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夫人--慈禧故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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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19“恐致株累”，暗指政府中那些同情维新运动的温和派，其数字正在不断攀升。他们包括：总理衙门那些世界主义者，许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既有钱又有权的名士阶层的保护人。如果继续审问下去，将有许多开明士大夫可能会被点名，从而暴露在铁帽子们的火力之下。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将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样一来，将导致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鱼死网破，这是慈禧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被端郡王的野心刺激得群情振奋的铁帽子们，一门心思要杀人见血。端郡王直接或间接地向慈禧施加压力，要处死他抓起来的那一小撮维新分子。端郡王显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如果留几个活口，逼着他们把其他人兜出来，他就能让他的死对头们遭受更长期的损害。慈禧和光绪则乐得顺水推舟，表面上是屈服于端郡王的压力，杀掉了六君子，事实上是延缓了一场更大的悲剧。用一条痛苦的止血带，避免了致命的大出血。

据宫廷档案记载，“有人警告，如果有任何拖延，某些麻烦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麻烦包括街头暴乱。对北京动乱的担心，倒并不是说市民们为支持维新派而聚众游行，而是牵扯到董福祥将军驻扎在北京南郊的回汉骑兵，他们将会从北京街头呼啸而过，逼迫最高当局下令处死维新派。处决六君子后的第二天，在御猎场，董福祥的人就攻击了正在郊游的英、美大使馆的人员，明明白白地警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这样看来，光绪和慈禧是为了避免这些甘肃骑兵的失控而被迫处死了那几个维新派。他们的狂暴行为，无疑会被描述为公众对姑息激进分子不满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一个礼拜的晚些时候，董福祥的人又在火车站袭击并痛殴了一帮从北京来的外国工程师和几个英国人，外交使团惊恐不安地大吼大叫，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撤出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冒险和这位臭名昭著的不受约束的将军陷入武力对抗，于是便息事宁人地给了董福祥一大笔“犒赏”，他也顺从地将所部撤到了北京以东80英里的保定。到这时，董福祥完成了在百日维新期间为铁帽子们提供火力支援以及若不答应他们处死维新派的要求就威胁暴乱的光荣使命。他终于可以歇歇了。不过也并没有走太远，就站在舞台后面，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端郡王的信号，为下一场演出而重回北京。这一回，是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

张荫桓爵士由于有西方公使的干涉而保住了脑袋。窦纳乐爵士和其他公使直接为他求情，伊藤博文也参与了，他这会儿还在北京。不能更改的是：张大使的家产将全部充公，本人则流放新疆。贬谪诏书称他“居心狡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20当他们听说张荫桓将被流放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莫理循，英国公使馆的休。格罗夫纳，还有其他几个人，密谋在流放途中把他劫走，然后带到公使馆。张荫桓知道这个计划后，便让人捎口信给莫理循，说他不希望妨碍朝廷的执法。两年之后，他在流放中被杀，很显然是董福祥在端郡王的授意之下雇人干的。

另一个被逮起来的维新派，既没有砍头也没有流放，此人就是72岁的徐致靖21，他只是被囚禁在北京。他曾经以自己的名义帮康有为递呈过一些奏折。随着铁帽子们的整肃活动的继续，另有30个人被逮捕、监禁、革职、软禁、流放，他们的家人也被抓了起来。这30个人当中，有5　个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维新运动，而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亲戚或朋友而已。人们一度担心会有200　多人被逮捕，主要是维新学会的会员和鼓吹维新的报纸编辑。但是，肃清活动突然停止了。

第四部分逃亡第64节告密（5　）

　历史学家在回顾百日维新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太后是个致力于邪恶的极权魔王。根据他们的定义，“新”的就是“好”的。濮兰德和巴克斯错误地声称：太后和光绪之间在维新方面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维新的问题，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种冲突，在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的妹妹）死后变得更加尖锐了，她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器。”（的确存在权力斗争，但那是和铁帽子们之间，而不是和太后之间。而且，对光绪来自童年时代的严重缺陷，他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

另一些人继续声称：“简言之，在他的（维新）计划尚未展开的时候，皇帝就发现自己正陷身于和整个当权派的战争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后。”（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后的日子，而且事实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后发现：由于康有为对她的政权体制的两大支柱——儒家经典和组织腐败——的攻击，她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威胁。”（这完全是胡说。）约翰。A。哈里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来的中国》中声称：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国最大的权利来源”，并且断定“事实证明，太后不仅仅憎恨维新，而且也憎恨中国。”（这样的声明荒谬可笑。）费正清则告诉我们：百日维新结束的时候，慈禧“处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个激进分子。”（如果说她和此事有关的话，那么关系也不是很大。）

光绪在夏天所颁布的许多维新诏令都继续有效，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工业、贸易和发展国立学校体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铁帽子们最担心的——那些试图开放现存政治体制的措施。对维新派的处理（逮捕或处死），并没有清除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谨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谕，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愿和改革政策：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迨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徒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

