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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夫人--慈禧故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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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斯特林·西格雷夫
声明：
前言说不尽的慈禧
一部晚清史，套用一句老话，道是：从何说起！李鸿章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可算是政治家的宏大叙事；王国维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则是诗人的切肤之痛。其间波诡云谲，山重水覆，不但当局者迷，旁观者也未必清。是故百年以来，以晚清为题材的文字著述，可谓车载斗量，汗牛充栋。
然而不管从哪里说起，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这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慈禧太后。
在正经史家那里，慈禧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想必早已盖棺定论。阴险刻毒、冷酷自私、专横跋扈之类的标签，信手拈来，方便实用。但有一些人，总是不满足这样那样的标签，他们试图揭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回到鲜活的历史现场，将冷冰冰的标签还原为一个个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西格雷夫的这本《龙夫人——慈禧时代》，我想，其初衷亦正在此。他自己说：这“是一次针对历史遮蔽的讯问。我们不单单是寻找慈禧，也是寻找一个失去的年代。”“就好像除去一幅油画上的覆盖物以恢复它最初的原貌，真相一点一点地慢慢显露。”
当然，这本书面对的是西方的读者。西方世界对慈禧的认识，大约有过几次这样的历史机缘。首先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日本，他们通过海外媒体发动了一连串的针对慈禧的宣传攻势，吸引了不少蓝色眼球。第二次是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让整个西方世界大惊失色，当时正被困使馆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事后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后是在慈禧去世之后，濮兰德和巴克斯先后出版了《慈禧外记》（1910）和《清室外记》（1914），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一本书在最初的18个月里就重印了8 次。这是两位英语作家首次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慈禧的一生和晚清宫廷内幕，其所依据的材料，据说是庚子事变期间落入巴克斯手里的一批“宫廷秘档”，其中包括那本后来聚讼不休的《景善日记》。从此，慈禧作为一个阴险刻毒的残暴统治者的形象，就深深烙在了西方读者的脑海里，不可磨灭。
1973年夏，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收到瑞士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来信，信中以谨慎的措辞，询问罗珀教授是否愿意接受巴克斯爵士的两部遗稿，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希望能把手稿转交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保存。巴克斯的手稿很快吸引了罗珀教授的研究兴趣，他开始了长时间的艰难调查，查阅了大量尘封已久的档案材料，走访了许多相关人士，最后，于1974年出版了《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一书。此书以无可争辩的翔实证据，揭开了巴克斯的神秘面纱：他是个骗子。巴克斯声称拥有的所谓“宫廷秘档”，包括那本《景善日记》，纯属伪造。
西格雷夫的这本书，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开始了他的艰难努力。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戳穿那些普遍流行的关于清朝历史和慈禧太后的种种神话”，全面推翻濮兰德和巴克斯建立在伪造材料基础之上的慈禧形象，重新将她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老实说，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一百年来，慈禧太后留在人们心目中的邪恶形象太根深蒂固了，冰冻三尺，岂止是一日之寒。要翻案，必须拿出过硬的史实材料。西格雷夫所使用的材料，既有正经史家的著述，也有普通读者无缘得见的私人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德爵士小心翼翼地留下来的77本日记，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从未公开过的日记。这几个人，都是在晚清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西方人。
翻案文章，历来容易吸引眼球，但要做得有说服力，则殊非易事。这要求作者对于已经消失在时间长河中的人和事，抱持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在西格雷夫笔下，“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
