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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苏三国演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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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瓦尔德就收到了沈阳市市长朱其文的复函，邀请他次日下午两点到市政府会晤。瓦尔德激动得彻夜难眠，反复构想与朱市长拉关系的方案。１１月５日下午２点，瓦尔德准时赶到沈阳市政府，见英、法驻沈阳总领事和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早已到达，久候多时。
不一会儿，朱其文市长面带笑容向他们介绍沈阳新政府对外国机构的保护措施，宣布将派兵保护领事馆和重要外国人的住宅。瓦尔德对中国派兵保护领事馆视为变相监视，提出异议，朱市长对此毫不理睬。最后，朱市长请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留下另有要事相谈，瓦尔德为此深感失望，但使他心情好转的是朱其文三天后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回访，还特意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置的图书馆。
瓦尔德是个老资格外交官，他见年轻的朱其文中了他的圈套，更别有用心地向朱其文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劝朱其文利用美国先进技术重建东北，还诡称美国对中国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只希望能在商业和科技方面重新回到东北来。
朱其文不懂美国外交官诱敌深入的卑鄙伎俩，一厢情愿表态说：“美国人是受欢迎的，很愿意看到美国商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在东北的贸易活动。”
这使瓦尔德喜出望外，又得寸进尺提出能否与美国通信问题，年轻的朱市长当即回答：只要美国船只能够到达大连港，就可以把信寄到解放区。 沈阳军管会主任陈云得知朱其文轻率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表态，就严厉批评道，“关于外交工作已经再三重申过了，务必小心谨慎，一问三不知，你怎么随便说！美、英、法三国领事留在沈阳的目的，主要是试探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你不想一想，你的答复不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吗？”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陶铸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的危害说：“太幼稚！美、英、法外交人员都是些职业帝国主义分子，对他们决不能像对待一般人的态度一样。一个负责干部，连这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
沈阳军管会正副主任陈云、伍修权、陶铸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特别强调外交元小事，要多请示汇报，就马上将此情况汇报中央，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
这时，杜鲁门在总统竞选中战胜杜威连选连任，虽对蒋介石支持杜威、拆他的台极感不快，但仍答应援助蒋介石，并允许宋美龄访美。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满，他看了周恩来送来的陈云等人的检讨电报，站在西柏坡一户农家的石磨旁，借题批评杜鲁门说：
“这个朱其文，完全丧失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屈时抱在胸前，讲出他考虑已久的对付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外交官的切实可行的措施：“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军事管制的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呆不下去了。”
毛泽东对杜鲁门的蛮横无理态度愤愤不平，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将手中的电报一挥，迅速果断地做出决定：“不承认他们的领事地位，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来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全局在胸，文思泉涌，情文并茂的中共中央对东北局的指示电很快经毛泽东挥毫签发，从西柏坡发往沈阳，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
陈云接到中央的指示电，立即与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彪交换意见，林彪对美、英、法使馆的电台最感兴趣，提出要立即收缴下来，切断西方使馆与其国内的电讯联系，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陈云对此极为赞成，便命军管会参谋军官于１１月１５日上午１０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严厉通令送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瓦尔德一看要他在３６小时内缴出电台，等于挖掉他的耳目，顿时帝国主义外交官的脾气大发，盛气凌人地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件，派人送往沈阳军管会，气势汹汹地施加压力称：“该项电台之存在及使用，系由中国国民政府承认与批准者……而敝总领事馆之存在则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故希望贵会即予批准此项电台及使用为盼。”
三天后，沈阳军管会副主任伍修权会见瓦尔德。瓦尔德见是一位中等身材、颇有知识分子气息的中年军官，以为软弱可欺，就振振有辞声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是美国外交领事馆，享有外交豁免权，有权使用电台，且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使用，收缴电台违背国际公法等等。