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然内外臣工，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其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刺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指陈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所见，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22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这样评估朝廷上的情形：我认为事情很明显，皇帝面对这样的美景（在自己手里重塑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无法自持，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样的困难。比起他的那些维新顾问，人们更有理由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经验。我以为，他们把他移走，颇像我国（英国）的煽动者移走那些乌合之众；这些人相信：一品脱容量的壶能装下一夸脱水23的日子终于来了。皇帝对未来的想象，很少怀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实践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颇有见地的评估与众不同。多数权威人士断言：慈禧的再度掌权是“残忍的”，并且，他们通常声称：她“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历史学家说她“折磨着可怜的光绪。”“在他的余生里，光绪一直生活在他姨妈的淫威之下。”这是严重的夸张。他一直就顺从她，这种顺从，即是出于自我本性，也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不断恶化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使他日益依赖于他的姨妈。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颐和园，许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宫殿里，她不断为他操心，敦促亲王大臣们找更好的医生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来越糟糕了。经过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谕中，光绪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康野狐和维新运动的真实看法：丁戊（1897、1898两年）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24有两位在百日维新后的几个月里有机会连续贴近观察光绪的女人，她们都注意到：光绪害羞而忧郁。这是他终生的性格特点。光绪后来住在已经部分修复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处紧挨着，他的私人宫殿也和慈禧的一样雅致而豪华。在那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学习，大量阅读，研习英文，学弹钢琴。他对皇后和嫔妃毫无兴趣，却很喜爱孩子。“他在宫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边的女人。”他极不情愿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义务。每日的朝见使他烦不胜烦，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用无休无止的香烟抚慰自己。两位观察者都没有发现他憎恨自己的姨妈的明显迹象。“他们的关系，虽然严格恪守礼仪……但似乎还算友好。在他这边，即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政府由于1898年的政变而受到掣肘的话，他也似乎并不觉得太后对此有什么责任。”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

百日维新的垮台，真正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作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就有希望通过她更容易地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将他的铁帽子死对头们置于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李鸿章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价钱就会陡然上涨（他一直都这样），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支付。简简单单的敲诈，在他手上就上升为一门艺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900年。

由于李鸿章对铁帽子们的幕后帮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凯将皇帝出卖给了他们，而杨崇伊御史又帮着把他们的意见巧妙地呈献给了太后，所以，李鸿章很快就恢复了他总督的职位。这一回，他被派到遥远的广州，在那儿，铁帽子们觉得他的威胁会小很多。当然，这回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错了。李鸿章的报复才刚刚开始，他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端郡王集团相信，他们如今几乎完全控制了朝廷，于是，他们就开始为那个光辉的日子做准备了：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些准备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露端倪，但所有这些都被外国公使馆误解了，只有传教士们对此有模模糊糊的领会。端郡王，一个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却毫不关心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些荣誉的家伙，正在通过恐怖手段而成为北京城的最高权威。慈禧不断犯下大错，由于显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许多年来她都没能正确认识他，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年轻一代宗室亲王中最有干劲的一位。现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宫廷安全部队，其举动不太像是保护者，倒更像是监狱看守。

第四部分逃亡第65节告密（6　）

　「译注」

1　康广仁（1867…1898　），名有溥，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幼弟。不应科举。1897年在澳门办《知新报》，后在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主张改革科举以出人才。因参与维新被捕就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2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又译伦敦差会、伦敦会，是英国一个跨教派传教机构，成立于1795年。曾派遣过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如马礼逊）来华传教，然而书中提到的李提摩太却是受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的。伦敦传道会还在上海创办过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1843），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3　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美国传教会机构，创立于1704年。后来分为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

4　奥吉亚斯王的牛棚，奥吉亚斯（Augeas）是传说中的希腊国王，据说他养了3　，000　头牛，而且30年未曾清洗过他的牛棚。因此在西方谚语中，用“奥吉亚斯王的牛棚”来指称那些最脏的东西。

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第一版第1　次印刷。

6　同上书，第161　页。

7　同上。

8　袁世凯：《戊戌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第一版第1　次印刷。

9　同上。

10同上。

11光绪和伊藤博文的这段对话，载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898年10月30日）《昌言报》（转译自日本《梅尔报》）。这里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4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第一版第1　次印刷。

12杨深秀（1849…1898　），号仪村，山西闻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二十三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时列强欺侮中国益甚，杨担任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一时传诵。二十四年，俄国割占旅顺、大连，他上疏请联合英、日抗俄，辞甚切直，京城人士，相与传抄。变法失败后被杀。

13宋伯鲁（1853…1932　），字子纯，号芝洞，又号芝田，陕西礼泉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百日维新中，曾上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以网络人才。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通缉，避祸上海，一度流亡日本。

