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８锩趁焕矗估戳诵矶嗫慈饶值拿裰冢蠹蚁窨春镆谎醋怕泶罄弦泶罄弦芯跤械悴蛔栽诹恕锩掣就苏飧龅胤剑桓鲆膊焕矗比霍纠弦簿兔挥辛俗陨钡慕杩凇Ｒ灿邢⑺担涫凳怯腥讼肜瓷彼模焕棺。凳遣桓帷８驹蚴牵桓霭床焓寡妹牛磺裁挥斜锩耍Φ氖潞芏啵挥腥舜蛩闹饕狻Ｆ涫担纠弦粽娴囊陨保唤筇媚檬智钩遄约耗源咕褪牵堑玫雀锩忱戳嗽偎担得餍睦锟季陀械闱印５人赖墓Ψ蛞怀ぃ儆芯鲂牡娜艘不岫 Ｕ馐焙颍拇罄掀旁诤筇茫惶瞎愿啦恍碜撸幻骼锞停奔湟怀ぃ筒蛔×耍炻柿熘谛℃创筇锰娇础＜瞎砼遥槐菊匾桓鋈松底谝巫由希唤迫皇ΑＳ谑牵谄拍镆挥刀希阳纠弦盗顺鋈ァ１咦撸弦灌止荆趺绰业巢焕茨兀坷掀拧⑿℃疾豢希辰诳隙幌妨恕ｔ纠弦丶一簧媳惴霞倚『拖溉恚锍隽顺恰Ｇ迥├飞衔ㄒ豢赡艿难辰谑录＃驼庋胪径稀Ｒ桓鱿冉湫停驼庋诟锩车暮鍪雍退钠捩鸷逑拢谟小�
没汉人殉节，成了后来《清史稿》的修撰者的一个严重的缺憾。众所周知，这些修史的遗老，自赵尔巽以下，都是汉人，也都是清朝的热爱者，自己所爱的朝代没有殉节者，事关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在《清史稿》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殉节的事迹。事迹的当事人姓胡名国瑞，以举人大挑，到云南做官。但革命发生时，他并没有官职，滞留云南未归。《清史稿》的传里，修史者让他发表了一番无人殉节的愤慨，然后跳井自杀，被人发现时，他的背上有遗书，言：“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但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这个投井的好汉，究竟是怎样把字写到自家背上的。一个个守土有责的大员，能溜都溜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跳井自杀。这样的先进事迹，从来都比较可疑。没准此公是穷困潦倒，没人理才死的，正好赶上鼎革之变，顺便造个由头报上去，也是好事者们常做的好事。不管怎样，就算他真的是为清殉节，死的光荣，其实也挽回不了众多不肯死节的清政府官员的脸面，毕竟，所有的人，包括《清史稿》的总撰赵尔巽，也都没动过死的念头，实在不行，只想到走。在王朝的最后时刻，小皇帝和隆裕太后身边，连个上朝的人都没了。王朝末世，悲凉莫过如此。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袭，传统道德有点绷不住了。也可以说是革命党人多年的排满民族主义宣传，多少还是起了点作用。其实，在一个多年流行进化论的上层社会里，若要全身心地抵抗一场接受西方最先进制度的革命，多少都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很小，而且又在新政期间犯下过于不得人心的大错之际，作为汉臣，想这样做就更加困难。更何况，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原本改朝换代，能决心死节就少，有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趋新的时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义，比如曾、左、李辈的后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可真叫愚了。坚持“愚者终不失为愚”的人，当初怎么能做上官呢？清朝的遗老遗少多了起来，其实是在民国成立，事没办好之后。一些人感觉，相比之下，觉得新制度下的国家，反而不如旧朝，而且不管矜持与否，在民国也得不到重用，想卖也卖不出价去。所以，一个个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热讽，牢骚满腹。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这么值得宝贝的王朝？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里就，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惟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由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做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鱼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鱼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学生：学堂不能碰】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学堂，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由于学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东西，教材要引进，教师也得用留学生，所以，就给了革命党人以可乘之机。不仅声光化电要洋学问，体操也得找留学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学校混出来的人，不见得都是革命党，但有“异端”思想的人，却也不少。这些人也不见得懂西学，但既然在日本混过，一两套新式体操，或者军操，还是可以对付的。加上体育课是个新玩意，国内的人怎么看着都新鲜，于是，很多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都是留学生，其中相当比例的人，有革命党的嫌疑。再加上还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当地官僚或者乡绅的信任，被委派为学堂的监督（校长）。