养廉银,“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
然而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后来连办他的丧事都不充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原来是突发脑溢血,一个小时之后曾国藩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曾国藩生前曾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花费怎么能少。曾国藩留下家产如此之少,“仕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薄海妇孺莫不共见之而共信之”。如果动用曾国藩的遗产,曾氏后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所以,“此次大事,所费不訾,受赙与否,知吾侄必有至当之衡。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筱泉制府,昌岐军门之类,似亦可以酌受。外此如恩情有似此三人者,亦当以类推之”。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曾国藩生平积蓄,在丧事上花去了大半。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如果想要儿孙发财,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化些字号、名号,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第二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曾国藩智商不高,天资平庸,左宗棠经常批评他“太笨”。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分析曾国藩的一生作为,却会发现他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那么,他是怎么从笨拙到精明的呢?
第一节 智商不过中等
一
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风。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得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曾国藩的几个兄弟,虽然也都十年寒窗,却没有一个达到举人的功名。曾国藩本人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比较他同时代的名人,他的平庸一目了然。小他一岁的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
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
这并不完全是谦词。
二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知道自己这辈子靠读书发达无望,遂“发愤教督诸子”,对长子曾国藩更是毫不松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曾国藩回忆说:
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笨父亲教笨儿子,真是够难为他们的。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
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
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他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但湘军绝少野战。曾国藩说: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第二节 笨有笨的好处
一
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董仲舒说“人副天数”,就是说,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证据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视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应。因此,上天打雷就是发怒,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
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王充说:天没有思想,因为天没有眼睛,没有嘴,“以天无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王充说,我们摸不到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地没嘴没眼睛,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老婆没嘴没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说: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他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份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室殊,亲有杀(降等、减少,在这里是等级的意思),贤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几倍)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也就是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弊;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弊。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