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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苏三国演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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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艾森豪威尔又吃一惊的是在炮车拉着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又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并排走在灵柩的正后面。艾森豪威尔看到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头号对手周恩来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纳闷周恩来为什么会在共产主义世界享有如此巨大的权威和占据这样的重要地位，从而感到在朝鲜问题谈判中需要认真对待这位共产党要人。
周恩来抓紧参加斯大林葬礼的间隙时间，与苏联新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就国际局势和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朝鲜谈判问题充分地交换看法，又征求朝鲜领导人的意见，决定向美国发动新的和谈攻势。他先让金日成和彭德怀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８ 日复信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同意美方提出的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而后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于３月２０日庄严发表正式声明称：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周恩来的新建议甚感吃惊，他将信将疑，最后终于承认中国的新建议有价值，指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立即研究。
在中苏和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强大压力下，美国谈判代表被迫回到谈判桌旁，４月１１日与中朝方面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但美方仍设法拖延破坏。
在美国的纵容下，李承晚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７ 日竟以就地“释放”战俘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２．７万余人，并公然叫嚣要“继续打下去”，“打到鸭绿江”。
李承晚的倒行逆施受到中苏和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艾森豪威尔竭力推脱责任，声称此事与美国无关。毛泽东认为，需要再给艾森豪威尔一点儿颜色看，便在６月１９ 日及时对志愿军总部做出指示：
“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志愿军决定在西线以打击李承晚为主，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击英军，以分化瓦解敌军，促进停战谈判。
７月１３日深夜，浓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志愿军突然开动一千多门大炮，铺天盖地向李承晚部队阵地猛轰，两个卡秋莎火箭师以雷霆万钩之力齐轰，李承晚部队阵地一片火海，志愿军主力乘势发起勇猛冲击。
根据擒贼擒王的计策，志愿军第２０３师担任歼灭伪首都师“白虎团”的任务。因为“白虎团”是李承晚亲自培养的精锐部队，武器精良，作战勇猛凶狠。为歼灭这个劲敌，志愿军派出以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为首的侦察班，巧妙化装成南朝鲜部队，灵活采用避、骗、打、抓等巧妙战术，直插二青洞“白虎团”团部所在地。
当时“白虎团”正在召开指挥官会议，杨育才命侦察班１３人分三路突然发动攻击，当场毙伤“白虎团”军官４５人，活捉１９名，捣毁了敌伪团部，切断了通讯联络，使“白虎团”失去集中统一的指挥，志愿军第２０３师乘机发动进攻，将“白虎团”一举歼灭，把战线向南推进了１０公里。
志愿军各部队乘此大好形势发动猛烈进攻，共毙伤俘敌７．８万余人，缴获坦克４５辆，汽车２７９辆，收复土地１７８平方公里，敌人的处境更加不利，不得不于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 日在板门店与中朝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
为压美国使其制止李承晚破坏停战协议，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将军以胜利者姿态，像在正义的法庭上审判罪犯那样，质问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不能控制南朝鲜政府和军队？”
哈里逊一向傲慢无理，此时再不敢吹口哨，再也不翘二郎腿，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像接受审判的被告一样，低声回答：
“由于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你方可以确信联合国军统帅部，包括韩国军队在内，已准备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规定。”
南日将军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乘胜追问道：“对于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的实施，你方能保证南朝鲜政府和军队不进行阻挠和破坏吗？”
哈里逊暗骂李承晚弄得他如此丢人现眼，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回答：“我方保证，韩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
南日将军仍不放心，又追问说：“如果李承晚进行破坏怎么办？”
哈里逊拍着胸脯保证道：“如果韩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并承认朝中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军仍将保持停战状态，也不向韩国提供武器弹药，包括物资装备在内。”
