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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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曼发现铁托讲话自信而有力，偶而弹弹烟嘴，以表示他发言的重点。哈里曼请求铁托释放斯特皮纳茨大主教。铁托断然拒绝说：“请不要提斯特皮纳茨大主教，这件事我早听腻了。”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认为，苏南关系破裂是“西方盟国的幸事”，“在苏联集团铁板一块上出现这种破裂极为重要”，“认为这是南斯拉夫民族独立和自身利益的觉醒”。建议杜鲁门谨慎从事并暗中予以支持。“因为斯大林显然决心要用政治、经济手段并在有机会的时候采取军事手段来粉碎南斯拉夫的背叛行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挫败斯大林的计划，而又不在这一过程中惹怒他”。

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哈里曼和凯南的话言之有理，就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对南斯拉夫提供援助，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经美国国会批准，美国从１９４９年夏天开始对南斯拉夫提供经济援助，首先发放供应一座轧钢厂设备的出口许可证，又提供美　　１９１国进出口银行的２０００万美元贷款，帮助南斯拉夫向世界银行和联邦德国商借开发贷款，支持南斯拉夫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又在同年年底任命老资格外交家乔治艾伦为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艾伦上任后向铁托转达美国总统的话：“美国对独立国家主权完整的支持，像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完全适用于南斯拉夫。美国还将同伦敦采取一致行动，即一旦斯大林的咆哮发展成为更明显的威胁的话，就向南斯拉夫提供政治和武器援助。”

１９５０年夏天，南斯拉夫发生严重旱灾，粮食奇缺，出口枯竭，铁托派外交部长卡德尔１０月１９日访美，向国务卿艾奇逊要求提供大量贷款和赠款。

艾奇逊是美国“雾谷”（国务院）里讲话艺术水平最高的发言人，为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的儿子，人称“身穿英国式双排纽扣西服的花花公子”，此时彬彬有礼他说：

“目前，我们在提供军事援助、对华政策等问题上都遇到国会的实际困难，我提请外交部长阁下注意，由于你们和我们都会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美国不可能对南斯拉夫承担重大的财政援助计划，暂时只能以零敲碎打的办法，比如从对欧洲的援助中打些主意，帮你们度过难关。”

经国务卿艾奇逊出面安排，美国从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机构经济合作署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方面，筹集了３０００多万美元购买小麦，又说服国会批准把原先拨给美国经济合作署的　５０００　万美元转供救济南斯拉夫之用。这样七拼八凑，到１９５１年８月，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了１．５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艾奇逊接见波波维奇，只见这个大使气字昂然，仪表堂堂，面无奴颜卑膝之相，艾奇逊佩服地夸他“不愧为跟铁托一道打游击的一员干将”。在回忆录中艾奇逊亲笔记下他的感受：

他提出南斯拉夫要求得到的军事装备的项目和数量，他又很不愿意说明南斯拉夫现有物资的存量，也不谈苏联将采取什么方式进攻南斯拉夫，更不谈双方将在什么地方作战，而这类事情都是五角大楼官员们特别关注的。我认为南斯拉夫人的沉默寡言倒是个聪明办法，他们最懂得他们需要些什么，也会很好地使用它们……美国终于在１９５１年给了南斯拉夫大约６０００万美元的军事物资，以后几年还要多一些。这使铁托度过了他的难关。

铁托在国际交往中，远交近攻，纵横捭阖，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友好相处，获得１０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在苏联的巨大威胁面前站稳了脚跟。苏联骂铁托投靠帝国主义，铁托义正词严地回答：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不是供出售的商品。我们目前有固难，需要援助，但我们决不是叛徒。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还在转动！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缓慢地吹起一股“解冻”之风，３个月后向南斯拉夫派出新任大使，打开了长年僵持的苏南关系。

１９５４年秋，苏共中央派苏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苏联特别代表介绍了苏联关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苏联已经采取的行动，苏特别代表着重指出：

苏共中央认为，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１９４８年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希望各兄弟国家都与南斯拉夫恢复和建立正常关系。为了与各１９３