于是，很多地方的学堂，就成了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机缘凑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在任何时代，学校都是思想比较活跃，异端容易发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新学堂的历史虽然并不长，真正大规模办学不过几年时间，但学堂里依然躁动着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场所。而且，学堂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这里活动，相当保险。传统上，学堂是清正之地，跟圣人有关系，政府方面的大兵，一般不敢轻易进来。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里，讲过一个辛亥前发生广东紫金县的故事。一个广州来的学生，只身来到人地两生的紫金，因没有辫子，遭到巡防营的追捕。他逃进当地学堂，被主管学堂的士绅没有根据地就保护了起来，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学生。结果，不仅巡防营的士兵不能进学堂搜捕，还被士绅讹为进学堂抢劫，开列了失物清单要求赔偿。最后，还是知县出来请客调解，才算完事。
当年，在山西运城，由于出产盐，是个富裕的地方，省政府专有河东道派驻此地。凡是富裕的地方，新政都办得不错，因此，运城居然有个女子学堂。这个女子学堂，在辛亥年主持者是老革命党人景梅九的夫人，因此也成了当地革命党人的据点，革命党人总在里面开会，学堂甚至藏有枪械。进进出出的闲杂人等一多，加上革命的人多半活动不知收敛，时间一长，难免不透出消息来，终于，当地的道台大人听闻一些消息，派兵前来搜查了。大兵临门，没有硬闯，敲门让校长出来，说他们听说里面有革命党，奉命前来搜查。偏巧这个时候，学堂里面真的就有不少革命党，被堵了门，有人都准备抄家伙拼了。危机关头，景夫人出来，面不改色，对前来的士兵大声呵斥，断然否认指控，连唬带吓，连声骂士兵野蛮，摧残教育，说是这样要亡国的。还一口一声说士兵的到来，败坏了学堂的清誉。骂得这些士兵面面相觑，最后居然说，算了，我们回禀大人，说人家不让搜。不让搜，也就不搜了。
不仅如此，在辛亥革命进行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广东阳江县的巡防营不肯屈服，跟起义的革命党人打了起来，最后把革命党堵在当地学堂。在交战当口，由于发现学堂里还有师生，双方居然自动停战，把学堂里的学生和老师放出来，撤到安全地带，然后再打。
中国的新式学堂，不是清末新政的时候才有的。鸦片战争后不久，教禁开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新教的教士，一站住脚，就开始办学堂。新学堂在新政废科举之后，成为了科举的替代，堂而皇之如雨后春笋一般地遍地开花。在人们眼里，跟原来就有的官学，发生了严重的混淆。一时间，似乎小学生就是秀才，中学生就是举人，大学生就是进士。但是，在实际上，新式的教育，跟旧时的科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堂里学的，圣贤之书只占一小部分，余下的，都是西方的学问。因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免要渗透进来。更要紧的是，新式的学堂，出口不像科举时代的官学一样，是科举，学生的目的是进入仕途，即使进不去，也可以附在官方的体系中讨生活。而学堂的学生众多，出口是社会，但当时的社会，又没有能力容纳。学生的对官方体系的依附，在新式教育中，已经大体瓦解，容易离经叛道。可是，由于转型不久，社会上对于学堂，却依旧有着旧时官学的认识。认为那是清要之地，读书人的所在。别说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的大兵，就是官员，到了学堂，也得把身段放低。旧时的官学，就跟孔庙一样，有牌坊，有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轿。新式的学堂门口虽然没有这样的下马石，但人们心里却有。所以，要大兵们进学堂搜查，他们自己的心理就有障碍。
社会对学堂的尊重，对于一个靠兴学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然是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国家才能兴盛。但是，转型时期的新式教育，跟其他的新事物改革一样，都有两面性，属于双刃剑。因为凡是新的事物，都含有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国家政策出了大乱子，而且没有纠错机制，那么，新事物内部蕴含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冒出来，成为摧毁体系的炸弹。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过去几千年，战争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男人抢夺的对象。浪漫的，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不那么浪漫的，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则聪明地提议“和亲”，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先把女人献上。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说，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无非是争夺交配权。细想想，还真不好反驳。
