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夫人--慈禧故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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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弟子们齐心协力，在此前几百年的笔记杂谈中翻箱倒柜、细加搜检，撰写了一篇题目古怪的论文。最后，在1891年，康有为以自己的名义推出了一篇论文，那是从弟子们的作品中剽窃来的。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如今的大学教授，也可以出版一本以他的研究生的论文为基础的专著，连一声谢谢都不用说。这本书的题目叫做《新学伪经考》，讨论的是：儒学的最初的文本在孔圣人去世几百年后遭人篡改，为的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这一论点的提出，快有好几百年了，一点也不新鲜。但在满清思想警察的管制之下，这一问题的争论受到了遏制，从前的讨论差不多被人们忘掉了。如今把它拎出来，掸掸上面的灰尘，然后当作自己的原创观点予以宣布，康有为在此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后来被他故伎重演。几年之后，他也是这样翻出一千多年前关于“凶残的”武则天的那些“秘史”之类的色情作品，掸掸上面的灰尘，充作诽谤慈禧的灵感来源。

在一次关于远古的知识学问是如何纯粹的讲座活动中，康有为重申了儒学文本所遭受的篡改是如何令人吃惊的陈词滥调。他的主要贡献是：他把那些名士们通常只在内部讨论的观点拿出来公开发表。像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样，激烈的儒家士子也愿意相信：那些典籍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可靠的。对于其他方面的意见，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头脑。

康有为的论文点燃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倒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而是人们在如何说它。他毫不客气地宣称：拯救中国的办法，就藏在他自己对于来自“未经篡改”原文的圣人的阐释之中。在他最新获得的恶名中，有一个是那位堪称儒家舞蹈大师、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所授予的“经家野狐禅”的称号。康有为诽谤性的论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名士的保护人不得不插手此事，以保护他免受惩罚，尽管印刷这本小册子的印版已经被下令销毁。恶名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声望，以及进入令人垂涎的名士阶层的入场券。

但这些对他通过科举考试却毫无帮助。1894年，他再次坐到了考场上，又失败了。第二年春天，他回到北京，作最后的一搏。这一回，总算勉强通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吹嘘自己其实在第一次就够了分数线。不过，最后却只授了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这未免使得他拙劣的炫耀要大受限制。他对这个职位不屑一顾，甚至懒得到任，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写的：“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6　中日战争将他从尴尬的现实中打捞了出来。举人士子一致反对由日本人口授的和谈条款，条陈奏折交章叠上，力图阻止最高当局接受这些条款。有些条陈被直接呈递给了光绪皇帝。后来，康有为声称（这不是真的）：在这场抗议中，他是个积极分子。他唯一的资本就是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其实也不过是再一次驮运别人的作品罢了。他打算把这篇文章呈给皇上，却遭到了那些官僚主义者的拒绝，他原本指望能够通过这条线上达天听。尽管如此，康圣人却自掏腰包，通过上海一家空头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刷了好几万份。销路还真不错，而且没费什么力气就赢得了维新运动的认可。康圣人大受鼓舞，便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修订，这一回在谈到战后重建条款时措辞更谨慎了一些。他像个应声虫样重复别人的话说：中国必须改进其军事能力，集中其货币和银行系统，扩张其铁路和航运业，开展采矿业，组织邮政业。在北京，他的条陈被皇帝作为作为评注加进了连篇累牍的奏折中，从而在各省大员中广为流传。巡抚们对康有为的文章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但他还是尝到了荣誉的滋味。

第三部分新的铁帽子王第53节野狐禅（3　）

　在1898年年底之前，康有为还从未攻击过太后，但他后来却宣称自己从头到尾就是慈禧坚定的批评者。举个例子吧，他曾经写道：正是慈禧在太监总管李莲英的影响下强迫光绪同意了日本人的谈判条款：“太后一直对李莲英言听计从，因此轻易同意了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没人质疑这样荒谬的陈述，所以最后也成了康有为指控太后的罪状之一。

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关注，他加入了一个当时势头正旺的维新讨论学会，并去了上海，打算组织一个自己能够占支配地位的省级分部。他的追随者们出版了一份报纸，康有为坚持将报纸所使用的日期定为2737年（从孔子去世之年开始计算），以取代光绪皇帝的年号。这种对既定习俗的违背被认为是蓄意攻击，简直就是谋反。于是，北京和上海的协会均被解散。这一次小小的迫害，是康有为迄今为止（在他开始攻击太后的两年多之前）所获得的全部。但现如今，他已经自视为一个教派领袖，一个自封的圣人。他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正在忙着对中国历史和儒家伦理进行一次不朽的重估。