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相应地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当时的中南关系处于微妙状态。早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５日，南斯拉夫就致电新中国愿意建交，但鉴于南斯拉夫已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为与苏联东欧国家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立场，新中国对南斯拉夫的建交要求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绝而留有余地的态度。

当时中南虽未建交，但南斯拉夫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坚决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多次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反对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投票赞成有利于中国的提案。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认为苏联关于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建议是合理的，决定与南建交，得到南斯拉夫的积极响应，中南很快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１日建交，中国决定派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出任驻南大使。

毛泽东、周恩来命伍修权赶在赫鲁晓夫访南之前到达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递交国书。伍修权在致颂词中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和国家领导人，对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人民表示敬意和美好祝愿，表示将在任期内尽其全力发展中南友好关系。铁托在答词中也指出中南建交对发展和巩固中南两国关系及推进国际合作事业，都具有很大意义。

赫鲁晓夫亲自率团访问南斯拉夫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赫鲁晓夫为何此时屈驾访南？

原来，在赫鲁晓夫当权后，为树立他有别于斯大林的形象，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２日即给铁托写信，承认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错误的。

铁托吃够了苏联的苦头，复信称不听空话，要看行动。赫鲁

晓夫便决定亲自到南斯拉夫访问，加紧做弥合苏南关系的工作。　　　　作为堂堂大国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贝尔格莱德一下飞机，就向一个小国的国务活动家铁托赔礼道歉：

“我们对苏南关系中发生过的事件表示诚挚的遗憾，并决心铲除前一时期所产生的一切淤积……”

赫鲁晓夫见铁托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不置可否，就鼓动如簧之舌，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都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两个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身上，并说明两人最近已被处死。赫鲁晓夫还以苏联最高领导人身份说：

“我们彻底研究了那时的严重罪责和侮辱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材料。事实是，这些材料是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可鄙代理人炮制的，他们通过欺骗，混进我们党的队伍……”

赫鲁晓夫以为他的公开认错之举肯定会使铁托感激涕零，臣服在自己脚下，没想挨够了苏联整的铁托仍不理睬。他无可奈何，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对看了一眼，只得登上汽车前往宾馆，但他还想在苏南会谈中降服铁托。

在苏南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小心翼翼，不敢开罪铁托。这不是他怕铁托，而是铁托关系到他搞非斯大林化的成败，更与他能否打倒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苏联重要领导人密切相关。

赫鲁晓夫以他农民的自私和短见，打算与铁托搞私下交易，答应铁托和南斯拉夫可以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换取铁托成为他搞臭斯大林和打倒内政对手的同盟者和帮手。

赫鲁晓夫又认为铁托已被美国和西方“收买”，现在苏联必须用妥协办法把他赎回，赫鲁晓夫绕着大弯说：

“我们相信，资本家不会白给斯拉夫人钱，不会不讨回代价的，但是只要你们返回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用各种计谋，引诱美国人，掏美国人腰包里的钱。”

１９５

铁托不为所动，坚持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向赫鲁晓夫保证，他与西方打交道时，将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立场，不出卖南斯拉夫国家主权和苏联利益。

赫鲁晓夫见话不投机，心中不悦，但为拉拢第三世界国家，不敢开罪铁托，他仍设法要铁托服从苏联的权威：

“铁托同志，你知道士兵和连队的关系吧？士兵必须同连队保持一致，而不是相反，不能要求连队向士兵看齐，也不能要求整个东方集团向一国看齐。”

铁托知道赫鲁晓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对其说教置之不理。赫鲁晓夫无奈，只得与铁托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在策略上让铁托一步棋，使南斯拉夫取得“难以想象的胜利”。

赫鲁晓夫自以为得到铁托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便悍然在　１９５６　年　２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做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起劲地搞丑化斯大林的活动。

为搞臭斯大林，赫鲁晓夫邀请铁托同年６月访苏，像迎接当代英雄一样，到处举行仪式欢迎铁托。赫鲁晓夫让十月革命的老战士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以苏联国家元首身份，老泪纵横，向铁托赔礼道歉说：

“我是一个蠢坯。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不得不说了那么些愚蠢的话。我羞愧不堪……请您原谅我！”