你也许不同意西格雷夫的观点，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的书很好看。作者的文字辛辣痛快，嬉笑怒骂，涉笔成趣。作为一本历史读物，写得好看，我想总该是难能可贵的吧。
前言简评
西方学者为慈禧翻案新书引进出版《宋氏王朝》后，西格雷夫再现“慈禧”
慈禧，这个统治清王朝长达半个世纪的女性，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自上个世纪以来，便有众多的西方人对慈禧产生了兴趣。西方人眼中的慈禧形象是上个世纪由西方人巴克斯塑造的，但是《宋氏王朝》的作者美国人斯特林。西格雷夫却为慈禧翻起案来。昨日，记者从中央编译出版社获悉，西方学者为慈禧翻案的新书《龙夫人》已首次在国内引进并在本月出版。
慈禧在西方曾是阴谋化身早在上个世纪，濮兰德和巴克斯便合著了《慈禧外传》、《清室外记》，从而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他们所“熟悉”的慈禧。由此，西方世界所熟知的慈禧便被视为谋杀、投毒和阴谋的化身，且已成为一种经典叙述，而慈禧的反面形象也因此固定了下来。
结果在1974年，令所有人感到惊谔的是，巴克斯伯爵竟被牛津大学的教授揭露是个骗子。为了揭露巴克斯一手制造的骗局，西格雷夫深入当年中国的历史，他借助了西方人的资料，当然也有巴克斯的讲述。以史为主，一步步还原出一个慈禧给我们看。
昨日，《龙夫人》的翻译者秦传安告诉记者：历史是有多层面的，为了真实地还原慈禧，西格雷夫便着力于对慈禧故事的再挖掘。结果发现慈禧并不像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慈禧经典传记《慈禧外传》所描述的，因而他决定为慈禧翻案，告诉西方的读者另一个慈禧。
作者还原慈禧为女人在秦传安看来，《龙夫人》一书最大的特色，便是首先将慈禧还原成一个女性，但由于她所处的是一个宫廷政变、权术尽现的环境，因而为了生存她必须不停地挣扎。“我们可以从《龙夫人》一书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慈禧，相信这也是西方读者之所以热衷这本书的原因，”
西格雷夫所使用的材料，既有正经史家的著述，也有普通读者无缘看到的私人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德爵士小心翼翼地留下来的77本日记，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从未公开过的日记。这几个人，都是在晚清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西方人。
正是借助了这些难能宝贵的历史资料，西格雷夫所还原的慈禧便别具特色。在西格雷夫笔下，“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
补充采访：秦传安：010…84712300
第一部分叶赫那拉氏第1 节后苑里的鲜花（1 ）
1899年的北京城，那会儿，每年春秋两季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还不是十分猛烈。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大约6 点钟的时候，许多外国侨民（当时总人数不超过500 ，其中多半是传教士），聚集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1 的家中，要开一个草地晚会。大约有100 位先生和30位女士，赶来听赫德的铜管乐队所举办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在足有8 英亩大小的总司花园里举行。这是本周的社交大事，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外国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穿越北京城来到这里。女士们漫步在丁香花下，曲折蜿蜒的小径上，弥漫着4 月的紫色薄雾，空气里飘散着丁香花的气息，其中混合着柠檬香水、玫瑰香水和一种名叫“莱茵紫罗兰”的德国香水的气味，那年头，这种德国香水很是时髦。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女士们来之前刚刚都用药皂洗过，牌子不是“薇诺莉娅”，就是“伊莱斯米格”。时髦的行头是这样的：穿柔软的细麻纱布，浅褐色，淡玫瑰红，或者嫩绿色，饰以丝带或花边；为了守护她们的娇颜，使其免遭戈壁滩粗砺风沙的伤害，自然还要戴上面罩，那是用白色的俄国纱网或缀着小孔的薄纱所做成的；帽子的式样很是吓人，是用稻杆或者蓝凤铃草杆编成的；扎上天鹅绒蝴蝶结，插上鸵鸟毛、鱼鹰翎，再系上缎带。梳着高高发髻的贵夫人坐在藤椅里，一边吃着小点心，一边看着穿灯笼裤和围裙的孩子们，在灌木丛里跑来跑去。
外交官们在谈论商铺；传教士们看上去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那些从上海和香港来的新闻记者则到处乱窜，忙着打听花边消息。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信仰教条同时登场，狮子和绵羊一起喝茶，为的是听一听熟悉的洋腔洋调。
到处都可以见到和“洋鬼子”打成一片的满清大臣，他们的帽子上饰着圆纽扣，官服上缀着方补子，孔雀翎则是高级官员的标志。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要算是李鸿章总督，以及他的门生袁世凯将军。
