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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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我痛苦的深渊”

1936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举办婚礼，邀请胡适做证婚人。可是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谷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把大门一关，就是不让他出去。原来，蒋梦麟为继娶陶曾谷而与原配离异，在江冬秀看来，蒋梦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联姻最大的压力还不在蒋梦麟与原配离异，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先后执教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创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天桥刑场。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谷照顾备至。尽管蒋梦麟使君有妇，但陶曾谷的处境令他同情，长期的照顾和相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两人互生爱意，坠入爱河。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1958年，蒋梦麟的夫人陶曾谷在台湾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时，陶曾谷的一位表亲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梦麟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因夫人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亲的安排。据报道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开始为蒋梦麟提亲说媒，但都没有使他动心。直到1960年在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中，通过这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徐贤乐，情形就不一样了。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于徐贤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而在一开始时，徐贤乐觉得蒋梦麟年纪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蒋梦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达自己意思：他觉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双全，一切都太理想了。蒋梦麟在写给徐女士的第一封情书里面就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认识三四个月之后，蒋梦麟对徐贤乐已难舍难分了，有次为了一点事闹了个小别扭，两人数日不见，蒋梦麟就寝食难安，于是用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绉纹水色纸，以中小楷写了一首艳词相赠。两情不可不谓绸缪，因此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

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当时胡适在因病住院，还在调养身体之际，提笔给好友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絮絮叨叨，说徐贤乐爱财，她向你要20万，你虽给了8万，也最好悬崖勒马。又以50年的友谊和蒋与陶证婚人的身份对其进行劝说，要他与陈诚（当时陈诚也是持反对意见者）郑重地谈一谈。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中说，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梦麟直接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说反对，蒋梦麟直接告诉他：“那我就不看了。”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

蒋梦麟不顾各方反对，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他在7月间给陈诚写了一封长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结婚不可”的理由外，还极力为徐贤乐辩护。

因反对的人多势众，蒋梦麟不便举行公开婚礼，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礼，于是在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时年蒋梦麟75岁，而徐贤乐也已54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至于很多人来不及准备礼物。

次日各报争相报导，蒋梦麟在接受某报的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报纸并引用了徐贤乐的“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他们“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

而在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在二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1962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贤乐趁蒋生病住院之际，将蒋之财物悄悄归之自己名下……待蒋发现，盛怒之下，修书一封，欲与离婚。徐女士当然不从，公开撰文，说他们爱情尚存，不过是蒋先生受了别人的蛊惑才一时糊涂。从此蒋梦麟避不见面，一切透过律师打笔仗、打官司。蒋梦麟的起诉状中称，徐贤乐“貌善心险、凌辱女儿、需索敛聚、嫌老恶贫、咆哮辱骂、饱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证实了当初胡适的质疑，指徐贤乐在蜜月期间就不断追问他个人财产，还作成笔记；他的保险受益人与美国财产也都改登记徐贤乐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贤乐迅速过户财产等种种做法，都让人无法接受。他还说徐贤乐经常大惊小怪、借故吵闹，不准他吊唁亡妻，还要求女儿搬离；而且竟以费用难筹为由，要求他尽快出院；她曾私自向农复会官员借支，同时为配住宿舍问题，在农复会与幕僚争吵，让他无地自容。凡此种种让他决定诉请离婚，并索回53万元存款。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蒋梦麟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贤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梦麟的侮辱与痛苦，这是“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梦麟自认实在惹不起徐贤乐，随后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一度又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蒋梦麟还是躲起来。

就这样吵吵闹闹约一年后，双方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陶希圣当证人，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50万元，农复会房舍、股票均需交还，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20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尽管已身无长物，由于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77万元，终于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蒋梦麟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赦’，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约后，蒋梦麟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的建设中去。

附：胡适致蒋梦麟的长信部分。

……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按：指徐贤乐）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前夫某将军（按：指杨杰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绝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想过，今天又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梁漱溟：永远剔透的良知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著名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被称为“最后的大儒”。

“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7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他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他的率性而言招来的后果也的确让人惊心动魄。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缉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他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24岁，北大的学生有些比他的年龄还大，梁漱溟过去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小说下栽＋wＲshＵ。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