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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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章诗中“吹箫”之“秦”女指河东君，“倚楼”之“萧郞”指卧子，人去楼空之感为舒章此诗之主旨，若非推定舒章作诗之时间及此楼所在之地点，则舒章诗意不能明矣。复检陈忠裕全集玖湘真阁集，崇祯十一年仲冬所作“拟古三首，别李氏（雯）也”之后有“萧史曲”一篇，其意旨殊为隐晦，但人去楼空之感则甚明显，故颇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盖舒章于崇祯八年秋深赋“题内家杨氏楼”一诗之际在杨已去不久，陈尚往来陆氏南园、徐氏别墅之时，至崇祯十一年，则杨固早已离去南楼，陈虽屡借寓南园，而南楼则久空矣，斯“萧史曲”所以有“一朝携手去，此地空高台”之句耶？又同书壹肆湘真阁集载“戊寅七夕病中”五律一首亦似为河东君而作者，今得见戊寅草，首载卧子一序，其中作品止于崇祯十一年秋间，据此可以推知卧子于此时尚眷恋不忘河东君如此，则崇祯十一年为河东君作“萧史曲”涉及此楼，亦不足怪矣。

复次，今检蓼斋集叁拾有“闻一姬为友人所苦，作诗解围”七绝一首云：“高唐即不楚西偏，（寅恪案：“西偏”之语，可参上引云间地宅志“西有生生庵别墅”句。）暮暮朝朝亦偶然。但使君王留意住，飞云更落阿谁边。”诗中之“飞云”岂即“阿云”耶？但此“友人”，不知谁指，颇有为卧子之可能。姑附记于此，以俟更详考。

崇祯八年乙亥春间陈杨两人之关系已如上所考定。茲有一疑问，即顾云美“河东君传”所谓“适云间孝廉为妾”之语。卧子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十年丁丑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惠州绍兴推官，兵科给事中，兵部右侍郞兼翰林学士，何以仅称之为“云间孝廉”而不以其他官名称之耶？应之曰：云美之以“孝廉”目卧子者，盖谓河东君“为妾”实即“外妇”之时，卧子之资格身份实为举人而非进士及其他诸职也。此点云美既所以为河东君及卧子讳，又标明其关系之时代性，斯固为云美之史笔，亦足证此关系发生于卧子为举人时，即崇祯三年庚午至十年丁丑之时期，此八年之间唯有崇祯八年乙亥春季最为适合。故“云间孝廉”之为卧子可以无疑也。

抑更有可论者。观卧子所自述崇祯八年春读书南园，虽号称与徐暗公孚远李舒章雯周勒卣立动陆文孙庆曾（寅恪案：陈忠裕全集壹陸平露堂集“送陆文孙省试金陵”诗附考证引复社姓氏录云：“陆庆曾字文孙。”）几社诸名士共为制科业，间亦有事吟咏，其实乃如陆氏所言“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畦町，岸然为跃冶者，以自异于世”，又娄县志谓“崇祯间几社诸子每就是园（寅恪案：指南园）宴集”，由是推之，几社诸名流之宴集于南园，其所为所言关涉制科业者实居最少部份，其大部份则为饮酒赋诗、放诞不羁之行动。当时党社名士颇自比于东汉甘陵南北部诸贤，其年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故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

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姐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可知河东君早岁性情言语即已不同于寻常闺房少女，其所以如是者，殆萌芽于吴江故相之家。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涘，继经几社名士正论之熏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牧斋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崇祯）壬午除夕”诗云：“闺房病妇亦忧国，却对辛盘欢习书。”有学集拾红豆贰集“后秋兴”八首之四云：“闺阁心系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牧斋所言虽是河东君年二十五岁及四十二岁时事，夫河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拯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抄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沄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事实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十一）

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离去与卧子同居之徐氏南楼及同游之陆氏南园别居松江他地，此地或即横云山，详见下论。卧子有词赠别，词之佳妙固不待论，即就陈杨两人关系言之，此词亦其转捩点之重要记录也。茲论述之如下。

