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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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只表示，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黄华马上将与傅径波的会谈结果上报中共中央，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见面。

毛泽东仔细审阅黄华的请示报告，然后于５月１０日回电指示说：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还说黄华在对美大使表态中讲的一句话：“空言无补于实际，需要首先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实事”，有毛病，应该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体系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黄华专程到司徒雷登官舍拜访，首先执弟子之礼向老师问安，司徒雷登看黄华、傅径波两位学生都已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材，感到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寒暄既毕，司徒雷登以学者外交家的风度转入正题，表示美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特别强调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再参与中国内战。为表示美国诚意，司徒雷登还建议在上海解放后，把美国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棉花等物资移交中共，以支持中共恢复生产。

黄华暗想，解放上海后这些物资当然要转入人民之手，美国人不过送个顺水人情罢了，便又提出新的要求试探美国的态度：“大使先生，美国既已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在青岛等处的美国舰只和陆战队撤走。”

对此，司徒雷登当即表示同意转告有关方面。他报告美国当局之后，杜鲁门即指示驻华美军总司令从青岛调走了美军舰只。

这时，司徒雷登与黄华接触的消息在南京广泛传播，成为各国驻南京外交官的热门话题，美国人还有意散布黄华带有周恩来亲笔信的消息，以提高美国人的身价。为防止美国外交官混淆视听，黄华主动召集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严肃地宣布了中共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并讲明了对留驻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即只把他们作为外国侨民对待。

１９４９年６月６日，黄华再次会晤司徒雷登，讲明中美建立新关系有先决条件，那就是美国首先要中断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听了，半天不发一言。经过一番考虑后辩解说：美国驻华大使留在南京不去广州就说明了对国民党的态度。目前，国共两党各占中国一部分地区，按国际法行事，美国尚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过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今天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它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美国才能予以承认。希望本此精神探索双方建立新关系的线索。

黄华把司徒雷登的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周恩来认为这是司徒雷登委婉地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占领中国全部领土、得到人民支持和担负国际义务。这表明杜鲁门政府要价甚高，暂且不去理它。

司徒雷登等了两天不见黄华传回反馈的信息，自然明白症结所在，就在６月８日派他的秘书傅径波到南京军管会拜访黄华，小心翼翼他说明司徒雷登认为美国目前对与新中国的关系难以做出正式表示，他需要回国去做努力，他想了解中共最高层人士的意见，能否向周恩来转达这一要求？

黄华表示可以转达，傅泾波又进而说明，司徒雷登遵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回国述职前打算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想获知中共领导人意见。

黄华对此要求感到意外，谨慎地表示美国如不断绝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中共领导人恐怕不会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再说交通尚未恢复。傅泾波见黄华婉拒司徒雷登前往北平，仍请黄华转达美方的请求。

黄华将此事急电北平，毛泽东、周恩来认为让司徒雷登以非官方人士身份来北平利大于弊，遂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写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并说与中共领导人会晤一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得到这一消息极为高兴，认为他的北平之行必将产生爆炸性新闻。正在准备北上之际，美国统治集团发生激烈争吵，艾奇逊等认为司徒雷登北上是向中共“屈服朝圣”，并借瓦尔德事件大做文章，要司徒雷登发表支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以及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谈话。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美国方面的态度变化，告诉周恩来迅速做出明确反应：“既然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了其在沈阳总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事情，司徒雷登之流又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一个消息，让人民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于是，新华社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瓦尔德等人进行公开审判。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对外“一边倒”的政策，宣称“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宣布现在只有拜苏联为先生，倒向苏联一边。艾奇逊则在７月１日发电指示司徒雷登，“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瓦尔德看见中国人就生气，他设法解雇中国雇员顾玉衡，双方发生争执时，瓦尔德竟挥拳打人，又将顾玉衡踢下楼梯摔伤。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怒不可遏，命令将瓦尔德等５人拘捕，还特别做出批示：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又在１１月１日进行公开审判。

杜鲁门觉得此事丢尽美国人的脸面，叫嚷要派飞机和武装部队突袭沈阳，劫回被捕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挽回美国的面子。好在美国军方领导人头脑比杜鲁门冷静，认为在中共大军控制下的沈阳搞此事比登天还难，不仅救不了瓦尔德等人，还会使美国落人更狼狈的处境，杜鲁门好不容易才咽下这口气。这正是：　　　　　　三国初次摆战场，纵横捭阖试锋芒。

中苏联手斗美帝，奥妙无穷著华章。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光明磊落斯大林坦然道歉

未雨绸缪毛泽东首访苏联

随着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捷报频传，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感到有许多心里话要向对方讲，二战后中苏联合起来抵抗美国侵略政策的大计需要协商，两人都想尽快见面畅谈。

杜鲁门则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见感到老大不安，知道这一会见必将导致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更为密切，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二对一的比例对美国极为不利，但他并不过分紧张。