189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孔子改制考》的书，书中，他倔强地认为：孔子所偏爱的并不是现状（原文为拉丁文），而是变革，这是必然的。批评家们想知道的是：康有为到底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狐禅”、一个按自己的准则行事的天才，或者，仅仅是一个为了拼命提升自己而利用别人的观点以耸动视听的推销迷。

德国占领胶州湾的那一年，康有为借制止当地闹事者的反洋煽动之名，草拟了一份上呈最高当局的条陈，极力主张变法维新，以阻止外国入侵。他说：应该给予像他这样的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以便帮助皇上作出英明的决定。当大臣们拒绝帮他递呈条陈的时候，康有为就把它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并准备私自印行。在一个报纸还很稀罕的国家，康有为逐渐成为利用通商口岸的新闻出版机构进行自我宣传和推销的行家里手，而作为传教机构建立的小规模出版业，印行洋式图书和小册子也慢慢演变成了商业行为。

康有为听说有一个研讨会将在瑞典召开，讨论如何通过裁军促进国际和平。于是，他就找到都察院的一位朋友，死磨硬缠着要弄个代表干干。终于，总理衙门在1898年1　月召见了他。出席会见的有总理衙门的4　位大佬，他们是：前总督李鸿章、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大清安全首脑荣禄以及前驻美英公使张荫桓爵士。

康有为盲打误撞地进入了这个庞大联盟。这4　个权倾一时的家伙分别代表不同的权力集团，在此后数月即将到来的悲剧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场悲剧中，诚挚的年轻皇帝将成为一次拜占庭式的阴谋事件的牺牲品，而几个真正改革家的天真头颅也将滚滚落地。虽然康有为对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毫无觉察，但它却是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对于一位潜在的捣乱者，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次会见（他们只密切观察过他，就像通过望远镜检查一只虫子），除了那位前大使（他也是一位名士保护人），他倒是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认识了作为宾客的康有为。

“张爵士”，正如大使馆的人所称呼的那样，他是第一个被大英帝国授予爵位的中国人，也是北京城的头号国际花花公子。他还是1875年把哇哇直哭的光绪皇帝从家里带到紫禁城并因此立下奇功的那个家伙。21岁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快乐无忧的浪荡少年。年轻的时候，他屡试不第，为了自己的前程，不得已而捐了一个功名，以其狡诈和才干而成为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7　的幕僚，从此开始走上他的光荣之路。给他分派的工作是收税，而他收税的业绩实在是太突出了，作为奖赏，李鸿章给他在总理衙门谋得一份差事。作为一个从未通过科举考试的落榜者，他的飞黄腾达自然引来了不少妒嫉。虽然如此，他还是被任命为外交公使，在1885…1890　年间，先后被派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这段时间，他大部分是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中度过的，在离杜邦环岛不远的中国公使馆内，他奢靡宴乐，夜夜笙歌。回到北京之后，他成了翁师傅的私人朋友，两人都是“名士”的保护人，是推杯换盏的艺术之友。这样一种影响力，在张荫桓被派往祝贺维多利亚女王75岁大寿的时候，为他赢得了爵士的封号。作为中国最西化的官吏，他享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权：可以随时接近光绪皇帝，以满足这个年轻人对西方的好奇心。由于张荫桓社交名人的地位，他和李鸿章之间也常常也有一些不愉快，但在和俄国进行秘密谈判的时候，两个人为了喂饱钱包的共同目标，摒弃前嫌、通力合作。安排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的，也正是这位张荫桓爵士。

会见的时候，半句都没有提到瑞典的裁军会议。从头至尾，康有为面对4　位高级大臣，一直在侃侃而谈他所热衷的话题：关于维新，关于君主立宪制的优点，以及诸如此类。翁师傅觉得康有为举止傲慢，李鸿章认为他盛气凌人，而荣禄将军（没有半点废话）则干脆就厌恶这个家伙。

几天之后（多亏了张荫桓爵士），康有为受到邀请，让他就维新的话题准备一篇综述性的文稿，坦陈自己的见解，以供皇上斟酌考量。在这篇新的条陈中，康有为就将当时京城名士中正流行的观点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不外乎是：中国应该效法日本，应该追随明治新政的脚步，图新自强。他还抛出了几个从别人那儿借来的高招：消除腐败；在宫里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以协调维新变革；广开“言路”，使陈议能上达天听，而不会一开始就被官僚机构所拦截。

光绪皇帝对维新运动一直有着极大的兴趣，亲自阅读名士们的条陈，从中寻求摆脱中国困局的解决办法。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康有为说的话中有过什么非同寻常的发现。他的话大多是作为注释而出现在皇上阅读或下发的那些奏章当中。然而，康有为后来声称：光绪决心实施自己的革新计划仅仅是因为读了他的《日本变法考》。据康有为说，皇上给太后写了一封信，说：“我不希望做一个亡国之君。如果你不归政，我将只有退位。”依照康有为的版本，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后终于同意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情节。首先，太后并没有夺去皇帝的权力，其次，此时的太后已经退隐到了颐和园。关于慈禧篡夺了她侄子权力的论断，只能是那些对权力运作完全无知（或者故意制造混乱，或者兼而有之）的某些人所作出的。就像康有为曾经杜撰的每件事情一样，这个故事之所以得以流传，完全是因为读者一直无法验证他的断言。

