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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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蠡幔扇〕德终健⑽Чァ舸虻劝旆ǎ锤从枰匀馓搴途竦恼勰ァ�1947年6月之后，竟然仿照封建时代给囚犯刺字的做法，采用灭绝人性的“刺字刑”，给释放官兵臂部针刺上反共反人民的字样。他以为用这样卑劣的办法，就能够断绝向共产党向人民归顺的道路，迫使这些人永远受他的驱使，为他卖命终生。有一个上士班长，在额部明显位置刺了“誓死剿灭共匪”六字，受到阎锡山的特别嘉奖，奖给法币300万元，并赐予“忠贞先锋”称号；而在上党战役中被俘的一个中将炮兵司令，在大臂上刺了“雪耻”二字，受到严厉责难，迫不得已又在小臂上刺了“灭共”二字，才被释放出团。一个炮兵团长，被人密报在被俘期间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的话，立即被“特警处”拷打审讯后秘密活埋；还有的被刺刀刺死，被注射毒针毒死。阎锡山居然将这些罪行称作是“大慈大悲的教育，抹上红红擦红红的政治教育”。经过上述迫害和折磨后，这些释放官兵，还被组成所谓“奋斗雪耻团”，再次送到前线充当炮灰。阎锡山的做法，可谓丧心病狂而坏事做绝。
在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迫害方面，阎锡山也设计出了一套办法。他制定所谓《动员戡乱复兴工作纲领》，提出要建立“铁村”，完成“铁政”，展开了乱打乱杀的“三自传训”运动。“三自”包括“自清”、“自卫”、“自治”。所谓“自清”，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动手肃清“伪装分子”，即对阎锡山的统治不满，同情和倾向共产党的民众；“自卫”，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共产党；“自治”，就是要达到处处、村村都加强他的反动统治的目的。晋绥军有一名团长名叫赵俊义，按照“三自”，制定了一套所谓“肃伪办法”。把驻区内的民众集中起来，先进行“自清”，让人们坦白或相互揭发是否共产党，是否给八路军办过事。“彻底坦白”的人算是“转生”，对“不自白”或“嫌疑大”的人，就分别进行斗争直到随意杀死。“自清”之后，将青壮年编成自卫队，经过训练，发给枪支，实行“自卫”；“自卫”之下，“秩序”和“治安”较好的村庄就实行“兵农合一”，让群众领取份地进行生产，就算是实现了“自治”。赵俊义按此方法，恣意迫害、残杀革命群众和无辜百姓，仅在寿阳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小县，便杀了600余人。或乱棍打死，或刀砍、枪毙、草刀铡，或活埋、水淹，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而阎锡山却认为这是对付共产党的有效办法，并亲自命名为“俊义奋斗法”，将赵俊义擢升为副师长，以示表彰。“三自传训”的办法推广开后，强迫县、区、村的干部进行“自白转生”，“自白自己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自白之后，如被揭发为“不彻底”，就被大会斗争，当场乱棍打死。在阎锡山统治所及的地区，特别是太原附近的晋中地区，到处发生乱棍打死所谓“伪装分子”的惨剧。根据阎锡山的省政府1947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推行“三自传训”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在晋中各县遭受毒打和被杀害的民众，达到八、九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和杀害的就有三千余人。平遥县一夜打死700余人，介休县打死180余人，太谷县200余人，榆次县打死540余人，阳曲县300余人，清源县300余人，文水县200余人，晋源县打死100余人，祁县110余人，交城县86人，徐沟县68人，孝义县62人，汾阳县总共打死400余人，而一天之内，就乱棍打死180余人。太原城内一个澡塘里的青年工人李某，受不了被迫进行军训的劳苦，说了句“共产党进来怕什么”，便立即被捆起来用乱棍活活打死。在阎锡山直接指使下，阎军和特务机关犯下的这种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暴行，甚至比日本侵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阎锡山同样将这些残害民众的办法赞美为“大慈大悲”，说什么：“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见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 1947年1月12日，得到叛徒的告密，驻文水县的晋绥军和当地反动武装，包围了云周西村。