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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夫人--慈禧故事-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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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馆区，歇斯底里正在接管这个地方。虽然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进攻，但仅仅是对于进攻的恐惧，就足以使那些偏远使馆里的人神经特别紧张，深信他们将被切断，再遭受残酷的折磨，紧接着就是骇人听闻地被杀。6 月22日上午9 ：00，没有明显的理由，发生了另一次恐慌，德、意、法、日、美、俄等国使馆的卫队全都跑进了英国使馆。然而并没有进攻发生，但一些中国人抓住这次机会接管了海关大街上的一处临时防御工事，然后一把大火将意大利使馆烧为平地。大火中，意大利特使萨尔瓦葛侯爵和他的妻子失去了所有东西，除了他们的钱箱，这玩意儿他们镇定自若地带在身边。他们很快就优雅地穿上了借来的华美服饰。奥地利海军军官冯。托曼上校，到那时为止依然是使馆区内最高级别的军官，因为这次惊慌失措，再加上早先放弃奥地利使馆，而受到人们的指责。他被解除指挥权，大家一致同意窦纳乐爵士在围攻余下的时间里担任最高指挥官。意大利人如今无家可归，只好搬进了法国居民区，跟奥地利人挤在一起。
虽然中国军队偶尔会围攻躲藏在肃王府内的教民，但使馆区内的其余部分却只不过遭受了一些断断续续的炮火的袭扰，主要是董福祥的穆斯林士兵漫无目标地朝屋顶上开火。当外国水兵从内城墙上的工事里或者从使馆区的外部边界向他们开火时，董福祥的人就火力还击，双方互有伤亡。这样一来，到内城墙上把守工事就成了一项不受欢迎的差事，这一事实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美国大兵们受命执行任务时就会拎上他们的威士忌酒瓶，大部分时间呆在那儿喝酒。莫理循在日记中讥笑美国海军陆战队纽特。霍尔上尉“完全管不住他的人，这些家伙在那儿喝得醉醺醺的，还不受责罚地侮辱他们的军士。”
被安排在使馆区内的窥视孔和火力点上的水兵及武装平民，不断向他们看见的任何一个在外游荡的中国人射击，假想这些人就是义和团拳民。许多中国人被抓获、拷打，然后被开枪打死。举个例子，6 月24日一大早，两个遭到残酷殴打的中国人（据说是“义和团战俘”）被英国人在他们使馆北侧的马厩里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臭水沟里，以便让他们超度重生。随着阴凉之处的逐步缩小，白天变得越来越闷热，加之腐烂尸体和排水沟渗发出的强烈臭气，更加令人窒息。一个班的奥地利卫兵悄悄爬向意大利使馆的废墟，开枪打死了6 个中国平民，这些人当时正在拨弄瓦砾以寻找任何值钱的东西。中国人这么干的时候被称为“劫掠”，而西方人干同样的勾当则被唤作“搜寻粮草”。所以，就在同一天，见习翻译许立德说：“今天早晨，他们开始了一次有计划的搜寻粮草，拉着大车将使馆街上分布各处的残存店铺里的食物一扫而空。”
其间，荣禄将军一直在试图和使馆方面进行停火谈判，未果。在一封写给远在长江边上的张之洞总督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挫折感：德使死后，英使已将肃王逐出其府邸，令数千教民居于彼处。各国使馆已联为一体，每日开枪放炮，射杀官民无数。
是故，欲使步军衙署与董福祥军勿反击自卫，断无可能。……6 月25日，余出示大字告示一纸，云：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盖欲与各方通话也。（各国使馆）非但不加注意，反而（开枪）。……欲与之沟通，殊为不易也。
荣禄补充说，几个休战特使（既有衙门官员也有清军将领），就在他们等待窦纳乐爵士的回应时，也被开枪打死了。这是使馆围攻滑稽剧中典型的一幕，它是这样发生的：在用双筒望远镜阅读完荣禄要求和他们对话的大字告示之后，使馆方面派出一位信使，上了那条通向北御河桥的大路，但走到半道上，这家伙忽然慌里慌张、跑走躲了起来。荣禄的休战特使（官员和将领）对这个奇怪的举动感到迷惑不解，便加快脚步走进了开阔地带，就这样被使馆卫兵开枪打死了。许立德在他关于此事的描述中一吐为快：那几个休战特使“被几个躲在肃王府里的日本佬和意大利人开枪击中了。”虽说如此，最终还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实现了停火。