为讨好铁托，赫鲁晓夫与铁托６月２０日签署了《苏南莫斯科宣言》，承认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其“形式的丰富多彩有助于它自身的强大”。

３个月后，为向铁托讨教求援，赫鲁晓夫又于９月１９日访南，竟在贝尔格莱德停留１４天，然后又请铁托与他一起返回苏联，９月２７日到克里米亚休假。

让人惊奇的是赫鲁晓夫在一个多月后，又于１１月２日秘密访问南斯拉夫，拉铁托与他一起合作共事。赫鲁晓夫要求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强调“协调是必要的”，他警告铁托说：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是一致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自由行动，不能每个国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那样，将是工人阶级的巨大不幸！”

铁托久经风霜，怎肯轻易上当？赫鲁晓夫又借祝酒之机以售其奸：“铁托同志，让我们为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阵营，干杯！”

铁托当即识破赫鲁晓夫的诡计，以幽默的语言回敬道：“阵营？我是这样想象的：它仿佛用铁蒺藜围着，呆在里头一定很不舒服赫鲁晓夫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干生气，没有办法，但暗中咬牙切齿，心想一有机会非整死铁托不可！

美国见赫鲁晓夫那么起劲地拉拢铁托，更卖力地同苏联争夺他。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利用向南斯拉夫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机会，抵制苏联的影响，控制南斯拉夫。

１９５４年南斯拉夫再次遭受旱灾面临饥谨威胁，铁托派他的老战友伏克曼诺维奇访美，要求提供一批小麦援助，美国却想借购此小麦的货币第纳尔在南斯拉夫搞工程投资，并对这些工程的实施进行监督。为维护国家主权，伏克曼诺维奇断然予以拒绝。

美国谈判代表罗伯特墨菲大惑不解，恼怒地问：“你们将来吃什么？”

伏克曼诺维奇用南斯拉夫一句经典的语言回答：“我们将吃树叶——像在战时一样！”

面对苏联、美国的拉拢威胁，铁托巧妙地回答：“我们既不想当西方的仆从，也不想作东方的卫星国，我们只想保住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

铁托觉得与美苏相比，毛泽东的新中国才是南斯拉夫真正的朋友。１９５５年　５　　月，铁托派贝柯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１９７来中国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邓小平与贝柯维奇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对消除误解、改善中南关系具有很大作用。

贝柯维奇在“五一”节游园中发现中国一幅世界地图对南斯拉夫的画法不对，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把南斯拉夫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贝柯维奇对此表示不满，中国接受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南斯拉夫官员对此非常满意，称赞中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这正是：

维护主权任纵横，铁托如铁骨头硬。

不畏美国不惧苏，独立自主人称颂。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临危不惧　　周恩来调处波匈事件

后发制人　　毛泽东教训赫鲁晓夫

话说斯大林逝世，特别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使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欣喜万分，借机兴风作浪，令中美苏三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斯大林一逝世，美国情报机关认为这会引起一场混乱，严重削弱苏联的力量。因为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首先要致力于对苏联国内和东欧及中国的控制，在外交方面不会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它们建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乱中取胜，使美国在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占上风。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美国前驻德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克莱将军，拨出专款扩建“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两个电台，加紧向苏联和东欧国家及中国开展和平演变攻势，鼓动东德工人举行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示威游行，怂恿东德工人把罢工扩大到整个东德。

赫鲁晓夫见东德形势危急，让马林科夫下令把苏军坦克轰隆隆开进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马格德堡和耶拿，将东德的示威罢工镇压了下去。赫鲁晓夫又玩弄诡计，把马林科夫赶下台，由他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

赫鲁晓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大国的　１９９政权抢到手，地位还不稳固，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共同对付艾森豪威尔，便率苏联代表团于１９５４年９月底访华。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首次以中苏首脑身份进行会谈，彼此尊重，热情而友好，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对付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毛泽东缓缓抬起头来，看赫鲁晓夫一眼，“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说：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感到从毛泽东身上透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他关于中苏共同的对手艾森豪威尔的分析极为佩服，但又有些不服气，就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矿工的水平在毛泽东面前显示他的“领袖气质和水平”说：

“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还在活动着。”