让每个人都感到大吃一惊的是：1898年6　月11日，在太后的恩准之下，光绪皇帝发布了他的第一份维新诏书，敦促“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8　这就是“百日维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102　天里，皇帝颁布了大约50份维新诏书，涉及政府管理、军事发展、工业、教育和国际关系。每一份诏书都是由光绪自己颁发的，没军机处什么事，只是咨询过慈禧，皇帝每隔几天就要到颐和园去探望她。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都会在光绪的最终谕稿发布之前得到解决。很显然，她有大量的机会事先进行干预（如果她想这么干的话）。她并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国，只是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逐渐找到他自己的办法。不幸的是，光绪皇帝并没有采取缓慢而谨慎的策略，相反，他前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同时吓坏了墨守成规的官吏、御史和铁帽子王们。他们带着不断增长的恐慌纷纷向太后提出抗议。但她支持光绪皇帝在未来3　个月里坚定地推行他的维新计划，只是当铁帽子们向她出示精心编造的所谓阴谋证据时，她才失去了信心。美国公使田贝称颂太后所扮演的角色，说：“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的）改良和进步……基本上归功于太后的意志和权威。”

在这样一个政府能力和皇上的决心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光绪那些单方面的决定所激起的强烈反冲远远要超过对它的辩护。他的改革措施就其本身来说是谨慎的，但在他们执行的时候，其在精神上又是革命性的，在铁帽子们看来，甚至是危险的。皇帝至今没有颁发过对政府形态进行激进改革的诏令，但在强硬派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正迅速地朝这个方向移动。最让他们感到惊恐的是：他的诏书都是由亲王和御前大臣们绕过传统的防疫隔离带而强加给最高当局的，从而挑战了满洲王公贵族的卓越地位，打破了他们对审查机构及其程序的控制，这种控制自雍正皇帝以来维持了数代之久。

光绪皇帝间接地增加了他们萦绕心头的恐惧：政府形态可能会进行变革。不管是采用和平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就像日本表面上所采用的那样）的方法，还是用共和政体使他们和他们的取代者达成平衡的方法。铁帽子们都有理由疑神疑鬼、恐惧不安。中日战争的惨败，已经吓坏了他们。再加上农民起义，遍及各地的秘密组织“哥老会”的反抗，以及广东和上海的共和运动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势头越来越猛。

铁帽子王当中，有些人赞成直接先发制人，干脆发动一场宫廷政变，用端郡王的儿子取代光绪，另一些人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太后争取过来，可以说服她从中调停，并恢复训政。问题是如何去做。

「译注」

1　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即伊斯帕。伊斯帕维奇。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1861…1921　），当时有邬多穆斯契、吴王、吴克托、乌克托木斯基等多种译法，俄国外交官。

2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1849…1915　），出生于俄国世袭贵族家庭，1892…1903　任财政大臣。在任期内，他大力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着手全面的经济改革，加速了俄国工业化进程。

3　威廉皇帝，这里指的应该是威廉二世（1859…1941　），1888年加冕为德国皇帝，1918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到霍兰，德国君主政体结束。

4　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第22任（1885…1889）和第24任（1892…1897　）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分开任两届的总统。克利夫兰被认为是独立、诚实的总统，在反腐败、反政党分赃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第一版第1　次印刷。

6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第一版第1　次印刷。

7　李瀚章（1821…1899　），字筱家，又字筱圣，安徽合肥人。拔贡出身，早期为曾国藩主持湘军粮台，后任湖南巡抚、署湖广总督、四川总督、漕运总督、两广总督。

8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178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新的铁帽子王第54节木偶戏（1　）

　变法维新一开始，光绪就着手修理那些曾经虐待、羞辱过他的人，以及那些碍手碍脚的家伙。

首当其冲的，是他从前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他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就是在对日战争的处理上曾经给了皇帝糟糕而矛盾建议。翁同龢占据一个备受信任的位置，年头实在太久了，以至于误认为自己有权对年轻的皇帝施加影响。