南日将军还把哈里逊所作的保证以声明的形式公诸于世，昭告天下，可谓大快人心。
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板门店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上午９时左右，这个小村庄热闹起来，各式车辆相继开来， ２００ 多名记者从各地赶来采访朝鲜停战的“头号新闻”。
板门店签字大厅布置得庄重典雅，方便实用，一双双眼睛直盯着双方的签字代表南日和哈里逊，只见两人分别在本方助签人员协助下，在本方准备的９本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由助签人员交换文件，在另９本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后，双方也没有看对方一眼就起身退出签字大厅。
当天， １８份停战协议文本分别由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签字。
同一天，金日成和彭德怀下达停火命令，彭德怀激动地向世界宣告；“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已经实现了！”
克拉克则怀着复杂的心情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这正是：
发动战争激众怨，实现和平笑开颜。
艾克苦恼无奈何，几家发愁几家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高瞻远瞩 日内瓦斗败杜勒斯
各个击破 搞统战分化美英法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对世界头号强国在三年时间里，伤亡美军数十万，耗资上百亿，却打了个美国开国以来第一个战而不胜之役，被迫与中朝签订停战协定，极为恼火。杜勒斯声称这决不是对中国“自愿拿出来的和平礼物”，必欲消灭新中国而后快。艾森豪威尔则用较文雅的语言表达美帝国主义的妄想：
“我们仅在一个战场上赢得了停战——而不是世界和平。我们现在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停止我们对和平（作者按：应读作“战争”）的追求。”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并没有从朝鲜战争中接受真正的教训，又将魔爪伸往印支三国，扩大越南战争，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而复杂。
当时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在朝鲜打败美国及其１６国仆从军，使中国国际威望显著提高，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５日至２月１８日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出于减少其国际压力和改善被孤立的地位并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考虑，邀请中国参加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杜勒斯起初强烈反对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后来感到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离不开中国，同时，四国外长会议，又明确规定让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等于外交上承认它，这才勉强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美国的做法是事实上承认中国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举动，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率精兵强将出征日内瓦。
周恩来欣然受命，便于１９５４年４月１日带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前往莫斯科，磋商中苏在日内瓦会议上联合起来与美国斗法的方针和策略。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认为，这是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与美国的初次较量，他们都没有斯大林那样巩固的地位和崇高声望，很需要借重如日东升的新中国和周恩来的巨大声名和威望，因而在克里姆林宫隆重接待周恩来和张闻天。
周恩来高屋建瓴分析这次日内瓦会议的巨大意义说：“中国、苏联、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就是有收获。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那就有更大的收获。”
周恩来感到苏联有在国际会议上同美国斗争的经验，而中国是首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因而真诚希望苏联介绍经验，双方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统一口径，协同动作。
赫鲁晓夫欺侮马林科夫政治上软弱，不等第一把手讲话，就抢先以权威口吻说：“这虽然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赫鲁晓夫又大讲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要争取获得政治收获。莫洛托夫介绍了苏联的外交经验。双方约定，中国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听取苏方介绍国际会议上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问题。
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后，加紧出征准备。在出发前的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９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寒暄之后谦恭地问道：“明天，我就要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爽朗他说：“指示那倒没有，但我要为你送行。”
这使周恩来很不安，急忙劝阻道：“不，主席的心意我领了，明天上午飞机就要起飞了，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你还没有休息，再到机场送我，岂不太劳累了？千万不要去了。”
毛泽东却有他的独特主意：“机场我可以不去，由朱德、少奇、陈云他们代劳，我想在一个仙境的地方为你送行。”