年轻的翟兰思认为这样的停火实在妙不可言：“早晨6 ：15，我们几个人……一路小心翼翼，越过废墟走到了北边尽头的翰林院，有几个（满清）士兵向我们走来，我们和其中的一位说了一会儿话。……还有些人远远落在他的后面……这一群士兵一共有两三百人。他们红色、绿色、蓝色的制服显得非常别致有趣。”许立德和翟兰思则在不亦乐乎地照相。他们都计划撰写关于使馆围攻的书，而且在此期间，他们要把那些摄影负片寄给翟兰思的父亲，以便刊登在英国杂志上，当然，要记得保护版权。围攻期间，他们的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花在照相或者“搜寻粮草”上了。当他们在蒙古市场周围那些空无一人的私宅及其“附属建筑”中发现一匹匹的丝绸时，许立德尤为高兴。
在对这次围攻的叙述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们将所有的枪炮齐发都描述为“攻打”，即便当时并没有“攻打”发生，即便事实上那不过是一次“休战”，而且中国士兵正在狂欢，在大放其爆竹。有一些“枪炮齐发”其实是大串的鞭炮，被使馆方面误认为是枪炮的响声。比如说，在25日夜里，停战开始，却仍有一阵古怪的“枪炮齐发”从周围传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那些中国人显然是在朝空中开枪，因为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幢建筑被打中。这被使馆里的人称为“迄今为止最猛烈的开火”。翟兰思写道，一天下午，“警报响起，我们全都飞快跑到各自的岗位上。攻势甚猛，不过由于那些中国人从不费心去瞄准什么目标，所以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每一万五千颗子弹打死一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百分比。”在和几个富有经验的军人进行过交谈之后，翟兰思也终于弄明白了：“中国军队的……射击，数量甚巨，却几乎根本不瞄准。他们蹲伏在一堵墙的后面，装弹，把枪伸过墙（他们自己甚至懒得站起来），然后开火——没有特定的目标。”他很想知道这一切的奥妙所在。有一次，“从翰林院的方向开始了一阵猛烈的枪炮齐射。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来复枪的火力没有持续多久，而那种老式土枪却坚持到了凌晨4 点。中国人想必是缺少来复枪的弹药，不得不退而其次，使用这些老掉了牙的家什。”一天夜里，中国人倾泻了估计足足有20万发子弹，普遍都朝着月亮的方向，一个人也没打着。这些无害的爆炸声，大多数只不过是焰火，不过对于使馆里那些惊慌失措的家伙来说，可不是这样。
一点不假，有些射击是动真格的，至少对那些临时防御工事是这样。在围攻的最初两个星期里，有38名士兵被杀（主要是在防御工事换岗时的近距离瞄准的情况下），另有55人受伤（多数是他们粗心大意地在使馆四周闲逛时被跳弹所伤）。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挖苦道：除了极端反常的射击，很少人会被击中，如果他们还记得把自己的脑袋缩起来并呆在开阔地带之外的话。
对于那些环绕着使馆区的军队来说，装得像模像样是重要的，消耗大量的军火是重要的，用爆竹弄出一些吓人的响动也是重要的。在北京地区5 支中国军队中，只有董福祥指挥的那支早就和义和团打成一片的部队，因为董福祥和端郡王之间的紧密联结，才似乎对使馆方面构成严重的威胁。不过到目前为止，那也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直接与使馆边界接触的仅有的两三个点都被荣禄牢牢看住了。董福祥的人虽然很生猛，却谈不上训练有素，有些人虽然配备了后膛装填式来复枪，但大多数人的武器不过是些步枪、臭弹和老式火枪。他们的存在，对于北京城里中国居民的威胁，不见得就比对外国侨民的威胁小。
第五部分北京之围第89节北京之围（2 ）