汤漱玉玉台书史叁云：

借闲漫士曰：予弟子惠从禾中得（黄）皆令金笺扇面，仿云林树石，署款“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皆令。”钤“闺秀”朱文、“媛介”白文、“皆令”朱文三印章。左方上有词云：“紫燕翻风，青梅帯雨。（寅恪案：“紫燕”句可与前引李舒章“夏日问陈子疾”诗“堂中紫燕小”句相参证。杜工部集壹捌附录“柳边”诗，后四句云：“紫燕时翻翼，黄鹂不露身。汉南应老尽，霸上远愁人。”乃卧子“紫燕”句所出，实寓春老送别之意。“青梅”句出杜工部集玖“梅雨”饰前四句“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河东君离去南园，当在梅子尚青未黄之时，盖亦暮春初夏之节候。周处风土记云：“夏至前雨名黄梅雨。”周氏为江南人，限以证卧子之词，虽不中亦不远矣。“帯雨”二字岂复暗用白乐天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帯雨”之意，与下文“泪盈红袖”之语相比应耶？）共寻芳草唬痕。（寅恪案：全唐诗第叁函孟浩然贰“留别王侍御维”诗云：“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卧子改“欲寻”为“共寻”者，盖卧子虽与河东君短期同居南楼并屡次读书南园，然不过借其地为编著之处，故其在南楼及南园乃暂寓性质，非家居所在。此句意谓其本人不久当离去，归其城中本宅。河东君亦将离去，移居横云山，因改“欲寻”为“共寻”耳。复检陈忠裕全集壹陸平露堂集崇祯八年诗有“初秋出城南吊迩机之丧，随游陆氏园亭，春初予辈读书处也。感赋二律”之题，尤足证卧子亦于是年夏间即离去南楼及南园还居城内本宅也。迩机名靖，崇祯六年癸酉举人，见嘉庆修松江府志肆伍选举表。又河东君湖上草“西冷”十首之二云“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痛史第贰壹种甲申朝事纪柒“柳如是小纪”引此诗，“新迹”作“芳草”。细玩语意，岂亦与卧子词有关耶？）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寅恪案：卧子用“明知”二字者，可见其早已深悉河东君之性情如此，己身家庭之状况又若是，则南楼及南园之会合绝无长久之理。虽已明知之，而复故犯之，致有如是结局，此意与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之旨相符。可哀也已！）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消魂。重提起，（顾贞观成德仝选今词初集上满庭芳、历代诗余陸壹满庭芳“和少游送别”及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满庭芳“送别”词，“重”俱作“才”，较佳。）泪盈翠袖，（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翠”俱作“红”。是。）未说两三分。纷纷。（寅恪案：淮海集满庭芳词云：“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卧子此词既是和少游，则“纷纷”二字本于秦词，自不待言。但玉台新咏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纷纷”即作“纷纭”。卧子遣去河东君当不出于“阿母”即唐宜人之意，实由卧子妻张孺人假祖母高太安人之命执行其事。大樽著此“纷纷”二字，盖兼具淮海词及孔雀东南飞诗之两重出处，其隐痛深矣！重去后，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重”俱作“从”是。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非”俱作“过”。）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调奇满庭芳，留别无瑕词史。我闻居士。”钤“如是”朱文小印。

寅恪案：徐乃昌小檀恋室闺秀词钞玖及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叁章第贰节“柳如是”条并引玉台画史，俱认此词乃河东君所作，不知淮海“山抹微雨”原词虽题作“晚景”，明是“别妓”，盖不仅从语意得知，即秦词“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之结语用唐欧阳詹别太原妓申氏姊妹之典，更可为证也。（见全唐诗第陸函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诗“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之句，并可参晁无咎补之琴趣外篇肆忆少年“别历下”词“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及薑尧章白石词长亭怨慢“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等句。）卧子即和原韵，其为送别河东君之作词旨甚明，无待详辨矣。今词初集选于康熙十六丁巳（见此书鲁超题词及毛际可跋语），历代诗余编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两书时代皆较早，陈忠裕全集出于庄师洛等之手，考证颇精。此三书既皆以此词为卧子所作，殊可信也。此词本为卧子崇祯八年首夏送别河东君之旧作，而河东君所以复重录之于黄媛介扇面者，殆由画扇之时令，正与当年卧子送别己身之景物相同，因而枨触昔情，感念题此欤？