伍修权是我军富有外交经验的高级将官之一，他既有中国将军的威严，又有知识分子的潇洒风度，他以充足的理由讲明美国不承认中共政权，一切都无从谈起后，斩钉截铁告诉美国外交官说：“在军事管制期间，恐怕没有转圄的余地。不论先生的电台有何重要作用，在军事管制期间，一律不得使用。当然，先生所有收发报机及其零件，本会将妥为保管，望先生能够遵行。” 瓦尔德听了，嘴角一撇，编造理由反驳说：“我们认为这样做有损于本总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伍修权从军事管制的特殊条件提出意见说：“继续使用你们的电台将是违抗军管会命令的行为，我相信先生能够了解它的严重性。至于先生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我想重要电报可用明码电报，转经军管会批准后发出。”
瓦尔德连碰几个钉子，心中不悦，把脸一拉，双手一摊，搬出堂堂世界头号强国政府的威严，施加威胁道：“请您了解，鬼台是美国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我们是无权交出的。既然电台停止使用，那么，是否可以由军管会派人就地查封，等我们向国务院通报之后，获得批准后再做处理？”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决定须经美国当局批准才能实施，伍修权当即拒绝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电台必须交出！”
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争论，没有结果。中共东北局领导人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发电向中共中央请示处置办法。周恩来接电立即与毛泽东商量对策，毛泽东深知这是美国当局在试探中共政权对美国态度，便说：
“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它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屁事！”
他站起身若有所思告诉周恩来：“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们有权禁止他们的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向东北局领导人发出明确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领事馆室内，自行接受，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领导１１月１９ 日上午刚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正在研究落实措施，使有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登门拜访，陈云让伍修权出面接待。苏联商务代办刚一落座，就称赞沈阳军管会对美国人态度坚决，不仅要求尽快没收美、英、法三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而且强调要设法赶他们走，并建议不仅要禁止他们自由出入，还可以切断他们的供电、电话，使他们失去呆下去的条件。
伍修权对苏联商务代办不用“希望”而用“要求”，感到不快，又对苏联人对此事如此热心和反应如此之快感到奇怪。
原来，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冷战加剧，美苏在我国东北的争夺日趋加剧。杜鲁门见苏联借对日宣战之机已占领东北，就催促苏联尽早撤兵。美国帮助蒋介石向东北大举运兵，迅速在沈阳建立了美国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势力重返东北的桥头堡。斯大林则把东北看成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不允许美国再在长春、哈尔滨等地建立领事馆，因而对中国没收美、英、法三国总领事馆的电台大力予以支持。
在苏联大力支持下，沈阳市军管会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 日上午派大批解放军乘两辆军用卡车，风驰电掣般开到沈阳市五纬路与三经路拐角外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瓦尔德连忙从二楼厝跑下来询问这是干什么，一位英姿飒爽的军官当着他的面，宣读了军管会命令：
“因先生等蔑视会之，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并交出全部电台，这是你们故意违抗军管会的必然结果！”
瓦尔德在苏联和伊朗等国有２０年外交官经历，与举世皆知难斗的苏联官员长期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下风，没想到今天栽在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手里，他气得头皮上青筋暴起，两眼直冒火星，但长期的外交官生涯告诉他，此时已毫无作为，只得硬着头皮，乖乖交出无线电收发报机。
杜鲁门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瓦尔德被迫交出电台并请示去留方策的电报，气得大发雷霆，扬言要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狠狠报复，但与中共政权没有外交关系，就干生气无处下口，国务卿艾奇逊请杜鲁门暂息雷霆之怒，召集外交智囊认真研究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方策，杜鲁门摸着尖下巴考虑半天也无计可施，艾奇逊认为要在中国东北抗衡苏联，就要让瓦尔德在沈阳再坚持下去，特别要加强情报工作，获取中国和苏联对美政策的核心情报。
瓦尔德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派专人前来转达的美国最高当局的指示，立刻调动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加紧括动搜集情报。
美国总统杜鲁门想到他的指挥棒在全世界大都吃得开，唯独在中国不灵，他好生气恼，不由暗想，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山沟里，此时此刻到底对中苏、中美关系作何设想呢？
这时，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也多次讨论已事实上形成的中美苏三国关系问题，他们主张要尽可能地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既然打算与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外交关系，他们也就不想将美国人全赶出中国大陆，只是考虑到苏联的强烈要求，才在东北采取挤走美国人的方针，但这并不等于准备在关内其他地区也这样做。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明白宣告：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
