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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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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早
【，】
引言：哪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的景象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历史回顾总是“倒放电影”，赵烈文的预言在今日看来，准确无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夏末或秋初，你去问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无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业，会在一百二十日内，土崩瓦解。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权岌岌可危，不假，但宣统三年也似乎并不比宣统二年异样，何以就会如露如电，转瞬即空？
赵烈文在讨论清朝统治问题时，曾指出“国朝有天下太巧”。异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敏感点，不管雍正声嘶力竭地印行《大义觉迷录》也好，康乾盛世中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也罢，江宁苏杭织造的间谍手段，旗兵分驻各省会的制度，都挡不住这个问题的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太平天国打的也是这面旗号，被曾国藩用“文化”这件法宝敌住了。然而平定洪杨之乱，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失德乖张，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满汉之间的种族异见。尤其同治之后，许多“祖制”被打破，汉人秉政之势越来越强，曾、左、李、张纵无异志，朝廷却不能不防微杜渐。
从大环境来说，清末种族主义的提出、排满主张的兴起，绝非清初“反清复明”的翻版，二百年了，当初的杀戮已成传说，反不如“长毛之乱”的血腥记忆来得分明。革命党人重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为了激励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种投射，一丝共鸣，真实的冲击还是来自当下的危机，是孙中山强调的“外邦逼之”与“异种残之”并置的残酷现实，正如共进会在武昌新军中散发的传单所说：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
“替祖宗报仇”云云，不过是引子，关键是“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既然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合法性，那么朝廷对中国利权的出让便不仅仅是“失道”的问题，而变成了满族伙同洋人来掠夺汉族的生命财产。通过这种叙事的转换，反抗满族政权从“内争”变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即使在革命党人中，反对排满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位在东京留学时与满人军事精英良弼结为好友的同盟会员，虽然一心革命，却强烈反对排满，他认为满族腐化已久，不足为虑，但满蒙素为盟友，如果联手与汉族相抗，汉族必败，更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吴禄贞认为革命之敌，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凯，革命党将与袁世凯有“十年战争”——这也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预言。
辛亥革命中，较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无不强调“满汉一视同仁”，就连鼓吹排满最力的章太炎，也赞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此亦可见排满之说，实为排外之借口，中国社会在无力与西方开战的情形下，借内部民族纷争来谋求突围，也是一条捷径。只是民国政府也未见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后话。而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战争的最明显效应，甚至满人中的佼佼者，如老舍、罗常培，长久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按赵烈文的说法，也是满清二百年统治的果报。
“排满”虽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读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说“他也是汉人，自然赞成光复”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汉人，当然不反对革命”，忍不住叹一声“幼稚”或“奸诈”。
近年大家都认识到，辛亥之成，革命党不过是火药的引信，真正炸断二百年龙脉的TNT，是代表绅商阶层的立宪派。立宪派与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员分享着地方的统治资源，某些绅权极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员意志若无绅商的支持，政令根本无法通行。宣统二年（1910）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长沙米荒直至群众失控，事件背后是绅商联手洋商，大量囤积、盗运米粮。而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各省保路运动，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冲突，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还真难说清楚，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谓“民意”——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天子牧民”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商战”，鼓励在乡官绅经商，基本形成了“无绅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光绪廿二年（1896），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分别在苏州、南通设立商务局，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人称“状元办厂”，喧传一时。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败，庚子再败，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辛丑条约》的巨大偿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所谓“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联合倡定《东南互保条约》的根本理由。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上海与北京，风气之异，几有百年。