关于以他人之诗词题扇，因而误为题扇人所作，如容斋四笔壹叁“二朱诗词”条略云：“朱载上舒州桐城人。中书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学，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朱希真见而书诸扇，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又有折叠扇词，公亲书稿固存，亦因张安国书扇，而载于于湖集中。”与此甚相似，可为例证。又词中“芳草”“故人”之语出孟襄阳诗，前已言之，但“故人”一语卧子除用孟诗之成句外，兼袭用古诗“上山采蘼芜”中“新人工纤缣，故人工纤素”之旧辞。（见玉台新咏壹古诗八首之一。）此点可与河东君湖上草“西冷”七律十首之二末四句所云“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芳草还能邀凤吹，相思何须略桥津”等语互相参较也。

“无瑕”者，疑是媛介之别号。“东山阁”即“惠香阁”，当在绛云楼。（可参第肆章论黄媛介与钱柳关系节及论牧斋绛云楼节。）此扇为媛介之画，既不署受者之款，尤可证此扇乃媛介所自用，而“无瑕词史”与媛介应是一人也。更有可注意者，即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所赋“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七律“此去柳花如梦里”之句，（见东山训和集壹。）与此词“怨花伤柳”之语殊有关系。此点亦俟下章论之。寅恪颇喜读卧子此词，又见媛介画款有“东山阁”之语，遂戏改昔人成句，共赋短诗三章。茲附录于下：

崇祯甲申夏日黄昏皆令于东山阁画扇，上有柳如是题陈卧子满庭芳词。词云：“无非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因戏改晋时旧语，兼采龚璱人诗句，而易其意旨，共赋三绝。

美人顾影怜憔悴，烈士销魂感别离。一样黄昏怨花柳，岂知一样负当时。

清和景物对茫茫，画里江山更可伤。一念十年抛未得，（寅恪考定此词为崇祯八年四月大樽送别河东君之作，至崇祯十七年首夏题扇时，已十年矣。是年河东君将偕牧翁自庐山往南都翊戴弘光也。）柳花身世共过肠。

兴亡江左自关情，远志休惭小草名。我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近日得见重印本皇明经世文编一书，虽不能详读，但就其序及凡例并卷首所列鉴定名公姓氏有关诸人中可与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十一年戊寅及十七年甲申等条互相印证者约略论述之，至其所言诸人，本文前后已详言者，或虽未言而其姓名为世所习知者，亦不多赘，其他诸人之可考见者则少加笺释。明知不能完备，姑附鄙见，以求教于当世深通明季史事之君子。唯原书卷首有“云间平露堂梓行”七字及长方印章“本衙藏板，翻印千里必究”十字，论者取儒林外史第壹叁、壹肆、壹捌、贰捌等回，以“平露堂”为书坊之名，以陈卧子等为书坊聘请选文之人，殊不知平露堂乃卧子宅中之堂名，（详见下引王沄云间地宅记。）实非书坊之名。且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九年丙子条明言“是岁有平露堂集”。（见陈忠裕全集卷首，并可参陈集中之平露堂集及集首之凡例。）故论者以儒林外史相比似未谛也。或谓卧子家贫，一人何能镌此巨册？由书坊出资，请其编选，似亦可能。鄙意卧子之家固贫，此书所列作序及鉴定诸人，疑皆不仅以空文相藻饰，实或多或少曾有金钱之资助，不过当时风气不便明言耳。就诸人中之姓名及文字考之，知当日松江知府方岳贡助力最多。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之实施矣。又方氏请其时江南最高长官张国维作序，并列有复社魁首张溥之序，可知当日江南名宦及士绅亦皆赞同此政见。斯鉴定及作序者之姓名所以繁多若是之故欤？至印章中之“本衙”二字殆指松江府，或指卧子崇祯十三年庚辰所任绍兴司李之衙门，未敢断定，仍俟详考。

