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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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望声名，近不足以联络汉口西人，远不足以号召各省军民，因此他建议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众人亦不反对，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内，武昌城内遍寻不着。咋办？

只有尹锐志知道。她的那位同乡，正是黎元洪的幕宾，黎元洪不愿出来承事，从家中逃出来，藏在幕宾家，却没想到这位绍兴师爷府上，还寄居着一位光复会的女首领。

尹锐志当然不会替黎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此处的记载又开始出现大分歧。

被找到之后怎么样，黎协统自己语焉不详，只说10月10日晚他被参谋、副官“力劝暂避”，于是先到一位参谋家换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时，各军代表寻至谢家，将他拥至楚望台，再到谘议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间都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作者蔡寄鸥：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不过这个传说越来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革命史》，1938年邹鲁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皆以“黎匿床下”为定论。虽然因为派系问题，国民党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过诸书言之凿凿，虽然为黎辨诬者也不乏其人，总归是一桩疑案。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其中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就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廿一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敢死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光复军”总司令虽是陶成章从南洋派回的李燮和，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却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制造地点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一说霞飞路）维昌洋行三楼，直到11月2日。

尹锐志已经工作了一夜，将近天明，助手杨哲商与平智础力劝她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锐志刚刚入睡，正在制造的炸弹爆炸了。

事故是不是因为操作失误已不可知。整个三楼的屋顶都被掀翻。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平智础全身烧伤。躺在床上的尹锐志头部炸伤，惊慌之中，她直接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仗着平日训练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拦了一辆洋车，到附近的自新医院诊治。法租界巡捕跟踪而至，把她送入广济医院，抢救无碍后又关进巡捕房。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交了五千元给房主作为赔偿，把尹锐志赎出来养伤。

尹维峻当天去了吴淞联络新军，赶回来却发现家中同志一死二伤，禁不得眼前发黑。尤其她与身故的杨哲商相处日久，两人渐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药、弹壳与触发器里。

但此时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杨哲商的后事还没来得及办，光复会收到消息：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提前开始了上海光复之役。

攻下制造局后，失去爱人的尹维峻没有参与上海都督的内争，她一心要求参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报仇。据说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队的蒋介石不太看得上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他不知道，这位秋瑾的学生身材高大，“曾任体育学堂教习，善于跳高、跳远、赛跑、投标枪，掷铁饼”，身上功夫不下于日本大森体育学校高材生王金发。而且她前一段一直奔走沪杭之间联络，与朱瑞、童保暄、周凤歧等新军领袖都很熟。她在杭州也认识了周亚卫和裘绍，只是没想过自己和姐姐日后的姻缘在这两人身上。

周亚卫是陆军小学堂筹备起义的队长之一。武昌事变后，陈仲甫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交人四处张贴，其中一张，周亚卫深夜贴到了鼓楼的门房。第二天，檄文即被抚台衙门严防革党的告示覆盖，但“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3日上海光复，次日午后，巡抚增韫紧急召集官绅会议，讨论浙江是否仿效苏州，宣布独立。会议中，杭州知府旗人英霖吓得失声痛哭。于是增韫决定独立，命仁和知县沈思齐即席起草独立布告，因为刻板印刷来不及，找来十名书手分抄，议定抄完后立即送杭州将军署会印，连夜分贴十城门。散会之时，已是晚上八点。

只是革命党等不得了，就在英霖痛哭流涕之时，上海的光复会敢死队数十人已经到了杭州。男子队长张伯岐，女子队长尹维峻。敢死队先去陆军小学堂，连日来从上海运到杭州的炸弹手枪，都放在两位队长周亚卫与葛敬恩的房间里。未来姐夫与未来小姨又打了个照面。

晚十点，攻杭之役打响。光复会敢死会直扑抚台衙门，尹维峻冲在最前列，轰地一声，她投出了敢死队的第一颗炸弹（可是她与杨哲商的作品？），百弹齐发，浙江抚署烈火熊熊。

巡抚增韫万没有料到革命党人来得如此神速。他为了安定杭州人心，11月4日上午还陪了老娘，带着妻女，步行上街，到清和坊恒丰绸缎庄、舒莲记扇庄等店铺采买东西，借以澄清他已弃城逃走的谣言。结果当夜革命党就攻进了抚署，增巡抚与妻女都在梦中落入敢死队之手，巡抚印信也没有来得及弃藏。只有巡抚老娘一时找不着，穷搜之下，方在小厨房的夹弄里发现了老太太，满身都是污泥。