问题是，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庚子之后，绅商阶层藉由反思义和团之乱，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的样板效应，掀起了立宪风潮，也制造了立宪神话，似乎中国之病，全在未曾立宪，只要立宪，则国运立改，国力立强。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立宪利于民，利于国，却不利于官。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内阁”，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而谘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权，议员不得干预”，对“立宪”的理解，双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点，1905年科举废除，时人后人多视为美事，去千年祸国之根。然而这一举措，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被截断，朝廷虽征用考选留学生，实质仍是以门阀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选制度。旧制死而新制未立，则大量旧制培养的人才无处可用，不入学堂，即投新军，而学生与新军这两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发挥极大能量，足见当初遽尔操觚，其祸不小。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当然只是一种叙事。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不免“抽心一烂，土崩瓦解”。正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
辛亥年的举义，逊位，共和，民国，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
【新年】
宣统三年辛亥，正月初四。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坐在马车里，望着窗外香厂北口拥堵的长龙。马车一动也不动，一阵阵笑闹声、叫骂声、吆喝声传入车内，他不禁大为愤然，慨叹“甚矣，京师少年之游惰也，甚至高车驷马亦厕其中，此岂尚有人心耶”？可是回心想想：这景象关自己什么事？顾自在车里愤不可遏，大翻白眼，这样的心境，还能在这权贵麋集的帝都待下去么？
新年这天的拥堵有它的原因。这个冬天的雪特别多，去年十月迄今，已经有六场大雪，从旧年除夕到新年，大雪彻夜，直下到初一下午四点来钟，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在恽毓鼎的记忆里，二十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
雪太大了，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初一一整天也没有一辆拜年的车驾到门。恽毓鼎自己也没有出门。雪刚停，就有清道夫分段铲雪，这一点让恽毓鼎很满意，他在日记中评论说“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
初二晴了，但午后忽起狂风，高屋积雪漫天飞洒。恽学士出门贺年，发现虽然雪风相继，“马路劊嫫皆龋敌屑臁保羰窃诙昵埃┖蟪貊徊闳谘┮徊愣逞嫡拗睿苎兔怀抵幔蔷椭缓猛沸颂玖恕ｃ⒇苟τ忠淮文罴傲寺氛暮么Α�
恽毓鼎1907年出任过宪政研究所总办，当然不是那种一味反对新政的冬烘头脑。他一直订阅梁启超主笔的《国风报》，也正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梁任公的文集里包罗万象，从西藏问题、俄国虚无党，到《康德学案》，应有尽有。但恽毓鼎最喜欢的还是梁任公论本朝学派变迁那篇，认为“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对于腾喧一时的宪政，这位曾经参过瞿鸿禨与岑春煊的都老爷明显保留着自己的看法。
就在恽毓鼎坐在拥堵的马车中大发感慨时，道旁的行人里晃动着一位少年的身影。他昨天晚上才从陕西抵京，准备进清华学堂读书，今日先与同伴一道来领略一下京都的新年。在这位外省少年吴宓兴奋的眼中，耍把式的、卖玩物的倒还罢了，这游人如鲫、男女相轧、拥塞异常的场面，才是他们久仰的京师繁华。
四十九岁的恽毓鼎是光绪八年中的举，同一年的福建乡榜很出名，出了好几位大名士，如陈衍陈石遗、林纾林琴南（恽毓鼎很爱读他译的小说），还有一位，比恽毓鼎大三岁，是目下京师的红人，前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
比起恽毓鼎，郑孝胥离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为了锦瑷铁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间跑了好几趟，年下正好闲在几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窝里，与夫人聊天，“甚欢”。
自初一至元宵，郑孝胥的活动无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闽派的首领，诗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极多。不过这两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与当红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即将起复的前两江总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当然不会完全不谈政事，有人议着宪政预备，京师该到了组织政党的时候，有人还在愤愤于六年前的科举废除，冀望朝廷重新用八股取士。
初四这天，又是赴一处饭局，只是从午后开筵，边吃边等，等到快三点半，还有一位主客严复未至，最后索性派人来通知说“不来了”。大伙儿摇摇头，对这位福建同乡的惫赖无可如何。饭局散后，郑孝胥去访端方——端午帅年后估计会有任用，一直想带郑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称“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进香，满洲权贵流行这个，汉臣基本无此兴趣。
辛亥的新年就这样开始了。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吴宓刚十七岁，初次入京，虽然时时与同学议论时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恽毓鼎那种宦海沉浮的萧疏，也不像郑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兴奋与新奇之中，藏着忐忑与迷惘。
他此次由陕西省咨送来京，要考入的“清华学堂”，其实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业馆”，成立一年多来，几乎是纯粹负责留美考试与派遣，学生从考取到出国，只有一至三个月时间，像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人，名义上在清华园过了一水，还是像爆肚一样生猛。
改名后便有所不同，按《清华学堂章程》，采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学分要修满212个，平均成绩要达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吴宓这样的，虽由陕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过笔试、体检，入学四个月后还要举行甄别考试，宁缺母滥。难怪吴宓跟其他同学一样，心下栗六，前途未卜。