皇明经世文编卷首载有序九篇，茲择录最有关者于下。

方岳贡序云：

贡待罪守郡十有一年，政拙心长，劳轻过重，犹幸此乡多文雅之彥，若徐文学孚远，陈进士子龙，宋孝廉徵璧，皆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相与网罗往哲，捜抉巨文，取其关于军国、济于时用者，上自洪武，迄于今皇帝改元，辑为经世一编。文从其人，人从其代。览其规画，足以益才智；听其敷奏，足以壮忠怀；考其始终，足以识时变。非徒侈一代之鸿章，亦将以为明时之献纳云尔。襄西方岳贡禹父修父踢。

张国维序略云：

云间陈卧子同徐暗公宋尚木所集经世编成，郡守以其书示余。余读而叹曰：猗与旨哉，我国家治安三百年，列圣之所畴咨，诸臣之所竭思，大约可见于茲矣。今三君俱以通达淹茂之才，怀济世安邦之略，采遗文于二百七十年之间，襄盛事于数月之内，而郡守又能于政事之暇，兼统条贯，以扬厉厥事，故功相得而速成。后之君子其欲览观于斯者，岂非有不劳之获哉！余待罪江南，既嘉三君有当世之志，而又多太守能博尽英才之意，以布之天下，而既以卜诸贤异日之所树也。于是乎言。东阳张国维题。

张溥序略云：

余间诩同志，读书大事当分经史古今为四部。读经者辑儒家，读史者辨世代，读古者通典实，读今者专本朝。就性所近，分部而治，合数人之力治其一部，不出二十年其学必成。同志闻者咸是余说，而云徐暗公陈卧子宋尚木尤乐为之。天才英绝，闭关讨论，直欲以一人兼四部不难也。客年与余盱衡当代，思就国史，余谓贤者识大，宜先经济。三君子唯唯，遂大捜群集，采择典要，名经世文编，卷凡五百。伟哉是书，明兴以来未有也。今三子悠游林麓，天假以时，载笔之始又先以国家为端，他日继冻水者其在云间乎。社弟张溥题。

许誉卿序云：

予被放以來杜门寡交，卧子暗公尚木独时过从。卧子读书养气，其劲骨热肠亟当为时用。尚木与暗公诸子以旷世才闭户著述，究心千秋之业。予尝览斯篇，一代兵农礼乐刑政大端，赅是矣，而于忠佞是非之际尤凛凛致辨焉。以故言以人传者，重其人，亟录其文，言不以人废者，存其文，必斥其有。诸子泾渭在胸，邪正在目，其用意深，而取裁当，故足多也。以予所知，闽中黄石齐先生负重名，顷抗疏归来，直声震天下，而不能不心赏斯篇，闻已为之玄晏矣，予更何庸赘一词？予惟以诸子之志如此，他日出而以天下为己任，必可以副圣天子求贤图治之至意，洗士大夫经济阔疏之旧耻，则斯编固其嚆矢焉尔。同郡许誉卿题于南村草堂之遁阁。

徐孚远序略云：

余从陈宋二子之后，上承郡大夫先生之旨，收集明兴以来名贤文集与其奏疏凡数百家，其为书凡千余种，取其文之关乎国事者，凡得若干卷。他日有魏弱翁其者当国，省览此书，以为有稗盐梅之用，庶几因是推其由来，以渐窥高皇帝之渊微，或有弘益哉！或有弘益哉！华亭徐孚远暗公氏题于华隐堂。