多数认真的交火事件都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许多到使馆寻求庇护的人都拒绝拿起武器并参与对中国人的修理，但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人夜以继日地通过射击孔注视并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任何目标。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项娱乐消遣。波莉。史密斯说英国使馆一等秘书、佛兰德人默格赫莱克姆“是一个好枪手，但也是一个非常乖僻的人。几天前，他带给我5 根长长的中国人的辫子，是从那些被他杀死的拳民的头上剪下来的，作为一天工作的纪念品……而且这些战利品一直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挂了好几天，对于我们的中国仆人来说明显是些可怕的东西，虽然已经从令他们恐怖的敌人的头上剪下来了。”如何能确定这些辫子就是来自义和团的呢，波莉小姐并没有说。你枪杀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义和团。几天之后，一支法国小分队在使馆附近的一座庙里俘获了18个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是义和团，而且交待了许多莫理循后来所报告的“明显虚假的信息”，但他们每个人还是在法国使馆被处死了，一位下士用刺刀刺穿了他们的肚子，为的是节约子弹。他们缓慢地死去。
并非北京所有的西方人都立即躲到了使馆区。直到6 月27日，巴克斯才瞅准了荣禄休战的时机，偷偷溜过中国人的封锁线，到英国人的聚居区开始避难。在使馆被围期间，巴克斯不是说自己摔伤了膝盖，就是说扭伤了脚脖子，从而使自己干活的负担减少到了最小。“我怀疑他对别人是否会有什么帮助，”他的一位亲戚说，“因为我听说：他曾经设法朝自己的军士长开枪。”他的同龄人翟兰思则说：“我偶尔见到巴克斯。围攻初期，他就有些肌肉扭伤，从那时到现在就一直卧床不起。如今他刚刚能够爬得动。他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打发时光。每天，他会把古德里奇1 的那本《袖珍汉英词典》读上一遍，从封面开始。”
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有活可干，哪怕只是用肃亲王的绫罗绸缎编制沙包。一个早晨就可以编一千个这样的沙包，女人们缝纫，那些中国基督徒（他们如今被雇来充作苦力）就装满这些袋子并运走。7 月初的那几天，就是这样缓慢地过去了，虽然偶尔有小规模冲突的声音从肃王府花园那边传过来。7 月6 日整个一天都很安静，几个人在法院街上悠闲地漫步，这条街沿着俄、英两国使馆的西侧，从蒙古市场一直通到銮驾库花园，还有几个人在草地上野餐。要说这是一场正在进行之中的围攻，恐怕没多少人会相信。
有人在使馆区旁边一家废弃的铸造厂里翻箱倒柜，发现了1860年联军远征队遗留下来的一门老古董野战炮，炮管已经生了锈，一番彻底清理之后，竟然还能用，可以发射俄国人带来的那些装药9 磅的炮弹（他们忘了带大炮）。早先，在围攻开始之前的一次恐慌中，他们把这些弹药扔到了一口枯井里，为的是避免中国人得到它们，如今不得不再把它们吊上来。从这门被授予“贝特西”称号的老式大炮里发射的第一发炮弹瞄向了紫禁城，越过玫瑰色的宫墙直指皇宫的方向。据荣禄说，皇宫被使馆区发射的这样的炮火击中过好多次。
如今这些被围困的人有的是时间，可以自由猜测西摩尔司令到底出了什么事，以及正在猛攻天津的联军主力部队进展如何。一位正从旁边路过的中国苦力（被使馆卫队所“俘获”的），给出了他们急于知道的答案。根据许立德的叙述，这个苦力所知道的似乎还真不少：“由于外国军队的到来，天津已经陷入了无序的混乱状态……大沽已经失守，100 艘（外国）军舰到了那儿。昨天，拳民和士兵们在（北京的）大街上为赃物而频繁地大打出手……荣禄的军队开始抓人之后，抢掠才停止了。董福祥仍在城内；管事的是荣禄和端郡王。庆亲王和此事没什么干系。义和团总部就设在端郡王的宫邸。”这个苦力如此消息灵通，以至于使馆里的人都认定他是个密探。他真是够走运的了，没有被认为是个拳民。
7 月13日的黎明时分，两声巨大的爆炸终于打断了人们的百无聊赖。在使馆区边界的法国使馆一侧，一阵严肃认真的战斗打响了。在前一周里，法国水兵在使馆附近那些空房子的掩护下，打死了100 多名路过的中国人，使得使馆区附近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00。中国人为了进行还击，在法国人的防御工事下面挖了地道，再装上了两桶黑色炸药，炸死了两名士兵，另有许多人受重伤。
生活很快又恢复了百无聊赖。天气更热了，腐尸的气味第一次超过了污水沟的气味。巨大的乌鸦啄食排水沟里腐烂的动物尸体。那些为了节约子弹而用刺刀捅死中国俘虏的士兵们，倒是浪费了不少子弹来打乌鸦，以此作为一项娱乐，并把打死的鸟送给中国基督徒吃。