年仅16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刘胡兰和地下交通员石三槐等人，不幸被捕。阎军头目强迫他们“自白”，刘胡兰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坦然躺在铡刀下，光荣牺牲。她的大无畏英雄气慨和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崇高气节，使一切反动派胆战心惊。毛泽东亲笔题词赞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政治上强化控制的同时，阎锡山还搞了不少名堂，从经济上加强控制和搜括，以满足他扩大军队的需要，巩固其政治统治的基础。一是强化“兵农合一”政策，强行组织所谓“兵农小组”，以六人为一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五人领份地耕种当国民兵。国民兵出优待粮、棉，一部分供给常备兵，一部分优待其家属。在营的士兵不发饷，把扩军的负担完全转稼到民众头上。仅1946年上半年，通过这种“编组”办法，就拼凑起常备兵二万多人。阎对这套做法，很是自我欣赏，洋洋自得，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今天的兵农合一，就是现代的井田。”二是实行“平民经济”，为发展官僚资本，恣意抢掠民众财产，将国计民生紧紧控制在手中。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进入城市，借机大发接收财，投机商推波助澜，造成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到1946年底，全国通货膨胀，物价比战前增加2900多倍。上海物价涨至8000多倍，而山西更厉害，太原物价高于上海，达到了全国的最高峰。阎锡山看到这种局面，也甚为惊慌，认为：“自乱因素不除，本身就有瓦解危险。”于是提出“简化生活，保护生活，分配工作，配给产物”的四项原则，管制物价，特别是管制生活必需品。随即严厉实行粮食、面粉、布匹、食盐等四种生活必需品的经营管制，禁止“非商人”插手买卖，禁止囤积居奇，禁止滥抬物价，禁止买卖空盘。之后又成立了“平民经济”办事处，管制物资的输出输入，实行统一采购，统一定价，统一批发，将大利都揽到了他的“公营”商号中。在“限制过分利得”的招牌下，对发放高利贷得利的，从每千元日息中抽取一元“归公”，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了高利贷，最终将负担转到了普通民众身上。
节节败退 只身逃出太原
不甘心失败的阎锡山，还企图扭转战局。1947年元旦，他连续发表三篇文告，吹嘘将此年定为“复兴年”。晋绥军再次与胡宗南的中央军配合，调兵遣将，妄图收复晋西。人民解放军太岳军区和吕梁军区则集中兵力，挥戈东向，向着晋绥军兵力薄弱的地带进攻，迅速攻克孝义，并逼近汾阳城下。孝义失守，就意味着阎锡山在太原周围的晋中地区的防线被打开一个缺口。阎锡山得到败兵的报告，十分恐慌，连夜从太原赶赴平遥，亲自坐镇督战调集大量援兵，企图收回孝义，解除汾阳之围，把行将溃决的防线稳住。解放军发起汾孝战役，仅仅11天，就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消灭了11万余人。
1947年3月之后，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遭到彻底失败，被迫改为重点进攻。为了配合陕北解放区的作战，解放军太岳、晋绥军区在山西战场上连续发动晋南、乡宁、正太、运城等几个战役，歼灭了晋绥军大批有生力量，晋南重镇运城被解放，临汾成为一座孤城。正太线沿线300多里被解放军控制，太行、冀晋两解放区也连成了一片。阎锡山被打得目瞪口呆，除了大骂部下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妙招。1947年不仅没有成为他的复兴年，反倒成为他走向最后末日的转折年。