周恩来一时转不过弯，喃喃自语道：“仙境，仙境，哪里有仙境？”
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恍然大悟：“你说是瀛台？”
毛泽东这才道出真意：“对，对极了！我请你在那里宵夜，我已叫大师傅搞点小吃，放下电话，我们就去好吗？”
周恩来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急忙托辞谢绝。但毛泽东却对中南海的夜景兴叹不已：“多么好的夜景啊！恩来，我们快去吧！”
毛泽东盛情邀请周恩来同登瀛台的中心涵元殿楼，特意要请周恩来饮其特别爱喝的龙井茶，一同欣赏四面环水，绿柳掩映楼台亭阁的瀛台夜景，畅谈瀛台作为三神山之一的神话传说，纵论这个曾经关闭光绪皇帝的场所的今昔巨变，毛泽东豪情满怀提议：
“我没有准备酒，就到那里以茶代酒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周恩来深表谢意，坚持在电话里送行，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周恩来慢慢把话转入正题：“主席，你对日内瓦会议问题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无限爱惜地嘱咐：“没有什么指示。我请你到瀛台，是让你放松一下。你一直很忙、很累，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日夜操劳，到了会上斗争激烈，会更忙更累。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这个人哪，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周恩来怀着感激之情点头应承道：“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一定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在电话里满意地笑着出主意说：“当然啰，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和平关系很大，你的担子很重，把会议开好，开出成果，这是头等大事，但是也一定要张弛有致，劳逸结合。”
毛泽东又在电话中庄重地授权说：“关于日内瓦会议，中央已批准你提出的方针，并且己授权你全权负责，没有大事，特殊的事，也不必请示中央，或者请示了中央也不一定批复。”
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一股被信任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决心更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只听毛泽东继续说下去：
“朝鲜战争，我们是逼着鸭子上架。现在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给予大力的支援，负担很重。当然这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屡受外国侵略，战祸不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亟需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巩固，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下来，哪怕是停它一段时间也好。”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毛泽东的发自肺腑之言：
“有人误以为我们是好战的，其实，我们最不希望再打仗而最需要的是和平，是最爱和平的。我们代表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协商的旗帜，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周恩来心里更有了底，心悦诚服地表示说：“主席说的对，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国内国际都迫切需要和平，这足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尽可能争取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毛泽东又谆谆嘱咐说：“那就有劳你了，我等待着你们前方的好消息。我想我们代表团既要同敌人斗争、周旋，也要做好友方的工作，特别是为了取得协议，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和牺牲时。须说服他们从大局、长远利益出发。”
周恩来频频点头答应，毛泽东深情地再次在电话中告辞说：“这你比我有经验，有办法，一定可以做好！”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０ 日，周恩来带着中国人民的无限希望，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京登程。陈毅特意诵吟填写的《满江红送周总理赴日内瓦》，为中国代表团送行：
朝战方停，今又喜越南报捷。
域内事，农林恢复，更兴工业。
国营经济蒸蒸上，私有厂商齐改辙。
不数年，风貌一番新，新中国。
板门店，谈未歇；
日年瓦，话重说。
换唇枪舌剑，议倾坛席。
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
看我公樽俎折强权，期赢获。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停留两天，邀请苏联外交部领导介绍国际斗争经验，又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南日、胡志明、范文同进一步协商中苏朝越的谈判方针，然后于４月２４日下午３时半抵达日内瓦。
新中国第一个高规格代表团出现在欧洲名城日内瓦，立刻引起各国记者的广泛注意，都想一睹周恩来的风采。只见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夾大衣，头戴黑色礼帽，神采奕奕走下舷梯。他端庄的仪表、滞洒的举止，立刻引起众人的注意，成为西方记者争相报道的中心人物。
各国舆论把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视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认为由于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才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要对付势力强大、国家众多的西方阵营，必须与苏联等国紧密合作，因而特意去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