陈子龙序云：

古者有记事之史，有记言之史。言之要者，大都见于记事之文矣。导发其端，使知所由。条晰其绪，使知所究，非言莫详。甚矣，事之有藉於言也。而况宗臣硕彥敷奏之章，论难之语，所谓訏謨远犹，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不为之裒缀，后之君子，何以考焉。此予与徐子宋子经世编所由辑也。明兴二百七十年，海内治平，驾周漂汉，贤才辈生，（陈忠裕全集贰陸经世编序“辈”作“萃”。）勋在竹帛，而遗文绪论，未有统汇，散于江海，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世无实学。夫金匮之藏，非远臣所知，然有纂修，莫不载在方册。永乐中命阁臣（杨）士奇等辑名臣奏议，盖前代綦备矣。昭代之文，至今阙焉。章奏贮诸省中，以待纂集，幸无蠧败，率割裂其义不足观。又古者大臣殁，或求其遗书，副在太史，今无有也。汉之武宣及隋唐之盛，遣使四出，悬金购书，今无有也。虽欲不散轶，安可得哉？故曰朝无良史。六季以前无论矣。唐宋以科举取士，而世家鼎族相望于朝，家集宗功藏之祖庙。今者贵仕多寒酸，公卿鲜贤胤，（陈集“胤”作“裔”。）至有给简册于爨婢，易缃素于市民者，即欲捜讨，交献微矣。故曰国无世家。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积此三患，故成书也难。夫孔子观于周，萧相收于秦，大率皆天下要书，以资世用者。嘉谟令典，通今者之柜鉴，谋国者之兵术也。失今不采集，更数十年，亡散益甚，后死者之责，其曷诿焉。予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时从父老谈名公伟人之迹，至于忘寝。及长，而北之燕赵之间，游京师，凡诸司之所掌，輶轩之所及，见其人，未尝不问，遇其书，未尝不藏。虽苦蹇陋多遗忘，然布诸载籍者概可见。庐居之暇，因相简辑。徐子宋子皆海内英俊，予所禀则以幸厥成者也。虽挂漏缺失，不敢当记言之义。使权家尚其谋，儒家守其典，史家广其事，或有取焉尔。或曰，昔汉东平王求太史公书，而大臣以为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地形险塞在焉，不宜赐诸侯王。今此书多议兵食，论形势，国之大计，何以示人？予曰不然。祖宗立国，规模宏远，先朝大臣学术醇正，非有匆横奇诡之论也。夫王业之深浅，观于人才之盛衰，我明既代有翊连辅世之臣，而主上旁求俊人，用人如江湖，则是编也岂惟益智，其以教忠哉！华亭陈子龙题。

宋徵璧凡例略云：

儒者幼而志学，长而博综，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末眩瞀，措置乖方，此盖浮文无衬无裨实用，泥古未能通今也。唐宋以来，如通典通考暨奏疏衍义诸书，允为切要，亦既繁多，乃本朝典故缺焉未陈。其藏之金匮石室者，闻见局促，曾未得睹记。所拜手而献、抵掌而陈者，若左右史所记，小生宿儒，又病于抄撮，不足揄扬盛美，网罗前后。此有志之士，所抚膺而叹也。徐子孚远，陈子子龙，因与徵璧取国朝名臣文集，撷其精英，勒成一书。如采木于山，探珠于渊，多者多取，少者少取。至本集所不载，而经国所必须者，又为旁采以助高深。共为文五百卷有奇，人数称是。志在征实，额曰经世云。

予辈志识固陋，鲜所取衷，幸高贤大良，一时云会，若李宝翁先生，李载翁先生，王依翁先生，吴雪翁先生，（寅恪案：李宝翁即李瑞和。嘉庆修松江府志肆贰名宦传叁李瑞和传略云：“李瑞和字宝弓，漳浦人。崇祯七年进士。授松江推官。在郡七年，征拜监察御史。”王依翁疑为王佐圣。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明教职栏载：“崇祯十年。王佐圣。教谕。长洲人。举人。”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柒人物壹肆明长洲王佐圣传略云：“王佐圣字克仲。举国壬子乡试。授青浦教谕。崇祯十四年选遵义知县。”并可参启祯野乘壹集玖王遵义佐圣传。又李载翁即李载阳，吴雪翁即吴雪因。均见原书所列“鉴定名公姓氏”。事迹多未能知，仍俟详考。）皆具良史之才，宦游吾土，士绅咸奉规范。此编出入共禀鉴裁，遭逢之盛，良为侈矣。

郡公禹翁方师素抱安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