已经76岁的李鸿章，是当今中国最有钱也最有权的政治首脑，他控制着铁路、电报、采矿、海运，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和为数不详的密探。许多王公大臣都曾接受过总督大人奉送的银子，从而使他们免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因此，他们都心甘情愿在他面前俯首贴耳，任由驱驰。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 英尺4 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因为这时候已经很热，李鸿章戴着一顶篾底纱面的帽子，颇似灯罩，一只孔雀翎被一根缅甸翡翠做的管子紧紧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着一件丝绸补褂，朝服的两侧各开着一个口子，这样以便于骑马，前后补子则依照他的官品而绣着白鹤，这是文一品的标志2。补褂的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环绕着他的脖子的是一串珠子，共计108 粒，样子和佛珠差不多，下面挂着三串描画着“五行”的珊瑚珠。再下面，悬荡着一串由翡翠连成的、像棒棒糖样的垂饰。总督大人一边和赫德谈着话，一边用他的左手拨弄着这些小玩意儿。
袁世凯的穿着，大致与此相同，但他比李鸿章要矮些，也胖些，眉飞色舞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踌躇满志的猫，来到了一个满是老鼠的园子里。赫德总是警告他的西方同僚：总有一天，李鸿章或袁世凯（或者他们俩）可能会为攫取权力而发动一次政变。
风度优雅的外交官张荫桓3 爵士的缺席，显得有些非同寻常。此人是第一个被大英帝国授予爵位的中国人，在派往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离哥伦比亚特区的杜邦环岛不远）期间，他竟然学会了使用刀叉。这位曾经颇受欢迎的好好先生（原文为法语）最近被流放到遥远的新疆去了，因为他参与了1898年那场失败的维新运动。诏书上说他“狡诈善变”。
赫德爵士说，来参加晚会的满清大臣，“眼睛里只有两样北京宝贝：总司大人和他古怪的乐队。”他喜爱音乐，组建了19世纪中国第一支铜管乐队，他强迫海关雇员和他们的太太参加进来，直到他们奋起反抗他专横的暴政。于是，他只好雇用中国人，教会他们演奏西洋乐器，包括短号、次中音号，和一支从英国进口的低音大号。在恩卡纳西奥（一位来自澳门的海关雇员）的指挥之下，这支乐队演奏得有板有眼。14位身穿制服的乐手，全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而且都另有一分全职工作：演奏长笛的是个剃头匠，演奏短号的是个鞋匠，演奏鼓的是个裁缝。每个礼拜他们都要演奏赫德爵士所喜爱的乐曲：《爱之夜》、《当光线暗淡的时候》、《箴言波尔卡》和《美国谷仓舞》，混合着热情奔放的乡村曲调，真是闻所未闻。这样的晚餐舞会，赫德每个礼拜组织一次，一直要持续到午夜。
赫德的府邸位于北京城的中央地带，在使馆区的边上，靠近紫禁城的红墙。它的北边是一座道观，西边是一处荒芜的花园和肃王府，东边是豫亲王的庄园，在整个使馆区内占去了半英里。
高墙之内这些旖旎迷人的花园和人工湖，使得北京城非常舒适宜人，这当然是对里面的那些人而言。而在外面，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时时提醒人们一个隐蔽而真实的中国。在紫禁城之外，一条敞开的排水沟从使馆区穿行而过，空气里夜以继日地弥漫着芳香，把它独特的气味奉献给使馆区的网球赛场、黄昏聚会和外交晚宴，点染着西方教堂的袅袅熏香，夜里，那些明察秋毫的蚊子们在这里构筑它们的乐园。在中国城市那些尘土飞扬、人马嘈杂的小巷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蹲在路当中解手。在满地污秽足以淹没脚踝的街道上，游方术士、变戏法的和杂耍艺人为了和一大群麻风病乞丐竞争几个铜板而呼天抢地、吵吵嚷嚷。城门楼上垂挂着有气无力的旗子，几个病怏怏的兵士穿着脏兮兮的军服，在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唾沫横飞，满嘴脏话，呼喝城下衣衫褴褛的人群，诅咒这蛆虫蝼蚁般的生灵。有机物所散发的气味，让你躲不胜躲，即便是赫德爵士优雅精致的英式茶园，这些气味也和那里的茶叶清香搅和在一起。
赫德爵士在中国呆了40年，如今60岁了，依然精神饱满。他头发稀疏，但依然乌黑；胡须修剪得整齐修洁；他总是穿着双排扣长礼服，系着领带；口袋里揣着一个金质烟盒，里面装着一种牌子叫“沙哈”的埃及香烟。从前，他只在早晚两餐之后抽一支方头雪茄，但自从1881年赫德夫人带着孩子们回英国之后，他就开始抽上了香烟，藉此排遣孤独。5 英尺7 英寸的身高，每一英寸都是一个“纤细小巧而又坚不可摧的独裁者”。
当家人不在的时候（如今已经整整18年了），赫德的娱乐亦堪称丰富，还常常有带着孩子来客在家中留宿；有人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曾看见赫德扮做盲人的样子，把山上凉亭里的女孩们逗得哈哈大笑。不过赫德并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在事业生涯的顶点上，他只向自己的日记倾诉满腹的辛酸：“我形单影只，没有一个朋友或知己。……孤独的痉挛噬咬着我的心。”
赫德是唯一一个很乐意每天和满清王公大臣打交道的西方人，这使他成了中国影响最大、闻见最广的洋人。1861年，他构建了一支主要由外国人充任的、诚实而高效的海关服务团队，在支撑大清政府的国家税收中，他们的贡献要占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外官员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商量，他有能力谨慎地调停某些敏感问题。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大权在握，但他抵制住了每一次诱惑，谨慎细密，勤勉克己，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作为一名中国政府雇员所获得的信任，而不是担当英国或其他西方列强的代理。在这种艰难的骑墙境地中，他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赫德的客人中，有一位莫理循博士4 ，是伦敦《泰晤士报》派驻北京的记者，他首次出现在赫德的花园聚会上是1897年的春天。他是个英俊文雅的男人，略略有些斜肩，头很大，浅蓝色的眼睛，迷离恍惚的微笑。