1948年2月，解放军发起了临汾战役。在山西全省的地图上，南边的临汾，北边的大同，是省城太原的南北屏障，也是山西境内南北两翼的中心。经过多年经营，临汾城周围建立起了坚固的工事，城墙又建筑在一个大土丘上，易守难攻。激战展开后，连蒋介石也惊慌失措，忙给阎锡山打气，宣称要“决心保卫临汾”，请美国陈纳德的飞行队派飞机助战，阎锡山则连续给驻防军司令梁培璜打电报，声称保卫临汾就是保卫太原，恶恨恨地令他“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只能死守到底。梁培璜表示要与临汾“共存亡”，并在自己的床下堆了柴草，备好了汽油，显示与临汾共存亡的决心，同时就给部下下达了所谓“八杀”令：奉令进攻延迟者杀；奉令赴援延迟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代行职务者杀。除了用一个“杀”字逼迫部下卖命之外，这位司令没有其它命令可发，充分暴露了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已经陷入完全绝望的状态。而最后的结果又极具讽刺意味：临汾城被攻破之时，这位晋绥军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并没有杀身成仁的勇气，而是乖乖地举手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临汾解放后，阎锡山失去了晋南，吕梁、太岳解放区连成一片。至此，山西全省只有北边的大同一座孤城，太原及太原附近的晋中地区若干县还在阎锡山的控制之下，阎锡山的统治岌岌可危了。
面对一连串失败，阎锡山倒也还有点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成功地运用了运动战，“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从未实现的兵法，实现在他的军队中。”而自己的军队，“有飞机，有大炮，占了这飞机大炮的光，学下个守；受了飞机大炮的害，没有学下个跑。”结果是落下两条死路：分散开叫人打死，集结起来自己饿死。不能说他的这些总结没有道理，但他不可能懂得，与人民为敌，与历史潮流对抗，即便学会跑也还是个死。
解放军在解放临汾后，稍作休整，就挥师北上，准备与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晋中决战。6月18日，晋中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总兵力6万多人，而阎锡山方面包括地方团队总兵力在10万以上。在徐向前指挥下，解放军连战连捷，消灭了阎锡山的王牌军“亲训师”，击溃了晋绥军主力赵承绶的野战军，赵本人也当了俘虏。历时一个多月的晋中战役结束，阎锡山的10万大军被消灭，31名高级将领被击毙或俘获，晋中14座县城被解放。太原成为一座孤城，阎的主力丧失殆尽。他所能控制的区域，只有南北约60公里，东西约50公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了。
太原是华北军事战略要地，东临地形复杂的罕山，城西有汾河作为天然屏障，河西20公里处又是山地。这种地形，决定了太原易守难攻。阎锡山从开始统治山西起，就利用城周围的有利地势，不断构筑和加强城防工事。抗战胜利返回太原后，更是大修碉堡，并自命为“碉堡战法”。太原有当时堪称强大的兵工厂，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充裕。为了建筑碉堡和城防工事，所产出的建材，没有阎锡山的亲自批准，一律不准用于其它。在修碉堡的问题上，阎锡山确实费了不少心血。他认为：“共产党凭的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弹，共产党就没有办法。”宣称要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战例，采用比要塞还高出一筹的碉堡政策。他亲自绞尽脑汁设计碉堡，坐在家里，一边苦苦思索，一边用手中的小文明棍在地上画来画去，画成一种图形，立即命令待从参谋，根据图形画出图纸，迅速照图样构筑起实物，叫部队派人参观并照样构筑。还秘密命令各级指挥官，一俟战斗打响，就将碉堡的门从外边锁上，让守碉堡的士兵无法逃跑，美其名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太原周围30里以内要修筑一万个碉堡。到解放太原前夕，城周围的百里防线上，实际共修筑起大小碉堡5600多个，有的碉堡由厚达一米的钢筋水泥筑成，极其坚固。对于阎锡山大力修筑碉堡的用意，王靖国曾在“铁军”内部的会议上，有过画龙点睛式的说明，他说：“会长”的用意，是以政治作用为中心，军事还是其次。他是要大张旗鼓，遍地筑起坚固的碉堡，让共产党知道咱们有充分准备，进攻不易。共产党向来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知道要吃亏，他就不来了。这是“会长”的一个政治手段，人家一辈子就会耍这个手段，十拿九准。咱们听“会长”的保险没错。”一位美国记者看过太原的碉堡后，曾经发表感想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阎锡山自己更是大吹大擂，声称其碉堡工事“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其枪炮弹药，“有杀伤一千五百万敌人的火力”。阎锡山还对部下表白他的决心说：“共产党与我们是誓不两立，是我们真正的死敌，我决心与太原共存亡。