翁同龢是典型的儒家官僚，礼数周全却毫无实质，对太后巴结逢迎，和铁帽子们沆瀣一气。他是那群见风使舵的满清官吏当中的一个，这些人每逢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像个风车似的滴溜溜乱转。如今，60岁的翁同龢身兼数职：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及协办大学士，是朝廷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积贫积弱的中国政府中一条悲惨的注脚。虽然他“帝师”的职位早在两年前（1896）就已经终结了，但作为一名军机大臣，他依然能够每天接近光绪，并经常出席朝见。和任何人一样，他也对加重光绪的神经紧张负有责任，通过频繁的出尔反尔让他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从而使他一直维持着情绪上的残缺，不让他坚持自己的主见，培养他对姨妈的孝顺虔敬，夸张矫饰得像个偏执狂。局外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是残暴的慈禧一直牵着皇帝的鼻子，然而，从足资征信的材料证据来看，事情并非如此。善于吹牛拍马如翁同龢之流，他们为了向上爬，而采取一种夸张的卑躬屈膝的姿态，并利用他们对皇帝的影响，在他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期就不断向他灌输恐惧。当时机来临，皇帝自然会报复翁同龢，而不是他的姨妈。

1898年6　月15日，在一次由所有军机大臣参加的朝会上，翁同龢喋喋不休的反复告诫让皇帝很不高兴。翁师傅坚持认为，应该让慈禧参与维新进程的每一个步骤，乃至维新官员的选拔。在这样一番崇拜太后的令人厌烦的表演的背后，翁同龢真正的良苦用心，其实是要用一根红带子将皇帝的拇指拴到背后，以防碍变法维新。虽说也算是响当当的名士保护人之一，但从来都小心谨慎的翁同龢感觉到了麻烦就在眼前，于是就开始主动和维新运动保持距离，因为在1898年的上半年，这一运动的势头就益发不可收拾了。如果事情进一步发展下去，到了改革者和铁帽子们要摊牌的地步，他会站在那一边呢，这大概不用太费推敲了吧。

皇帝忍受翁同龢的碍手碍脚已经多年，如今他的耐心已经崩溃了。一次短暂的缓和之后，他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明确地把翁同龢排斥在外。这次御前会议的最后结果是：皇帝不顾所有大臣的反对，断然解除了翁同龢的职务。

巴克斯和濮兰德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他们坚持认为：翁同龢是被太后解职的，因为他领着皇帝走上了维新之路——一纸亘古常新的假情报，多数学者依然深信不疑，也不管赫德及其他人提出了怎样的反证。翁同龢被解职时，身在颐和园的慈禧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后来才得到了相关的报告。

翁同龢的被革职，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再加上此前并未和太后商议，这一切，宣告光绪终于成人。这不免让端郡王的小集团感到惊慌失措，包括其余的军机大臣以及朝廷上的其他权宦。已经有好几代皇帝没有独立自主过，这期间，实权都落入了以廷臣为首的朋党之手，比如八大臣，比如恭亲王的政治联盟。

由于恭亲王的死和翁师傅的解职，只剩下了4　位军机大臣。刚毅1　（端郡王最有权势的同盟者之一）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其他军机大臣，包括外表光鲜却头脑糊涂的铁帽子礼亲王。这些人全都是一些没有想象力的家伙。刚毅之所以成为一位权势人物，倒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不怀好意、顽固不化地反对任何变革，这样的德性，在保守的满清朝廷里，意味着忠诚正直、值得信赖。处事不如恭亲王那样圆滑的刚毅，极力想让其他大臣相信：光绪皇帝行为鲁莽，如果没有一只引导之手的帮助，实在不堪信赖。如果光绪不经多数人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向长辈们的判断妥协）就擅自作出决议，那么，恐怕就有必要让他下课。反正端郡王的儿子溥就站在旁边，正等着继位呢。

出人意料地，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弹劾光绪皇帝的机会。为了做好这件事，强硬派们不得不加倍小心。首先，他们必须极力说服太后，让她重新开始垂帘听政，然后，就可以让光绪体面地下课了。

对维新运动的激烈反应，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确切日期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翁同龢被革职的那一天，也就是1898年6　月15日，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4　天。又过了4　天之后，罗伯特。赫德听说了关于一场宫廷密谋最初的谣传。赫德说，翁师傅的“过于注重繁文缛节的保守倾向”导致他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引发了“一场宫廷密谋，让权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

“让权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这一说法容易造成误解。事实上，她从未获得过绝对的权力，只不过是占据了一个仪式上的位置而已。当满洲人说“让她重回御座”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重获权力”，因为“掌权”一直是王公贵族、朝廷大臣们的专有特权，对于这一特权的把持也正是他们为什么老是吵架的原因之所在。这一回，只不过是再一次需要她出来做个装饰品，以便给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一个合法性的外表而已。1861年恭亲王就是以这种方式利用慈安和慈禧的，1875年他又用过一回。如今，铁帽子们因为同样的目的，也需要用一用慈禧。

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收到了一封关于此次宫廷密谋的信，是A。E。希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