赫鲁晓夫认为经他软硬兼施暂时把铁托拉了过去，毛泽东又同意与他一起对付艾森豪威尔，不由沾沾自喜。为了“降服”毛泽东，赫鲁晓夫决定给中国一些甜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谈中，我告诉中国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势，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做出贡献。我们同意给中国人民派遣军事专家，给中国运去了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总之，只要我们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就尽量满足中国

人的要求，我们必须一致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大得多的威胁则来自美国，它曾在紧靠中国的朝鲜发动战争。

在中苏首脑会谈中，赫鲁晓夫为控制中国，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毛泽东说“没有这个必要”，予以婉拒；中国请求苏联帮助搞原子能和核武器，则被赫鲁晓夫拒绝。

毛泽东担心赫鲁晓夫不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手，就好心地提醒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被敌人抓住把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把艾森豪威尔放在眼里，目空一切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不是可以推心置腹谈话之人，就想早点儿结束会谈，于是，便从大局着眼，答应与苏联在对付美国等国际交往中协同步调，并十分客气地“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

赫晓夫得意洋洋但又故作谦虚之态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毛泽东对此话甚表赞成，慢悠悠抽口烟说：“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

１９５６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更将这一年视为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性阶段。这个乘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龙卷风爬上苏联最高地位的人，要在这个风源处发射否定斯大林的“政治原子弹”。

赫鲁晓夫知道要反斯大林，中国这一关不好过，就在１９５４年借参加新中国诞生五周年庆祝活动之机，来北京和毛泽东会谈，企图寻找反斯大林的后台。毛泽东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极力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对赫鲁晓夫提出善意的批评，希望他谨慎从事，更提醒他丑化斯大林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混乱，劝他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之事。

赫鲁晓夫听不进去，执意我行我素，加紧炮制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企图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至２５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抛出。

赫鲁晓夫不敢在苏共二十大上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攻击斯大林，认为那样在苏共广大党员中通不过，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也不赞成，就在大会期间按兵不动，而千方百计地同由德高望重的朱德率领的由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拉关系。

赫鲁晓夫安排朱德第一个致贺词，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的９００万党员和６　亿中国人民向苏联共产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发言内容热情友好，最后宣读了由毛泽东签名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致大会的贺词。朱德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把中苏友好气氛推向高潮。

赫鲁晓夫抓住苏共二十大已经结束的机会，利用他已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有人事安排提名权的地位，把已回到各地的苏共代表匆匆接回莫斯科，召开秘密会议，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骂斯大林为“暴君”、“刽子手”、“干尽了坏事”。

为拉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支持他反对、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邀请朱德等参加苏共中央举行的座谈会，又接见中国代表团，吹捧他们反对个人迷信具有重大意义，宣称苏共将采取措施消除个人迷信遗留的不良影响，要中国代表团表态支持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活动。朱德不愧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邓小平等坚持正义立场，不对此表态。

朱德率中国代表团到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访问时，发现他的寓所突然被成千群众包围。当时，许多人担心发生不测事件，但朱德临危不惧，他像在战场上指挥作战那样从容不迫。很快中国代表团便看到格鲁吉亚人都手举斯大林同毛泽东亲切握手的油画与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因而顿时明白了这是斯大林故乡的人民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活动的反抗行为，便亲切地接见示威群众代表，派人参加第比利斯市纪念斯大林的集会。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报告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西方记者说“这令与会者大感意外，使卫星国饱受震惊，让西方为之瞠目”，称斯大林的灵魂被赫鲁晓夫用外科手术刀斩除，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

赫鲁晓夫一时得意忘形，借反斯大林之机改变了他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的三套马车式权力结构，由他一人掌握大权。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不明确表态，对他是个很大压力，便派跟他丑化斯大林最卖力气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米高扬于１９５６年４月初访华，向中国施加压力。

米高扬一到北京，就大肆兜售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的货色，当即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之后，米高扬与中国签定了援建５５个工业项目的新协定，企图以此拉中国支持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但中国坚持原则，仅回答将选择适当时机表明中国的正式立场。

不久，中国打破意味深长的沉默，于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郑重地向世界宣告：

“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