莫理循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别人将他描述为“使馆内见闻最广的人……对事情有着冷静的判断，面对危险泰然自若，对帮助他人有着持久的责任感。”波莉。史密斯认为“在我们的临时食堂里，他是个最有魅力的人——就像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英雄一样，下流、快乐、健康。”
7 月16日，莫理循和本。斯特劳兹上校（窦纳乐爵士的使馆卫队副指挥官），从肃王府执行完一次巡视后，正返回的时候，两个人都受了伤，莫理循只不过是皮毛伤，而斯特劳兹的伤却是致命的。上校已经被铁帽子们视为继英国人攻击中国士兵和官员之后的一个主要行动者，所以不得不把他除掉。
莫理循被打中了屁股——或者，按照他自己更乐意接受的说法：“右腿”上比较肉感的部位。这一有失庄重的伤口，位于“右腿”的后面，不过位置实在也太靠上了，要想置之不理也颇不容易，而且也不太适合单拐或手杖，这使得他在围攻期间余下的日子里成了一个残废。他不得不趴着身子打发时光，事实证明，这对于他为《泰晤士报》撰写关于围攻事件的冗长报道来说，还真是蛮不错的姿势。辛博森一直认为这位著名记者是个神头鬼脸的家伙，他猜想莫理循的康复期或许被他用来撰写两个不同版本的围攻故事。一个版本为讨好读者而故作英勇崇高，将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个版本则多少更接近于事实，不过这个版本将被严格保密。不管辛博森有什么样的过失，这个年轻人倒还真有点看穿伪饰的本事，莫理循的时间的确被用来轮流做两件事：编撰关于围攻的歪曲造假的新闻报道；另外就是书写版本完全不同的私人日记。
从6 月25日至7 月16日，在这一段异常平静的时间里，法国使馆的地下爆破和斯特劳兹上校的被执行死刑不过是两桩孤立事件，而且那天之后（再一次感谢荣禄），一次将持续十多天的休战期又开始了。对于一场被描绘为残酷的围攻来说，这实在算不上糟糕。在这次停火期间，一位年长的中国信使带来了两封官文。一封是美国国务院用密码写给康格的，是官僚政治的胡话杰作，只有一句话：“与信使联络。”另一封，是“庆亲王暨同仁”写给窦纳乐爵士的，承诺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维持秩序并给予保护。”庆亲王暗示：如果外国人停止射击中国人，情况可能会更平静一些。检讨一下过去，亲王的说法明显是事实，不过使馆方面因为坎普尔屠杀的幻想而处于不断加剧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他们对事实有自己的定义。这两种观点相距何止霄壤，以至于两者之间的视差绝无可能被克服。那些在一方看来是真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总是假的。康格在回复中轻蔑地说：从一开始，“外国军队所采取的行动就纯然是出于自卫，并将继续这样做。”
一批蔬菜、新鲜水果和西瓜作为表示友好的礼品被送到了使馆区，两个中国士兵递呈了荣禄的名片和一封信，信上说他此刻正在努力停止所有交火。果然，到了下午六点，它完全停止了。由于未能取得使馆方面对正式停火的同意，中国人只不过是停止了还击。
接着，康格得到请求，让他致电华盛顿。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愿意进行和平斡旋。然而，康格字斟句酌的电文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一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被围困在英国使馆，处在中国军队持续不断的枪炮轰击之下。只有迅速救援才能阻止全面屠杀。”
利用这次停火，他们也正好可以出去伸伸胳臂踢踢腿，会说汉语的西方人就溜达到了防御工事的附近，和中国士兵聊天，递香烟，套近乎。这些人当中就有辛博森，眼前的情形使他想到：双方都是在凭着谎言和假想而行动：四下闲逛，有些敌人很乐意参与交谈。……陕西兵和董福祥的人……对于为什么攻打我们只有很少的了解。他们说，自己被派到这里来，是要防止我们闯入皇宫、杀死他们的皇上。……有人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一切都是义和团带来的。