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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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

胡林翼在向曾国藩竭力推荐李鸿章时，理由之一就是李氏的相貌显示他肯定会飞黄腾达：

少荃可治淮上之师，并带去营哨官也。……少荃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胆耳！

胡林翼还给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冯卓怀相过面，结果评价很低，说他“唇不掩齿，非期颐之难致，即谗谤之易集”。冯卓怀就是曾国藩早年日记中常提到的好友冯树堂，此人与曾国藩定交多年，关系深密，最后还是因种种原因终生未得大用。

而更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身边的人，也经常给曾相面。王运相面的结论是：

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

而薛福成给曾国藩相面后得出另一种结论：

曾公器宇凝重而面如月满，发髯奇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钜谷龙虎，变化不测者。当代钜公，无与匹也。惟鬃眉稍低，生平劳多逸少。

除了曾国藩的湘军集团，晚清另一些重臣也对相术很有研究，比如荣禄，在《梦蕉亭杂记》中，陈夔龙记载过荣禄和他的一次谈话，内容是谈论肃顺的相貌。荣禄说：

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长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研习相人之术的。

四

除了风水、相面外，曾国藩另一项频繁进行的“迷信”活动是算卦。

咸丰八年十一月，因为深陷战争的九弟曾国荃“久无来信”，曾国藩“不胜悬悬”，于十一月十四日，“请李笏生占牙牌数，似尚平安”。

另一次记载是关于军事决策：

请陈雪楼筮卦，筮浙江可保否。得《艮》之彖辞。筮余军是否南渡，得《解》之《师》。筮次青之应否赴浙，得《兑》之复。

他自己也会算卦。

每当军事进退两难之际，他常用算卦来推测吉凶。是否派兵，是否移营，全局利钝，都是他卜测的范围。

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履次占卦，亦智略不足，故不能审定全局确有定计。

早起郁郁，若无主者，又占二卦。

自占一卦，问江北有兵来南岸否。遇“坎”之“观”，见者以为佳。

夜占卦问左军利钝，卦象不吉，焦灼之至。

因卦象不吉而焦灼之至，可见他对算卦确实是十分相信的。我们这些崇拜曾国藩的后人，可能很少想到，在曾国藩的军事策略背后，居然隐约晃动着“封建迷信”的影子。事实上，曾国藩幕府中，一度专门养着些占卜之士，以至于在他刚刚升任总督，征求朋友幕僚如何施政之建议时，汪梅村建议他“屏术数星卜之士”。

从文字记载来看，曾国藩算卦，纯用周易之理。比如，与太平军作战正紧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念金陵、宁国两处危急，焦灼不可言状。因占二卦：金陵卦，遇否之涣；宁国卦，遇屯之益。”周易占卦的方式是先占得一卦，再求得一相关的变卦。前者称“遇卦”（即本卦），后者称“之卦”（即变卦）。曾国藩为金陵局面占的卦“遇否之涣”，就是先占得否卦（遇卦），再得涣卦（之卦）。

曾国藩算卦，是他读《易经》的副产品。

读易本是理学家的本行。理学的宇宙理论，就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之上。世界的本源问题，是任何一个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然而孔子的平实言谈并没有给企图建立世界模式的程朱等人太多的启示，好在孔子十分推崇的《易经》给了他们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机会。程子和朱子等理学大家通过注《易》，建立起了理学的宇宙原理，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万物”，因此《易》可以说是理学体系的奠基石。

作为一个理学家，曾国藩一生对易经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考《曾国藩日记》，曾氏一生，至少五次通读《易经》。这五次分别是：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到二十二年十二月。也就是三十岁和三十一岁。

咸丰十一年正月到二月。五十岁。

同治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五十五岁。

同治九年十月。五十九岁。

同治十年二月到三月。六十岁。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易经》的喜爱，终其一生，至老弥笃。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不但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学会了算卦。

曾国藩的卦算得准不准，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但从他乐此不疲的事实判断，他对此中消息确有吟味。

应该说，易经占卦，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其中也有一点哲学启示在。《易经》认为，宇宙是个相互感应的大系统，系统内的每一事物都与全体相通。世相虽然繁杂，但多不碍感应，体不碍互通。因此《易经》认为，世事并非由神明前定，而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就是“道”）。这一规律，虽然混沌难明，但人竭尽全力，还是探讨得一点消息。

第四节　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悟到了什么

一

虽然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有正常好奇心的人，不可能不对“怪力乱神”感兴趣。因为风云变幻、旦夕祸福的生存环境使中国人特别希望解读未来和变数。而当时人文的智慧成果却对混沌的宇宙缺乏解读力。

在传统时代，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荒谬的界线并不那么分明。非理性的气氛弥漫在大部分经典之中，几乎所有学说中都有着神秘文化的成分。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荒诞无稽的五行学说，是中国上古各派哲学的共同理论依据，也是古代医学、科技的理论基础，更是神秘主义者修仙、预测的共同依据。可以说，中国古典智慧都是游离在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谬误、世俗与神秘中间。《黄帝内经》说：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漠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这是用传统政治中的君、臣、父、子这样的伦理关系比附内脏系统。心是皇帝，肺是丞相，肝是将军，胆是参谋……所以舌乃心之灵苗。

其实，儒家学说何尝不是如此。董仲舒这样论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副天数”，也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暖清，人有好恶；天有寒暑，人有喜怒。所以天人可以感应。

如果单看理论体系，中医和儒学，与相面和算卦并无高下之分。事实上，对于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并不重要。中国式智慧真正的宝贵之处在于荒诞的体系架构下大量的与这个架构也许没什么关系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式学问来说，理论只是一个筐，真正起作用的，是筐里的东西。中国式学问的妙处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高人圣者的许多话，听起来空谷足音，无根无傍，玄而又玄。也许突然某一天，与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共鸣，使你醍醐灌顶。

二

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将曾国藩的“迷信”归入“愚昧”。他一生大量的迷信活动，反映出其思维的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但同时，在曾国藩与中国神秘文化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国藩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中国传统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基本精神却千篇一律。而曾国藩要面对的世界却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他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他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对于这些，仅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曾国藩是浑厚、开阔，无所不包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兴趣，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与经史子集比起来，神秘文化中的营养的成分少得可怜。但曾国藩凡事都愿亲身尝试一遍，才能放心。

三

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与其说曾国藩从《易经》、从相术中学到了知识，不如说他读易、读相法、读风水过程中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偶有所印证而已。《易经》、相法之类对曾国藩来说，只不过是些钩子，用来系挂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说，曾国藩从易经中学到了“盈虚消息之理”，读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读出了谦虚谨慎，读出了自强不息，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借《易经》中这些经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经验系统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还是曾国藩自己总结得好：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神秘文化当然不会给曾国藩驱灾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从正面来看，神秘文化应该给了他如下启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动静结合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解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wén　。rén　。shū。　wū¨，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说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一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很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