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就在这时，毛泽东接到东北局破获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三个美国潜伏特务的详细报告，缴获的收发报机与封存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电台型号完全相同，毛泽东愤愤不平地拍案而起，对周恩来说：“看样子，美国的阴谋还不小呢！这些帝国主义，狗改不了吃屎！”
美国间谍事件给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带来巨大冲击，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告诉周恩来说：“不光是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是这些国家的记者也要小心。应该还要加上一条：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斯大林接到中国破获三起美国特务案件的报告，得意地露出了微笑，认为这是杜鲁门给中国人上的生动一课，指示苏联驻沈阳商务代办会见伍修权，说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不 可等闲视之。
杜鲁门接到美国潜伏特务在沈阳被挖出的消息，把国务卿艾奇逊叫来训斥了一通，大骂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特务是“该死的”，“混帐透顶”，把艾奇逊搞得狼狈不堪，只得向杜鲁门夫人请求援助。
艾奇逊为何求救于杜鲁门夫人呢？他听说有一次杜鲁门心血来潮，骂一名著名民主党人是“一堆臭马粪”，这位民主党人的夫人气呼呼跑进白宫，请求杜鲁门夫人帮助总统清洁他的语言，不能既像个密苏里州的村野粗人，又像个美国炮兵队里的丘八；不能不像著名政治家，而像个银行职员或者服装商店的小伙计！贝斯杜鲁门含笑劝那个挨骂的民主党人的夫人说：“你不知道，他的腔调改了多少年才改成这个样子！”
从此，贝斯杜鲁门常常坐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身边，每当杜鲁门讲话走火吐露脏字，她就向他投去怒目而视的眼光。
杜鲁门对此并不反感，常常自豪他说：“她是唯一对我大声吆喝的人，我还没法怪罪她。”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由此对杜鲁门夫人格外尊重，有事常请她出面帮忙，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便急忙借口有事，找地方拨通了杜鲁门总统夫人的电话，请她赶快出面灭火。贝斯夫人情知事态紧急，马上从楼上下来解决难题。
不一时，杜鲁门夫人身穿线条笔直的丝织长裙，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走了进来。她的脸上依然充满笑容，衣服从来得体而高雅，她那独特的神采，冷静的理智，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镇慑力。杜鲁门自知失言，整理一下考究的西服，白宫的气氛马上便由暴风骤雨转为明媚的丽日春光。
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静下心来仔细研究新的对华政策，认为蒋介石已注定要垮台，中国出现中共政权只是早晚的事情，美国在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可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的联合政府，目的决不是支持共产党，而是通过恢复同新政权的贸易、进行某些投资，努力造成新的政府中的反对派，鼓励他们走第三条道路，以抗衡共产党，最终推翻中共政权。
杜鲁门、艾奇逊调动美国宣传机器，大肆鼓动所谓“民主开明人士”走第三条道路，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美国帝国主义玩弄的新阴谋，清醒地指出：
“（美国人）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这种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卑鄙勾当来了，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却说杜鲁门在沈阳试探中共态度吃了闭门羹，又指示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挑拨中共领导人与苏联的关系。
这是相当厉害的一着棋，因为司徒雷登在中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他生于杭州西子湖畔，１９０５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搞了不少慈善事业， １９１９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黄华等大批知识分子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重庆谈判期间，他通过黄华、龚澎等人的引见，认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遭到惨败的情况下，美国当局任命他代替赫尔利任驻华大使，是有深远考虑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０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发电，要求留在南京同中共领导人接触，逐步建立中美新关系。国务卿艾奇逊与总统杜鲁门商量近一个月，仍举棋不定，美国统治集团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
５１个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反对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的意见更为尖锐：
“我们目睹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天津，这些军队的装备，几乎全部是从满洲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尚未使用过的美国武器。美国进一步援助这样一个政府的唯一后果，只会更加增强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国民党）政府已证明是如此的颟顸无能，以致我们所给予的援助，大部分已转入共产党的手里。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政策，不应该强使我们去支持一个已经失掉本国人民支持的、悲惨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