然而他们对此的回答是：义和团已经结束了，被赶走了，没人再相信他们了；他们也没有人留在北京，而且，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士兵也给打发走呢，他们已经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这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不仅仅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而且义和团的计划在北京本地也流产了。……这下完全明白了：此次意外的休战是整个一系列事件的结果，这是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义和团早期所有那些翻来覆去的决议再一次开始了，而那些全能的拳民们带着他们自吹的神力被粗暴地处置。很明显的是：他们不再被信任了，北京城内及周边地区的形势正在一天天地改变。那些拳民们，正在显露出自己的无能，正在吞下自己种下的恶果。他们必定很快就会消失。最后一位（拳民）在夜里被射死在日本人的防线之外，甚至都有两个星期了……那是一个只有15岁的男孩。
辛博森所有这些假设都是对的，除了义和团：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第五部分北京之围第90节北京之围（3 ）
法国使馆里的一位语言学家伯希和2 声称，有一天，他越过使馆街上中国人的工事。士兵们请他喝了茶，并把他带到了总理衙门，在那儿，荣禄很关切地向他询问使馆区内的饮食起居情况。伯希和的回答让荣禄松了一口气：使馆里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新鲜的蔬菜而已。他倒是美滋滋地饱享了一顿盛宴，共21道菜，然后就被护送回了使馆，口袋被桃子塞得鼓鼓的。他带来了好消息：李鸿章总督有望不久从广州经上海来京，以安排一次和谈。
除了对正在到来的事情懵然无知之外，西方人还有个习惯就是冒冒失失断然下错误的结论。他们憋在使馆区内受的苦实在很有限。他们从不缺乏食物。他们洗劫这一区域内所有商铺、货栈和仓库，吃喝日用，车载斗量，全弄到使馆里。他们在使馆街上找到了一家被放弃的粮店，储藏着200吨小麦，另外还有大米、玉米和其他粮食。多亏了对英伯克和基鲁夫的两家百货店的解放，酒和香烟才有了充足的供应。至少有一千件香槟酒。使馆里大多数人每天都把酒当水喝。许立德在日记中透露：“有了这些劫掠来的香槟酒和雪茄，我们的聚餐会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他说，7 月里一次典型的晚宴，唱主角的是“绿豌豆、（瓶装）玉米布丁和嘶嘶冒泡的香槟酒。”罗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状态良好。瑞士人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北京饭店，他们在那儿每天烤300 块面包。他们为每个掏得起钱的人提供饮食服务。辛博森描述了饭店的场景：“每个人都在安静地工作，磨面、淘米、宰杀禽畜。”
使馆里的一些人的确生活得非常好。斯奎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客人波莉。史密斯、莫理循（受伤之前），要算是最好的了。他们在进餐的时候吃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保鲜水果、腌牛肉、罐头青豆、法国鱼酱、浓缩牛肉汁、通心面、喝不完的香槟酒和咖啡。在窦纳乐夫人的餐室里，40个人坐下来享用每一顿优雅大餐，穿着得体的晚宴礼服——传教士不允许参加。
有一个与中国人交易的黑市，生意颇为兴隆，正如辛博森报道过的（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鸡蛋和军火的秘密交易仍在进行，参与者是那些来自董福祥的露营地的变节军人。我们通过向周围那些比较友好的军人支付大把大把的现钞，而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的鸡蛋，他们用篮子和布袋偷来这些玩意儿，得到的回报就是接受一叠叠的银元，这些鸡蛋由一个委员会进行分配。有些人得到多一些，有些人则少一些……同时，许多贫穷的传教士女人却困苦不堪。”
为了解决那些正规士兵和传教士们的吃饭问题，在英国使馆的假山上垒起了炉灶，上面架起了大锅，煮的是罐装牛肉和米饭，那些穿着印花布围裙的中国基督徒厨子，大汗淋漓地照看着这些家什。
有数千听罐装腌牛肉，不过要是偶尔碰上用咖喱赛马肉作为替代的话，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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