敢死队备了四乘轿子，将巡抚一家送往羊市街福建会馆暂住，跟着就焚烧抚署，想用炸弹发火，但炸弹并不好用，几个扔出去都没炸响，有人跑出去，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三桶火油，浇上棉被，堆在暖阁里，王金发一声令下，火光烛天。

杀害您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尹维峻站在烧成一个大火堆的抚署前，心里也许在默默向恩师祷祝着。

【女子不参政？】

杭州光复，尹维峻又马上要求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仍然担任敢死队员，攻打雨花台与中华门。这澎湃的革命激情中，多少是忧国之念，多少是伤逝之情，怕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此时革命阵营已出现数支女子军。如沈警言为队长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七十余人；陈也月为队长的“女子北伐队”，数百人；还有辛素贞等发起的“女子军团”，林宗雪、张馥真组织的“上海女子国民军”，以及吴木兰创设的“女子经武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等。

有《女革命军歌》为证：“女革命，志灭清，摒弃那粉黛去当兵。誓将胡儿来杀尽，五种族，合大群，俾将来做个共和兵。女革命，武艺精，肩负那快枪操练勤，步伐整齐人钦敬，联合军，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从征。”

南京光复后，几支女子军又纷纷开到南京，要求参加北伐，纵然她们打仗比起男人来并无优势，但担任卫生兵、筹款募资、宣传动员，却能起到男兵起不了的作用。孙中山后来回顾女子革命时，给予她们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然而南北议和，北伐取消。这些女子军顿然没了着落。军政当局动员女兵复员，否则政府也无法安排她们——女子参政，根本还不是一个选项。多数女兵无奈之下，或择人而嫁（如女子北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就嫁给了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或回归刚刚逃离的家庭，也有那不情愿的，留在上海组织商贸公司，却又难以维持，绝望者如林宗雪一病不起，张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门。五十年后，法名耀真的张馥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的教育，慨叹道：“妇女没有得到解放的情况下，欲求自力更生，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氏姊妹。何况她们的恩师秋瑾，就是清末不让须眉的巾帼第一人。五年以来，绍兴、武昌、上海、杭州、南京，两姊妹叠立功绩，生死以之。民国约法承认女子参政权与否，她们不关心，国民党要不要女党员，更不关这两个老光复会员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军政要员却没有尹氏姊妹的名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两位姑娘，廿一岁与十六岁，直眉瞪眼地冲进了她们参与攻陷的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她们没有直接找孙中山，只是到了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

“我们拼了命，你们享现成！有的做总统的，有的做秘书长，有的做部长，有的做都督！这样不平的事，怎么说得过去？”

的确说不过去。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建国计划里，始终没有这些女子的份儿，即使秋瑾复生，又将如何？孙中山为了安抚尹氏姊妹，给了她们一个“临时大总统府顾问”的名头，各赠川资两万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进京，手头有钱，经常到处吃喝游玩。尹锐志这才认识了在北京陆军大学念书的同乡周亚卫，他与同学、也是杭州革命的死党葛敬恩、裘绍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兴世家，手面阔绰，在北京上学还带着厨子，浙江小菜做得刮刮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顾，一来二去，结成了两对姻缘。

周亚卫、尹锐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强男弱，在东京留学时，周亚卫曾被逼得离家出走，尹锐志只好登报寻人，才将逃夫找回来。这些事情在民国军政界众所周知，1940年周亚卫在庐山主持训练团军官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讲课，他是浙江老乡，对着学员大揭周亚卫的老底：亚卫先生家中诸事从不过问，亚卫先生领着中将薪水，每月只有一点点零用钱，亚卫先生从来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请客吃饭……最后说：亚卫先生是我的前辈，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应该不算唐突。周亚卫也拿他没办法，只得苦笑。