不过，女性在某些场合下，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变成战士。中国有花木兰，西方有圣女贞德。只是，贞德实有其人，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这样的传说，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愈出愈奇。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强，从佘太君到穆桂英，最后，杨家的男人死光了，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当这样的戏，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中西之间，文化上的误会，实在是太多。
其实，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中国的战争，一般来说，比西方还要彻底地排斥女性。中国人不懂浪漫，但对争夺子女玉帛，却更加在意。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只是，这种幽默，还有一点附加作用，就是鼓舞士气——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的，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
这样的战争激励，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后，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这回用上了。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都有女子北伐队，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从留下了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队，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全身披挂，长短枪，身上挂上炸弹，威风凛凛。这样的照片，在当年的报纸上，估计都在显著的位置。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都十分重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巾帼英雄，个个戎装，精神得很。一些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员，即使按今天的眼光，也相当漂亮，比如杭州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佩贞，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警音，均堪称美女。所以，后来沈警音嫁给了上海军政府首脑之一的黄郛，以后夫唱妇随，好不风光。而沈佩贞，则闹出了无数的风流与非风流的韵事。
不消说，连男人组成的几十万革命党的北伐军，都没有北伐的可能。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多半不会总是祈求袁世凯反正的，一口一声说，只要袁世凯一反正，就把大总统让给他。女子北伐敢死队，无论照片上每人炸弹挂了多少颗，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况且，除了广东女子北伐队的成员，有的人是真正的天足之外，其他地方的女子敢死队成员，都是女学生，大多为解放脚，即缠足之后，再放开的，这样的脚，行军打仗估计都没戏。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多数的只是摆样子耸动视听的。她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热点。既然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清朝翘辫子之后，也就消于无形。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很抢手，大都嫁了人，做贤妻良母去也。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青灯黄卷，打发了一生。只有极少数的豪杰，一直不肯消停，把女权真的当了回事，总是在做敢死队状。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为了迁就众多裹进来的小党，在党纲上对男女平权，只字不提。昔日的女子敢死队长沈佩贞和唐群英，打上门去。国民党实际的主持人宋教仁，吃了耳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才勉强摆平。大约是看在孙中山是个帅哥的面上，女英雄的拳脚没有施展。但是，当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看门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时的国会选举，女子没有选举权，所以，两位敢死队队长再次打上门去，看门人出来拦挡，吃了两位的解放脚，又不敢回脚，只好自认晦气。
再后来，漂亮的沈佩贞，虽然凶悍如故，却传出了许多绯闻，而且都是大个的，事关黎元洪和袁世凯，一个副总统，一个总统。据说她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总统门生。其实，这种事不算什么，既然革命党的大男人都跟袁世凯妥协了，做官的做官，做议员的做议员，一个小女子名女子，跟袁氏套套关系，也无可厚非。况且，人长的漂亮，又不拘小节，自然会被报纸盯上，就像此前做敢死队队长时一样。不止沈佩贞，唐群英也不能幸免，没有绯闻，则有负面消息。只是，当初盯她们，发出来的都是正面歌颂，现在被盯，尽是负面报道。于是，两位女英雄，先后大打出手，带领一群女豪杰，把人家报馆给砸了。幸好，这个时候，当年身上挂的炸弹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出人命。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传、店、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