14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16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作者这里弄错了。《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此的记载是：“是时上幽南海瀛台中，王小航（即王照）与日人谋逾南苑救上，复生（即谭嗣同）与京师侠士大刀王五亦谋救上，皆未及事。”

1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第一版第1　次印刷。

17同上书，165　页。

18嘉约翰，即约翰。格拉斯哥。克尔（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美国传教士、医生，1855年到广州医务传教会的眼科医院工作，在中国传教、行医多年。据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记载，康广仁曾“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

1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31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0同上书，434　页。

21徐致靖（1826…1918　），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转编修，历左右春坊赞善、左中允、右庶子、侍讲、侍读学士。徐致靖因与康有为结邻而居，朝夕相叙，受其影响日深。百日维新中，屡次上书陈事，呼吁新政。授礼部右侍郎。变法失败后，被捕下狱。庚子拳乱中，方始获释，“出狱待罪”，后赦免。光绪二十七年南归，客居杭州。徐致靖生平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廉静寡欲”。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皆藏于家。

2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518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3品脱（pint）和夸脱（quart　）均为英制容积单位，1　品脱=　0。5　夸脱。

24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461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部分逃亡第66节逃亡（1　）

　就在北京城的血腥报复进行之中的时候，康野狐也正在英国轮船“重庆号”的下等舱里和他的伙计们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这艘船正沿着中国海岸一路颠簸向下航行，前往上海。康野狐全然不知自己是正在通令捉拿的对象。尽管他后来自夸，他的南下之旅肩负着皇上的秘密使命，但这一点却并没有被他的行为所证实。

9　月20日，他出席完最后一轮午夜告别晚会，离开北京，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早班火车。作为一个自我放纵者，他为自己订了头等车厢，这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就到了天津，找了家旅馆，第二天，登上重庆号蒸汽邮轮。由于太拥挤了，他没能得到好一点的铺位，只好将就着在下等舱凑合，和那些呕吐不止的伙计们挤在一起。经过三天的航行，邮轮驶过宽阔的扬子江口，进入狭窄的黄埔江，向上海港靠近。邮轮缓慢驶向吴淞口凋敝破败的市郊，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扑面而来，正在这时，一艘快艇靠了过来。几分钟之后，《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走到康有为的面前。濮兰德，皮肤红润黝黑，头发用薰衣草润发油抹得光溜溜的，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又看看康有为，问，“这是你的照片吗？你在北京杀人了么？”

濮兰德是奉英国驻上海署理总领事白利南1　之命，前来拦截康有为的。

在北京，李提摩太急匆匆地赶到了英国公使馆，近乎歇斯底里地敦促窦纳乐爵士设法营救康有为，使其免受中国人的审判。指令很快就通过电报发到了沿海各大城市的英国领事馆，指示他们密切注意康有为的行踪，争取赶在满清当局逮捕他之前将他营救出来。然而没等这些信息传到上海领事馆，白利南就已经在地方当局的鼓动下开始自作主张地采取行动了。在1898年9　月26日写给窦纳乐的信中，白利南描述了当时古怪的情形：23日早晨，我收到道台大人（也就是上海市长）给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说，他收到了要求在康有为到达上海时将他逮捕的秘密指令。与此同时，道台大人还派他的秘书向我通报：皇帝已经死了，康有为被指控给了皇上一些药，这些药后来被证明是有毒的。道台大人请求我对从天津来的所有英国船只进行搜查，并且让我指示（租界）巡捕密切监视到达上海港的不同的蒸汽船。为了便于识别，他还给了我一张康有为的照片，他又补充说，捉拿康有为的赏金是2　，000　块大洋。这天上午，英国轮船“埃尔多拉多”号到了，正当她进入泊靠地的时候，一艘中国官方汽艇截住了她，一位中国沿江巡捕身着（英国）制服登上了船，在舱内搜查康有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我的授权，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获得我的许可，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我已向道台提出了抗议。

也就在这一天（9　月23日），我收到了来自道台和其他衙门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大意是：现已确知康有为将于24日乘“重庆”号轮船抵达上海。中国的密探和衙役都为那唾手可得的2　，000　块大洋而兴奋不已，我担心，当轮船到达时，这帮衙门（市长办公室）差役会急不可耐地冲进船舱。

事实上，重庆号停靠的码头在法租界内，这使得我要采取措施对这艘轮船实施保护就不免有些困难。经历了头一天的“埃尔多拉多”号事件，我还担心：中国当局有可能会在船只进入海港保护区之前就采取行动，所以我决定，最好的方案是在吴淞口外截住这艘轮船。我并不希望领事馆的任何官员公开牵扯到将康有为转送他船的事情中来，所以，我同意了让濮兰德先生来办理此事的提议。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非常合适的人选。

24日一大早，濮兰德先生就乘坐一艘快艇去了吴淞口外几英里的地方，拦截重庆号。凭着道台大人给我的照片，查找此人应该没什么困难。此人对正在迫近的危险竟然一无所知，直到向他出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