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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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惕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管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

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与无用之说，这便是王国维读书、做学问的原则，他兼收并蓄，如饥似渴地读书，成为一代学问大家。

1907年3月，王国维携新婚继室潘丽正北上，到北京清廷学部任职，并在宣武门内的新帘子胡同租下住宅，安顿了家小。这时，王国维读书、研究的兴趣已由哲学完全转移到了文学。与以前一样，为生计，王国维必须为他人做事，每天短则二三小时，长则三四小时，而用来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多则三四小时，少则一二个小时。由于身体原因，他伏案工作不能长久，时间长了，精神就会涣散，注意力便无法集中。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者去找朋友聊天，或者是阅读杂书，来松弛神经，换换脑筋。如果没有特别事情，王国维的读书、研究极有规律，一般不会出现间断。一如他在《自序一》中所说，“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纤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持之以恒”，不松不弛，不急不躁，“循序而进”，正是王国维读书、研究的又一经验之谈。

成就大事业、大学问，也要循序渐进，需要知识的逐步累积，只有累积至一定程度，才可以出现飞跃，发生质变，而企图走捷径，投机取巧，偷工减料，即使是“第一阶级”，也无法进入。这是王国维做学问的“窍门”。他认为，具有文学天才的人更需要有“莫大之修养”，此“修养”应该包括：一、勤奋；二、广博地读书；三、反复实践；四、修养心性。

“三种之阶级”为“三种之境界”，这是他为“做学问”所分的三个层次：“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种境界相互衔接，依次递进，由量变直至质变。所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就是说，无穷无尽的新知识在向读书人招手，在向读书人呼唤，其频频招手和亲切呼唤，很快得到了读书人的回应，引发了读书人的好奇和兴趣。读书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心目中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幻想，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计划、打算，由于对扑面而来的新知识感觉惊异和挑选终身研攻对象的难于决断，而显示了几分的彷徨和惆怅。这就是第一种境界，也就是起步阶段。

研攻对象经过权衡、比较确定下来后，读书人便进入到异常艰苦的修炼阶段，经过反复探求、反复考索，对其对象已有了最深层次的了解。了解越深，爱得越深。这种爱，是自觉自愿的，忠心耿耿的，表里一致的，长久永远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奉献，因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于是，由必然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王国，也便由第二境界深入到了第三境界，亦即最高境界。

读书、研究进入到了自由的王国，这就标志着大面积的收获。大面积的收获，是以艰苦拼搏、寒窗苦读作基础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正饱含着此种含意。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却始终没有动摇对既定目标的追求。其毫不松懈的结果，则导致了知识的巨大积累，融会贯通，“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好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种不经意的发现，建立在辛勤的心血和汗水之上，并非偶然、巧合！它是质的飞跃，是量的发展变化的结果，是通过艰辛的实践而使得“必然”奔向了“自由”！

在从事学术工作20多年的时间里，王国维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读书研究之上。他手不释卷，珍惜寸阴，故其阅读的范围十分宽广，远非同时代的一般学者所能比拟。萧艾在《王国维评传》一书中指出，1911年前的王国维，学习的对象绝非叔本华、尼采、康德三家，也决不限于哲学一门。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但丁……他无不熟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种种流派，他都了解。其他方面，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学说，到罗马医学家额伦的著作，他都涉猎，并能引用。可以想见，他对欧洲各种社会思潮，并不陌生。更可以想见，作为戏曲研究者的王国维，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文学，对人文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必然有着很大的兴趣，也必然从中受到教益，获得力量！由阅读的范围和时间的利用来看，王国维是一个具有强烈事业心，并且永远不知满足的学者！

王国维读书，不受传统与他人的影响。别人读过了的书他要读；别人没有读过的书，他更要读——“戏曲之体卑于史传”，“后世硕儒，皆鄙弃不复道”，而他独辟蹊径，深入到了被一般学者鄙视乃至正眼不瞧的戏曲之中，苦心孤诣，终于发前人所未发。

王国维读戏曲著作的的确确称得上是“苦心孤诣”。首先，广泛阅读各种资料，之后，作目录的搜集整理和考订，为研究打下基础。目标明确、范围固定后，再更深一层地读书，进而对戏曲史作一些粗略的研究，将阅读得来的体会、收获表达出来，以检查读书的效果，并从中发现读书的欠缺。在初步摸清研究对象、订定研究中心的前提下，继续读书，接着将得来的资料分类整理、考订、研究，又从歌舞方面，围绕唐宋大曲读书、梳理资料。这些著作被一一通读，王国维才再进一步，阅读前辈学者有关的论述。

罗振玉所藏金文拓本，至少2000通。这2000余通拓本，王国维都全部仔细阅读了——长夏酷暑、数九寒天，他却能苦读。这是因为王国维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就像那道行高深的僧人，不为名利所累，不为金钱所动，不为生活所迫，不为世俗所左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按：孔子弟子颜渊）也不改其乐。”艰苦的读书生活，练就了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

王国维的艰苦卓绝和反复翻检阅读的精神及其细致认真的态度，造就了他在金石研究上举世无双的独特地位。不广博地读书，不研读金石文字，不十分熟悉古代的诸种社会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取得坚实深厚的功力，也不可能具有向金石学权威挑战的勇气，更不可能在金石学领域中独领风骚。

“文化神州丧一身”

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雇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十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过约一二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果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这却被贻误了。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所雇佣的人力车仍等在颐和园外，家人等他吃饭久久不见人归。下午二时许，家人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三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那个人。等贞明到了颐和园，证实死者就是他父亲，这时已是下午四点了。

噩耗传到清华园，是日晚九时许，校长、教务长、研究院诸教授、助教及学生约三十余人共乘两辆汽车赶到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但此时园门已闭，守兵不允进入，经过再三交涉，才准许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和守卫处的乌处长入内探视。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家人和验尸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随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七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大的教授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

王国维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得到噩耗复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他对自己的女儿这样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51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36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35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51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他竟“中道而废”，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梁启超和顾颉刚的话反映了学术界对王国维之死的深深遗憾。

6月16日，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举行王国维悼祭大会，人们纷纷送上挽联，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这次悼祭会所收到的数百幅哀挽词联尽诉了人们对王国维的悼念和惋惜之情。此外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还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文杂志《艺文》（十八卷）的八九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在《通报》第26期上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这一切都表明，王国维以他那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王又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先后得贤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14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调寄《清平乐》。

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文｝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如三迭的《西河》。

·人｝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书｝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屋｝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待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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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

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

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做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