杜鲁门深知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个性极强的共产党领袖，几十年来，两人的关系错综复杂，互有介蒂，杜鲁门认为这两人谁都不甘心长期居于对方统领之下，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兄弟阋墙吵翻天。

多少年来，毛泽东多次受斯大林的气，吃斯大林的苦头，对斯大林有一股怒气在心头，总想找一个机会当面锣、对面鼓，痛痛快快把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来个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都倒出来，然后共同携手与杜鲁门斗，于是便想起了双方的复杂关系。

斯大林热情支持中国革命，但他未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因此多次上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和王明的当，使毛泽东备受打击排挤，屡遭诬陷，雄才难展。

斯大林是在１９２７年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受苏共党内反对派攻击时，知道中共有个毛泽东的。斯大林利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事例驳斥论敌，称赞毛泽东的文章观点明确，气势磅礴，生动感人，但后来他听信王明等人的意见，对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创造性革命理论不理解，不支持，反而支持王明等人批判毛泽东，甚至给予纪律处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可是，在中共召开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回顾中国革命历史，又审时度势，通过共产国际派王稼祥同志回国，召开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甩掉王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中，斯大林向国民党提供大批武器和物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仅用马列主义援助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利益出发，把对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身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斯大林竟向美国保证，“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介石主席领导”。为此，他向中共施加压力，压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部队撤出沈阳，甚至威胁说：“如果不撤，就要用坦克赶你们走！”斯大林还压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此专门发电延安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毛泽东看了斯大林的来电，生气地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摔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毛泽东以中国人的自豪感抒发堂堂正气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话虽如此，毛泽东仍顾全大局，以非凡的气魄到重庆谈判，以必胜信心迎接蒋介石的猖狂挑衅，并将其打败。直到苏联担心美国势力会随着国民党军队重返东北，苏联才改变了积极协助国民

党接受东北的态度，对蒋介石派军队进入东北进行阻挠和拖延，不允许国民党海军开入大连、营口、葫芦岛，不准其空军向东北运输国民党军队，只准其经陆路进入东北，而默许中共军队迅速占领营口等地，为中国革命力量在东北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斯大林为控制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使东北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进行经济合作的要求。杜鲁门为与苏联争夺东北，推动蒋介石采取讨价还价拖延谈判的策略。斯大林针锋相对，一面从东北大量拆迁工厂设备，一面让中共占领苏军撤走的一些重要地区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报复，接着又迅速从东北全部撤军，给中共创造了占领东北一些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极好时机，毛泽东当机立断，指导中国革命军队占领了四平、佳木斯、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加快了革命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苏联一度对中共失去张家口、淮阴、淮安非常着急，对美蒋散布的八路军在陕北受挫、贺龙和江青被捕的谣言信以为真，斯大林急忙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派飞机专门接毛泽东等主要负责同志去苏联躲避一时。幸亏斯大林派来的医生阿洛夫赶快去电向斯大林说明事实真相，才使美国捏造的谣言得到澄清，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悲观看法依然如故，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唉声叹气说：“这场战争即使再打１０年、１５年，也不会有结果的！”

为使斯大林及时了解中国解放战争的进展状况，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上旬，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家堡写信给斯大林，指出中国解放战争有了很大转折，已进人了一个新阶段。以后也注意向苏联通报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终于扭转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战争前途的悲观看法。　　１９４８年２月，斯大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可贵勇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说：

“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讨论中国的局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讲，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这里同意了这种看法，但回到中国以后，行动又是一样。他们控制并组织自己的军队，就像我们看到的；他们在打蒋介石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

蒋介石眼见将要被毛泽东打败，万般无奈就想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他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亲自屈驾拜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以恳切的语气说：

“请大使先生转告斯大林元帅，我准备接受大元帅的建议，希望能亲自出访苏联，与大元帅会晤，以谋求他对中国政府的谅解和支持。”

斯大林有耳朵根子软的毛病，他又上了蒋介石的当，马上派飞机前往乌鲁木齐接蒋介石，并让罗申几次去催蒋介石动身，但蒋介石迟迟不出来接见罗申。最后，才由秘书向罗申兜头泼了一大盆凉水：“请大使先生原谅，总统这几天身体不佳，不会见任何客人。”

罗申这才知道受骗上当，便上门去找蒋经国兴师问罪，谁知又扑了个空，说蒋经国去上海了；罗申乘飞机追到上海，得到的回答是蒋经国根本没来上海，只得硬着头皮向斯大林如实汇报。斯大林情知是杜鲁门对蒋介石拉拢所致，只好命令苏联专机返回莫斯科。

蒋介石在国内战争中一败涂地时，又想到了斯大林，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向苏联发出备忘录，请斯大林调停国共冲突，再次玩弄和谈阴谋。