杜鲁门所在的美国民主党也有几十名议员反对杜鲁门支援国民党政权，这使杜鲁门政府狼狈不堪，只得抛出反映美国援助蒋介石真相的白皮书来反击，杜鲁门让他的亲信编造的辩护理由说：美国在中国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以反对苏联侵略为目的的；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里，就等于苏联在太平洋取得一个军事基地，从而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
对这个荒唐的借口，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可笑，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毛泽东并不是真正的傀儡和应声虫，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政权的，不是苏联军队扶植起来的代理人。”
美国统治集团基于对苏联政策的考虑，决定在中国采取两面政策，一面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公然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９ 日出动Ｂ—２９重型轰炸机，在葫芦岛附近炸毁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直接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一面于４月６日复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授权他寻找机会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但又特别指令他说话要留有余地，注意保密。
司徒雷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伟气势搞得垂头丧气，接到美国政府的这道指令，他又有了精气神儿，他认为自己有在中国生活６０年的独特经历，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坐过日本监狱的政治资本，有黄华等得意门生，与中共领导人有过不平凡的接触，因此，他一定能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在青史上留下他的美名。他自负他说：“我享有对全体中国人民都友好的美国的自由派人士的名声，我没有明显地偏向任何集团或思想流派，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中的几位领导人我是相当熟悉的。”
杜鲁门、艾奇逊的这步棋可谓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考虑不谋而合。中共领导人见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东，也想借此探索建立中美新关系的可能性，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
毛泽东认为同美方接触是个重要外交活动，有必要同斯大林打个招呼，就让周恩来与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科瓦廖夫通气。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１５日，周恩来在北平会见科瓦廖夫，客气地询问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中共和美国商人建立纯业务的关系，我们值得去进行这样的接触吗？”
科瓦廖夫多年在中长铁路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工作，对中共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已相当了解，经验告诉他，周恩来的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非常微妙的中美苏三角关系问题上通过周恩来之口投石问路，科瓦廖夫从苏联在中国的情报系统得到的信息判断，司徒雷登很可能已和中共方面开始进行联系，他判断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先斩后奏，面露不悦之色，但已接到斯大林关于不要过多干涉的指示，不好再横加干预，就微微一笑，大度他说：“这是你们的内政”，但又对此很不放心，便玩弄圆滑手段以提问方式表明苏方的担心说：
“你们中央领导怎样看待美国要挽救蒋介石、肢解中国的企图？如何处理与美国接触和准备给蒋介石最后的打击这两者的关系？在和蒋介石作战的情况下，会从美国商人那里得到什么？”
周恩来机敏过人，对科瓦廖夫的用心一清二楚，他极有风度地把两手一摊，将话题转移，王顾左右而言他。
科瓦廖夫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马上向莫斯科做了汇报，斯大林宽宏大量地赞同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某些交往，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中国的民主政府不应当拒绝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南京解放后，中央正式指派黄华即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司徒雷登５月６日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会见黄华。两位老同学见面寒暄既毕，傅泾波便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已逐渐了解到过去支持国民党是错误的，美国现已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又获国务卿艾奇逊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傅泾波特别补充说：
“司徒大使已表露１９４６ 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只表示，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黄华马上将与傅径波的会谈结果上报中共中央，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见面。
毛泽东仔细审阅黄华的请示报告，然后于５月１０日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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