尹维峻的遭遇却要悲惨得多。1919年，护法运动方兴，浙江护法军司令部设在汕头，她与丈夫裘绍奔赴汕头参加护法。总司令吕公望任裘绍为师长，尹维峻任护法政府顾问（又是顾问）。7月16日，尹维峻怀孕已近十个月，死于家中。周亚卫的弟弟周进三说是夫妻动武，导致尹维峻小产而死。但尹维峻儿子裘振纲说，是因为浙江督军杨善德派人来行刺护法军的浙江首领，两个凶手闯入了裘、尹的住所，“当时裘绍不在家，尹一见两个凶手持凶器闯门而入，尹维峻和一名卫士立即扑上前去，同两个凶手进行剧烈搏斗，一个凶手被卫士当场打死，另一个凶手逃去。尹维峻的胸下被凶手猛踢猛撞，当场血崩早产逝世”。总之，这位九岁加入光复会的女子，比她的导师晚死十二年，只活了二十三岁。

1942年，国民政府为表统一抗战的诚意，开放党禁，允许建党参政。民国元年因不得参政而愤闯总统府的尹锐志，居然在陪都重庆，又挂出了“光复会”的招牌。尹锐志自任会长，副会长是她的丈夫周亚卫，而且各省分会都很齐备。浙江当时虽在汪伪治下，照样设立了光复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是裘振钢，她妹妹尹维峻的长子。

不知道尹姊姊这样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师的一点夙愿？

陈胜变了荆轲

正如民国军政府《敬告皖省父老文》中所说：“皖省扼东南之冲，为吴楚之襟喉，西顾鬻霍之险，中据江淮之利，地势之优，为诸省冠”，而且有清一代，文有桐城，武有淮军，皖人之影响及于四疆，再加上“平民革命”，可追溯至陈胜吴广；“攘夷却虏”，前有明太祖朱元璋的榜样。地理人文，安徽都是有意天下者必争之地。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还有一个韩衍，现在很少人知道他。

【从日本绕道去安徽】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何况他去年已经创办“东浦热诚小学堂”，又筹划过“越郡公学”，虽然未成，足见该员热心教育，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可以“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这种想法跟吴禄贞是一样的，不过吴禄贞本人是日本士官生，跟荫昌同学，又已经做到了副都统的高位，而这帮绍兴人都还是白丁。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依徐锡麟与陶成章之意，五人团以及随行心腹如陈伯平、马宗汉都要赴日，大通学堂不妨关闭，免得树大招风。嵊县竺绍康等人却觉得留此校以招徕志士也不坏。徐锡麟也便由他们去，反正他一门心思回国后去安徽搞事。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参见鲁迅《范爱农》，作者称他们“这些鸟男人”——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陶成章好象没有进什么专门学校，后来清廷通缉令里说他“学日本催眠术”，这也很奇怪）。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谁会取他？还是要回国。走之前，两位光复会大哥又讨论了一次。徐锡麟认为军权不可得，掌握警察权也不错。陶成章则认为要么直接统军，要么搞团体暗杀。两人说着说着争了起来，但也没争出个结果。

徐锡麟的性子，说是果决也可以，说是急躁也可以。后来革命同志为他写传，提到两件事，一是他小时跟家里长工弟弟平长生要好，两人都喜欢学武。某夜，两人看见一个和尚从门前走过，平长生对徐锡麟讲：这个和尚一定有本领，你看他一个人深夜行走，也没人敢欺侮他，说不定会飞檐走壁哩！徐锡麟马上想到平日听到的少林寺和尚之类的故事，爬起来就去追和尚，要拜他为师。家里人第二天才发现徐小官不见了，派人去找，一直追到萧山才把他寻了回来。

另一件事是1904年俄军占领奉天，徐锡麟听说后失声恸哭，在家里立了个靶子，画成俄国士兵形状，每天拿短铳射它几十次，室内弹丸横飞，有时反弹过来打在徐锡麟肩上，他也面不改色，居然就此练成了一手好枪法。他这样的性子，陶成章称为“性情精悍，凡所行事，咸操极端主义”。

【安庆的外乡人】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他在被捕后的供词里称“我蓄志排满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固然是面对敌仇，不必尽吐心事，即如供词里又说“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乃不欲牵连他人。

后人伪作的《孙中山致徐锡麟》一函中称“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其实可看作时人对徐锡麟入皖之举的揣测，陶成章在绍兴为徐锡麟的谋划也大致类此（此信发现于安徽巡抚衙门档案，如系清官吏伪造，则多半是逆推革命党的意图）。1907年末《新世纪》第14号上刊出《徐、秋二君事略》亦称“以君蓄志之久，取道之迂，而仅仅杀恩铭一人，良非君本意”。

总之，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敭，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敭看顾之理？可是张曾敭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启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