他本来觉得自己在家乡三原已经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来京看过游美学务处告示，原来也必须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这里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过八年后“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还是难得的机会。又想到如果学堂里功课腐败，教师荒疏，再设法退学也还来得及……问题是现在考得上考不上还两说，想那么多干啥！
吴宓决定先放宽心，每日看看《纳氏英文文法》——他来自内地，跟沿海学生比，英文是块短板，便是与同乡们逛逛琉璃厂、青云阁，再不就是到大栅栏看“升平电影”，陕西也有，叫“活动影戏”。不同的是京师的影戏有色彩。吴宓同学猜测那是往胶片上涂了色彩，或是放映的石灰灯里加了什么药粉。
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劝业场买了一具剪发机，回寓后就将辫子剪了。用水洗了头，觉得“轻快异常”，索性又出去买了顶洋式软帽，揽镜自照，很像个洋学生了。于是发感慨曰：“京师各校现虽不许学生剪发，已剪者则弗过问，余剪之毫无妨碍。”
剪了发的吴同学，次日又跟友人去天乐园看闻名已久的王钟声新剧。王钟声！慕名久矣，是南方来的新剧大王，传闻他是个革命党！但这不妨碍大家热捧他的新剧。今天这出《缘外缘》，首演是前年冬天在天津大观新舞台，据《大公报》报道，王钟声一身西装女子打扮，在洋琴伴奏下，娓娓道来，“座客无不击节称赏，掌若雷鸣”，接下来，舞台突然一转，外庭变为内室，把台下众人看得一楞一楞的。论者称为“实梨园中从未有之奇观”。
吴宓头次看这种“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的新剧，大开眼界，只觉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会上的真情实状，感人之深，超过了旧戏数倍，“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察直觉现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戏中了。
阴历二月初五、初六，吴宓终于参加了延期举行的入学考试。头一日的国文、历史、地理，还算容易，而且出题只问本国，事先准备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没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数学、英文默写，可就有些艰涩了。吴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够好，但没想到今天在数学上折了跟斗，两道大题未能完卷。虽然嗟叹，但觉得省里保送来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会编入低级班。
考试见得多，五天后的体检，倒真是新鲜。检查者为三位洋人，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还得敞开。先查体温、脉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气管、牙齿，再用器械量脑部前后左右之长短及胸围，又用听诊器听上身血管流动情况，最后是手触按各处的淋巴腺。完毕。
又消磨了一个礼拜，看榜，陕西来的六个人，都中了。阴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华学堂。这是吴宓将托身寄命半生之处，今日初见：“地域颇大，略成方形，而墙壁亦多弯曲之处。外墙以虎皮石砌成。内部地方颇大，势殊空阔，洋式房屋错综散布。此外有土岭，有溪水，有小桥，有曲廊，风景极清幽而佳旷宜人。”
宿舍每间住六人，早餐馒头二个（到梁实秋四年后入学，馒头增加到三个）、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盘、米饭，九点半就寝，六点半起床。一切都规范了，不复刚入京那一个半月的闲散矣。
交通很方便，京张铁路设有清华园车站，每天从张家口入京，从北京发张家口的火车，各有两趟。最让学生们得意的，是京张铁路公司特地为清华学堂学生开了一趟周末票车，周六下午五点从清华园发车，经西直门、广安门抵丰台，周日下午又从丰台开回清华。票价，到西直门两角，广安门三角，不算贵，京师物价，照相须二元，一本《普通英华字典》也要一元哩。
刚刚入学，新学生就与校方起了交涉：清华的伙食免费，学生须交洗衣费与理发费。但校方规定学习用品都必须自购，而学生被咨送来时大都以为是官费全免，不愿意负担各科教材与体育课操衣费用。教务长的官方回复称无商议之余地，只是可以先领教材上课，费用缓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说庶务长承诺教材可以由学校借给，毕业时交还，操衣必须自购；又有人说管理员称操衣免费，教材必须自购。吴宓被推举为陕西省代表，参加交涉，虽然没什么结果，却跟时行的宪政一样，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觉。
【夏闰】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因为有一个闰六月的缘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这是所谓“立宪筹备方案”的实践头一炮，难免引人注目。结果等来了这么一个“皇族内阁”。
此前的立宪风潮中，对于立宪后如何任人有其共识，如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后挂名撰写的《欧美政治要义》即称：“决不以其私意进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于王权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实况，察舆论之趋向，而取其有适良之主义，堪以为辅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则归原则，真到作用时，“忠于王权”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郑孝胥只是记录了内阁名单，未置一评，以他与内阁多人交往频仍的位势，也不便评。少年吴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气魄很大地一笔扫去：“中国政府今日并无一人才能出众，可为国家有所建树者，终日改头换面、掉此易彼、往复其间者，实不过此数人而已。吁，国事尚可问哉！”
从政治立场上说，吴宓对革命党颇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记里对上海《民立报》报馆被焚深表遗憾，而且怀疑有人播弄其间。因为《民立报》主编于右任，是他的乡党，吴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于寓。因此吴宓看清廷变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于光绪的恽毓鼎，反而最为愤激。他在三月底刚刚申请翰林侍读学士开缺，而且不打算再谋起复，一心行他的医术，办他的学堂。恽毓鼎对内阁名单的分析，更能代表权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声：“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国务大臣）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内阁”并非外界的命名，上谕发布两天后，奕劻请辞内阁总理大臣，并称“诚不欲开皇族内阁之端，以负皇上者负天下臣民之望”。不过，摄政王载沣还是拒绝了他的辞呈。
内阁上谕发布一个星期前，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才传到京师。郑孝胥、吴宓日记均未记，恽毓鼎记了一笔：“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闻者似乎有些麻木，国事中枢糜烂，这些边地疥癣之疾，已经引不起强烈关注了。
即使仕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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