莫理循和每个人相处得都很融洽，自己却深藏不露。他是一位37岁的澳大利亚游侠，在维多利亚州的季隆5 出生，也是在那儿受的教育，父母是苏格兰移民。他终生酷爱漫游，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品质，财富和名声的得来，靠的是远征探险，下探尼罗河，上溯伊洛瓦底江6 ，横穿印度库什。18岁那年，莫理循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123 天走了2 ，000 英里。23岁的时候，他又去新几内亚进行了一次探险，险些在长矛之下断送了卿卿性命；长矛的倒刺被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位医生取了出来，他本人也正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作为医生，他先是来到了西班牙的一家铜矿的工人当中，随之而来的烦恼也在不断增加，后来他就去了摩洛哥的一个酋长国。他步行、骑马、划船，穿行中国大陆3 ，000 英里，从上海一直到了仰光，1895年，莫理循出版了一本令人难忘的书，记述了此次旅行。这一切，引起了《泰晤士报》的关注，他们雇佣了他，并把他派到了中国。人们告诉他：“当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去找罗伯特。赫德爵士。”但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正像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我在这里常常能见到很多人，但很少能遇上总司大人。据我所知，他十分谨慎，而且口风甚严。”
莫理循倒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之辈。作为全球最伟大的报纸派到北京的唯一一位全职常驻记者，他是一个没有使臣头衔的使臣。他竖起一只耳朵打听使馆的秘密，另一只耳朵则探听袁世凯将军的动静。他摆出一副骑士派头，做着竞选澳大利亚总理的美梦，虽说谎撒得机智圆巧，但在他的关于中国的文章里，却一点也不感觉到难为情。他深思熟虑而又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历史，改变了此后几乎100 年的国际平衡。
作为一名在中国呆了20年的新闻记者，而且“北京莫理循”的名头也远近皆知，照说最起码总该精通汉语吧，然而莫理循并非如此。他总是听由那些说汉语的人摆布，这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他从不能亲自核实一则消息，有时不免要陷入自我怀疑之中：“我犯下了大错，陈述是错误的，”1899年1 月7 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这让我痛心疾首。”但虚荣心救了他。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国邮政》，在经受了一轮狂吹滥捧之后，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它是凭藉我的知识学养所写成的，这才叫名望。”吹捧文章这样说：“感谢（莫理循），在被视为北京政治暗流的中国事务方面，全世界也没有哪一种出版物能比本书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正是莫理循本人驱使政治家柯曾爵士7 称赞他“料事如神”，对此，《泰晤士报》这样写道：“这或许一个新闻记者为自己的作品所赢得的最真诚的颂词”。
第一部分叶赫那拉氏第2 节后苑里的鲜花（2 ）
他的编辑所不知道的是：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里，充斥着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贡献，而莫理循自己，则保留着一份事件的秘密记录，和他在报纸上的报道大不相同。作为新闻业首屈一指的中国观察员，莫理循对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谣言至今流传、真假莫辨。
莫理循认识赫德爵士草坪晚会上的每一个人，并且（多亏有一只搜集流言蜚语、医学闲谈和性隐语的耳朵），他还保存着一份秘而不宣的账簿，记录着这些男男女女谁患有淋病、谁患有梅毒，并以散布其传染途径取乐。
使馆区的资深居民全在这儿，其中就包括大胡子美国公使、前骑兵指挥官爱德温。康格8 ，以及他真诚得叫人生厌的妻子莎拉，她是一位基督科学教派信徒，自视为圣会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的潜在继承人。康格夫妇是一对严肃乏味的家伙，从不胡说八道，不像莫理循的好朋友赫伯特。斯奎尔斯和他的妻子哈里特，斯奎尔斯是美国使馆的一等秘书，举止文雅，野心勃勃，他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收藏中国瓷器，这使他显得非常有钱。哈里特带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同时还带来了她在波士顿的一位亲戚：波莉。康迪特。史密斯，一位快乐的年轻女士，她很高兴受到莫理循的关注。莫理循对自己的日记说：她“又胖又爱说话”，但在北京，实在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莫理循对47岁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9 的感觉，可以说好恶参半。窦纳乐又高又瘦，像一条苏格兰猎鹿犬，留着漂亮的、上了蜡的小胡子，长着一对忧伤的眼睛。在被派驻桑给巴尔和尼日尔的领事馆之前，他曾在希腊战役期间服务于英国的军事部门。他从位卑人微的处境一跃而占据大英帝国在华最高外交职位，其中的缘由无人知晓。莫理循开玩笑说：窦纳乐之所以能晋升北京的这个职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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