那时候，在朝鲜战争中得利最大的是苏联。它没有派兵赴朝参战，仅向中国派出１３个空军师担负防空任务，向中国提供了６４个陆军师和２２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还是有偿提供的，但却使美国处于被动的境地，并借此巩固了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但这时苏联处于斯大林逝世后的领导班子调整时期，为对付美国和西方阵营，特别注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正因为如此，莫洛托夫一见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便与周恩来亲切握手，热烈拥抱，有意让记者拍下中苏领导人拥抱的历史性镜头。 莫洛托夫在机场以老外交家派头发表简短讲话，针对杜勒斯死不承认新中国的态度，特别强调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其外交政策是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莫洛托夫有意摆出中苏联合起来与美国斗争的架势。
莫洛托夫有意与周恩来并肩而行，亲切地边走边谈，西方记者爬上机场通道的栏杆、墙角和窗口，大声地呼喊：“周恩来，周恩来！”
莫洛托夫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见西方记者如此对周恩来发疯般着魔呼叫，他为周恩来感到骄傲，灵机一动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一点儿，站下来，略谈几句，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
周恩来含笑表示同意，两人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并肩步入候机厅休息室。西方记者纷纷拍下历史性镜头，认为这是中苏联合对抗美国的生动写照。
当时，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艾森豪威尔认为斯大林逝世对美国称霸世界极为有利，企图利用新的苏联领导班子尚未完全组成的时机，向苏联提出召开以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加紧对亚洲国家进行控制，但召开此会议没有中国参加不行，美英法等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只有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杜勒斯久闻周恩来的大名，一到日内瓦，顾不得欣赏这座欧洲名城的秀丽风光，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周恩来到了吗？”
当美国官员汇报中国外交官没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而且穿着单调，都穿一色黑中山装，被瑞士人误以为是传教队而纷纷驻足脱帽致敬时，杜勒斯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
美国外交官还向杜勒斯讨好他说：“这样的乡巴佬，怎是堂堂美国外交官的对手！”
杜勒斯虽未见过周恩来，但却深知周恩来的厉害，如何与周恩来相斗，他早已有考虑，因此，厉声斥责道：“周恩来不是乡巴佬，更非等闲之辈——向美国外交官传达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与中国代表握手！我不希望在日内瓦会见周恩来，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６日下午３时０５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在瑞士国际联盟大厦理事会会议厅隆重开幕。
杜勒斯本来被排在４月２７ 日发言，但却突然提出把发言推迟到次日。人们分析起码有三个原因：一是朝鲜代表南日的讲话击中美国要害，需要修改发言稿；二是对莫洛托夫任会议主席时选定葛罗米柯、中国的师哲为副手强烈不满；三是有意与周恩来在同一天发言，与周恩来争个高低胜负！
这样，４月２８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
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雪花飞舞，杜勒斯把一股冷气带进热气腾腾的会场。人们不由得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名鼎鼎的杜勒斯身上。
人们发现，他的面目虽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狰狞，但却脸色阴沉，傲慢，不苟言笑。怪不得人们给他送了个“雷管”的绰号。他之所以有此绰号，这固然是因为他在做癌症手术时，胃里放了一支镭管（“镭”与“雷”同音，借用），但更重要的是此人骄横阴森，是个危险人物。他虽有兴趣同中国探索缓和紧张关系及使美在押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但他对中国竟敢同美国在朝鲜打仗怀恨在心，一心想把中国压服了再说。
只见杜勒斯以霸主姿态走上讲台，对谁都不着一眼，就死板地读他那枯燥的发言稿，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把朝鲜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阴沉着脸走下讲台，而且不回美国代表团席位而走出会场，钻进他那辆大型福特牌轿车，匆匆绝尘而去。
周恩来见此公如此缺乏外交风度，不由轻轻摇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然后健步走上讲台，其庄重又潇洒的风度与杜勒斯判若两人。
美国副国务卿、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见杜勒斯不辞而别，暗想“算我倒霉，我只能替杜勒斯挨骂了”，但出乎预料，他听到的却是周恩来那语调平和又富有哲理性的发言：
“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这样，中美两国的发言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和美国成了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对手，周恩来与杜勒斯便成为对立阵营的主帅。
杜勒斯感到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便让副国务卿史密斯向莫洛托夫打听与周恩来交涉的方法。史密斯是个幽默开朗的人，他对莫洛托夫说：
“我对阁下十分敬佩，都说你是很难对付的谈判者，人称“不”字先生，毫不妥协！”
莫洛托夫用手一理银灰色头发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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