斯大林想到多次上蒋介石的当，就将蒋介石的备忘录转给中共中央，还把苏联的复文草案告诉毛泽东，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讲明苏联一是赞成国共停止内战，进行和谈；二是反对美国充当调停角色，而想由苏联出面调停。

毛泽东看了苏联的电报，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知道斯大林耳朵根子软的老毛病又犯了，便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共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中国革命己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延取胜时间。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心里酸溜溜的，感到很不是滋味，对中共是否已胜利在握，他仍然心存疑虑，但毛泽东既已拒绝他出面调停，他也只好表示同意。

为解开心中的疑团，斯大林派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米高扬乘飞机经大连转赴石家庄，换乘汽车来到西柏坡。斯大林嘱咐米高扬只带耳朵去，多听少说。

米高扬身穿圆领皮大衣，头戴圆筒皮帽子，神采焕发，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在毛泽东介绍情况讲到共青团工作时，不由得指手划脚，被毛泽东不高兴地顶了回去。米高扬不服气，就在宴会上提出和毛泽东比赛喝酒，不等毛泽东表态是否同意，先自豪饮起来。毛泽东不善饮酒，喝儿口就呛得咳嗽不止，米高扬自以为得计，开怀大笑。

毛泽东微微一笑，让服务员端来两盘辣椒，顺手拿起两个，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米高扬看毛泽东吃得那么香甜，情不自禁馋痛大发，拿起一只辣椒，二话不说咬了一大口，立刻辣得哇哇大叫，涕泪横流。

米高扬在西柏坡住了几天，经过实际观察，深入了解，真正感到毛泽东：胸有韬略，本领超群，蒋介石斗不过，杜鲁门也不是对手！从此再不敢指手划脚，高谈阔论，他特别客气地请毛泽乐谈谈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吸上两口，形象他讲起了打扫干净了房子冉请客的比喻，幽默他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被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又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把水搅混。混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米高扬知道斯大林最关心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一心想把新中国控制在苏联手里，就小心翼翼地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抽口香烟，轻轻吐出，望着圈圈烟雾，豪情满怀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遇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米高扬刚想张口询问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毛泽东早知其意，将手一挥侃侃而谈：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没有能力来冒险。”

毛泽东越说越精神抖擞，米高扬也越听越解气，双眼流露出钦佩的目光，只听毛泽东慷慨激昂宣称：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米高扬刚来西柏坡时神气十足，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这时他对毛泽东完全折服了，徊到莫斯科对毛泽东夸不绝口，向斯大林称赞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斯大林听了脸上现出微笑，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想到毛泽东很快就要发起渡江战役，又担心解放军没有取得渡江胜利的绝对把握，同时，认为解放军一过长江，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因而想劝毛泽东适可而止。

斯大林决心向毛泽东提出忠告，但又想到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几次出错主意，又犹豫起来，就提笔起草一封体现这一忠告的长篇电文。

在这封长电中，斯大林特别提醒渡江后注意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干涉。斯大林寻词择句曲意表达他的忠告称：

虽然解放军战绩辉煌，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已经结束。英美法害怕人民解放军越过中国接壤国家的边界线，进而在这些国家以及蒋介石占据的岛屿造成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从封锁到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来保住岛屿和亚洲，而且英美军队在南下的解放军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尤其增大了。

斯大林还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不要着急，要认真做好解放军向前推进到与邻国边界线的准备；第二，从南下的解放军主力部队中选出两个好的军团投放到港口地区，充实当地力量，防备敌军行动；第三，暂时不要缩减解放军部队。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志仔细讨论斯大林的长篇电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好了准备针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静夜深思，他觉得斯大林有些话没有明讲，却从电文的字里行间，从斯大林最近在中苏关系上的几个重大举措中体现出来。他发现斯大林并没有全心全意支持中国革命，或明或暗采取多种方式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最有力的证明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是唯一随李宗仁代总统迁往广州的外交使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西方使节却留在南京，岂非咄咄怪事！这证明斯大林还在设法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真正的合作”，这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吗？

这时，苏联等国的一些好心朋友，纷纷会见毛泽东，劝他不要惹起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划江而治，稳妥可靠，中国古语说“穷寇勿追，此为用兵之法”，学学西楚霸王亦未尝不可，项羽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这些好心人的劝告激起毛泽东胸中汹涌的波澜，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势磅礴诗篇在心中涌泻：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对此事的真伪众说纷坛，但毛泽东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的谈话。证明确有此事：

直到１９４９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感到需要和斯大林当面谈谈中国革命胜利后的重大问题，自己一时离不开，就委托刘少奇于１９４９年７月访苏。

刘少奇以东方文明古国特有的含蓄、深沉、儒雅风度拜会斯大林，希望斯大林同志多做指示。

刘少奇此语一出，长期在对外交往中唯我独尊、以老子党自居的斯大林坐不住了，急忙挥挥手，笑着否认说：

“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