不要说我活着不与共产党人见面，就是死后，连骨灰也不留给他。做一个人一定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决不能叫共产党捆着手脚打。”其实，这说明，他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面上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而他心里明白，晋中战役后，晋绥军的战斗力已经基本丧失，要保住太原，十分困难。为摆脱困境，他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阎之间，虽然勾心斗角几十年，但蒋介石出于保住太原有利于华北大局的考虑，于1948年8月中旬，亲自飞到太原，与阎锡山当面协商太原防务问题，并允诺立即调兵增援。不几天后，黄樵松的第30师从西安空运到太原，随后又将榆林的83旅调到太原。美国空军飞行队陈纳德也予以空中支援。得到这些援助，阎锡山的腰板又感觉硬了起来。他提出所谓“总体战”的方针，成立“总体行动委员会”，把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调动，并制定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强迫太原民众组成参战队和助战队，将太原变成“战斗城”。提出“毁家才能保家”的口号，进一步搜括民脂民膏，频繁举行募捐劳军活动，大量拆毁民房，将高一点的民居都改筑成炮楼和据点。还把各机关的公务员和学校的学生，编成“公务员师”，强迫进行训练，担任城防和特别勤务。
阎锡山虽然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所有这些办法，都已不可能扭转大势。解放军先是对太原进行外围战，打掉了他的两个多师，并进占了武宿飞机场，突破了太原的第一道防线。10月以后，又攻下了太原东山的四大要塞。
这时，从西安空运来的中央军30师（到太原后，为与阎锡山徒有虚名的大规格番号相一致，改称为30军）师长黄樵松萌生了起义的想法。黄原属西北军，西安事变时，就接受进步思想影响，抗战胜利后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做法深为不满。来到太原后，见太原一片凄凉，已经陷入绝境，自知打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而他的西北军旧友、已经在邯郸起义的高树勋又给他写信，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黄樵松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举行起义，派人出城与解放军秘密联络。解放军方面表示欢迎，并立即派华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将军与其代表商谈起义具体办法。起义计划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11月初，黄与其部下商谈起义事项，不料其部下师长戴炳南口是心非，当面表示拥护，却趁到前线之机，跑到太原绥靖公署告密。阎锡山听到告密，吓得脸色苍白，手脚发抖，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忙调动部队，布置防范，并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请黄樵松参加。黄没有想到部下会出卖他，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接到通知，就往太原绥靖公署出席会议，结果不幸被捕。正在他的部队做联络工作的解放军第8纵队参谋长晋夫等人也被捕。之后，黄、晋都被押送到南京，在国民党军人监狱中壮烈牺牲。
起义失败的这一段插曲，暂时救了阎锡山的命。而此时解放军在东北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大批部队正开进关内，准备会战京津地区。为防止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下决心突围南逃，中共中央军委对太原前线发出暂缓攻击的命令，要求“再打一二星期，将外围据点再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南北两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1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太原前线进入为期五个月的围困阶段。
解放军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阵前喊话，散发宣传品，针对性强，又都是实话，对晋绥军官兵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如快板《东山解放后的太原形势》这样说：
太原城东是大山，汾河往西还是山，太原好象饭碗底，孤孤摆在汾河滩。阎锡山，自己讲，太原形势像人像：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石咀子和风梁阁，好比双眼高又亮；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市内是五脏；四大要塞是屏障，牛驼寨，是生命。
阎匪自己画的像，已被扯破多半张：两手干脆被打断，两腿胳膊受了伤；两只眼睛早剜掉，脑袋已经离肩膀；大炮架在山头上，炮弹打在内五脏；阎匪饥饿又恐慌，等着破肚来开膛。
解放军的团团围困，饥寒交迫的难挨日月，毫无出路的绝望情绪，推动着晋绥军官兵纷纷投降。由单独行动，逐步发展到整班整排甚至整营。到了这种时候，阎锡山再有欺骗和控制的办法，使用起来也不灵了。围困期间，晋绥军官兵先后有12000多人主动投诚，使阎锡山眼睁睁地损失了一个整编师。
太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阎锡山预感到太原要失守，在作困兽之斗的同时，加紧【“文】搜括和转【“人】移财富，为最【“书】后的逃亡【“屋】做准备。此时，他那善于投机取利的才能又得以发挥。为了转移资金，以支持中央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名，从山西各营业单位提出黄金一万两，派飞机运往南京，兑换成金圆券，准备发一笔财。但后来兑值跌落，他不肯吃亏，又要求退还黄金。蒋介石岂肯将到手的黄金再吐出来，于是批准换给外汇，但此外汇必须向指定国购买面粉。不得已，山西这一万两黄金就变成了4000吨面粉。面粉运不回来，只好存在上海，希望价格上涨时抛出去再赚一笔。到上海也不安全了，阎锡山命人将面粉仓皇拍卖，携巨款逃到了台湾。1948年年末，阎锡山又命令省内外的大量官办工商业结束业务，将货物折款转移到上海，时值黄金四万五千两之多。除了现成财产的掠取，阎锡山还趁机大吃空额，克扣粮饷，大发“国难”财。南京政府发给的粮饷，按20万人的编制领取，而实际人数还不到10万。从南京领到的粮食，除不足一半空运到太原外，其余留在了上海、汉口、青岛等地，折款到手，月得黄金五千余两。仅此一项，按起、止十个月计，阎锡山即得黄金五万余两。其它军服布匹棉花，莫不如此处置，又得黄金合计一万五千余两。真可谓心刁手黑，生财有术。
1948年12月，阎锡山亲自飞到南京，向蒋介石诉苦说：“太原被围已届三月，粮弹补给已感极度困难。”然而，这时的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没有余力顾及太原了。阎锡山冒着危险，辛辛苦苦跑了一趟，也没有求来什么援助，只好把军政官员和部队的裤带勒得更紧。至于民众，更是陷入了惨不忍睹的境地。阎锡山一筹莫展，每日里焦躁不已，也顾不得再装什么虚假面孔遮遮掩掩了，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到了扶乩打卦的巫婆神汉身上。从求得的“好”卦象或“吉祥”乩辞中得到点滴安慰，更重要的是用这些名堂来欺骗和安定人心。
1949年1月，在南京的贾景德奉蒋介石的命令，给阎锡山发来一个指示性质的电报，称：“一、就大局看，太原绝难长久支持，请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指挥西北各处重责。干部由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军队尽量西撤。由胡宗南派遣精锐，从离石军渡到太原的公路，打开一条走廊，另由陈纳德的飞虎队，抽战斗机100架次掩护西撤；二、共产党对太原兵工厂很重视，放弃太原的时候，一定要把兵工厂破坏。”应当说，蒋介石的这个意见，是从大局出发，对阎锡山还是一片爱护之情。但阎锡山不同意，他要死守太原。明知没有出路，为何主张死守？因为阎锡山的政治生命，是与山西紧密相连的。离开山西，他就成了无根之草。未到最后关头，他还要拼命再赌一把。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因傅作义原是晋绥将军，这一事件在山西就引起特别大的震动。阎的一位亲信曾这样说：“会长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共产党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但这种步傅作义后尘，求和平解放的进言，都被阎锡山“把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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