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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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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过日子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不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少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的盐城，现在是因做过新建的新四军军部而闻名，属于第二层次的革命老区，当下已经变成苏北明星级的中等城市。但是在清朝末期，这个小城市，既不当要冲，也不怎么富裕，藉藉无名，所以，革命到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它。本地没有革命党，外面的革命党也不屑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还在顽抗，两边都没有心情管一管盐城，一任其自生自灭，自求多福。
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不管，不等于所有人都不管，打盐城主意的人，还是有的。革命来了，天下大乱，对于当地，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人管了。凡是这种时候，就会有人趁机弄点事出来，浑水摸鱼。当时，当地没有正规军，只有三个缉私营，驻扎在城外，一个水师营，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步兵四营人数最多，枪械也比较好一点，其他两营，均唯其管带马首是瞻。这种缉私营，多半由绿营改编，旧军队积习很重，兵员世袭，世代为兵，与社会隔绝。一有战事，作战无心，抢劫有份。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等于发财的机会来了。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当地的绅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筹发以前的欠饷，二是从此以后发双饷，理由是世道太乱，他们维持地方治安比较辛苦。当然，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苦就苦一点了，只是他们没准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下了。这样的威胁，傻子都知道是啥意思。
原本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在这乱世，成了威胁地方安全的定时炸弹，说炸就炸，引信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不给贿赂，人家就要进城开抢。怎么办？什么法子没有，盐城的绅商们只好答应。盐城虽然也算一个小商埠，但却不富有，所需款项，只好由商会出面，向当地的裕宁官钱局借贷，不仅发了此前的欠饷，还按期给这三个缉私营的“匪兵”发双饷。平时还小心伺候，殷勤招待，不时地犒赏牛酒，以求稳住军心。
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了局。一方面，缉私营的胃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借贷数额越来越多，官钱局也快干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局势才能稳下来呢？一旦钱没有了，盐城的祸也就到了。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盐城绅商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謇，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
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儿来。他们找来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剃光了头，扮作革命党（其实革命党并不剃光头）。这时候，就用得着炸弹了。连夜着铁匠铺赶做了一些假炸弹，每个假革命党身上挂满炸弹，上街行走。放出话去，说是外面的革命党来了。接着开光复大会，各色人等上台演讲，煞有介事，演说革命，说的驴头不对马嘴，但这种荒僻的小地方，谁又能辨出真假？台上假革命党手搭在假炸弹上，四旁站立，一脸杀气。大会之后，宣布成立新政府。一时间，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一场外来的革命已经在盐城发生了。不仅如此，新政府还从监狱里提出来两个据说不老实的囚犯，当场处决，杀鸡给猴看。还成立了民团，巡防城区，当然，领头的，必须光头而且挂上炸弹。
显然，这一场革命戏，是专门演给缉私营看的。缉私营敢于讹诈盐城绅商，但对于革命党却不明里就。他们原本就是半警半军的地方部队，由绿营改编而成，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唬人有余，真打则没戏。听说革命党进了城，而且还有炸弹（当时，炸弹就是革命党的标志）。关于炸弹威力的传说，他们也略知一二，就更是害怕。虽说还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毕竟没听说过外面的人进来。但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银子也不敢要了。
假革命的空城计这样唱了一阵，眼看要露馅了，在这时候，也许是出于扩张势力的需要，坐镇扬州的徐宝山亲自带兵来了，呼啦啦，收缴了缉私营的武器，士兵遣散，把个为首的管带带走审讯，盐城的威胁，彻底消失。憋了好久一心打算发国难财的缉私营，最终也没有用武之地。假革命也就以假做真，做起了新政府。所有的头面人物，官照做，一切如旧。唯一的变化，就是原属淮安府的盐城，暂时归了扬州，变成扬州一块飞地。
辛亥革命各地的独立光复，盐城属于独特的一种类型。虽然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一些地方对于革命的真实态度。这些没有革命党渗透，也没有经过革命宣传影响的地方，对于革命，其实是有抵触的。但是，革命还是来了。最糟的是，清朝抛弃了他们，革命党却也不来。暂时的真空，给当地的兵匪提供了作乱的机会。当地绅商不知革命，也不喜革命，但为了应付这种无妄之灾，却还只能借助革命的假戏，唱一出空城计吓住觊觎者。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位于江苏北部的海州，即今天的连云港，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一方面，它是一个直隶州，直接归省管。但是它又位于江北的最北边，接壤山东，而清末习惯上，江北自成体系，居民风俗习惯，跟山东南部更接近。所以，它跟江北其他地方走得近，江北提督也能管得到它，而居民则跟山东来往密切，连说话都跟山东更接近。相反，江苏省府对它倒是不大管，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海州濒海，是个出盐的地方，盐业为其大宗出产。因为有了盐，相对于江北其他城市，要富裕得多。而盐业则地方官管不着，归在扬州的盐运使管，但出产在自己的地界的物产，地方多少能分润一点好处。由于被远隔在江北之北，海州的风气很不开通。苏南、苏中政治上的诸多热闹，海州都没有份。教育也相当落后，新政之前，科举就不发达，一个贡生，在这里就是老大了。新学堂倒是有，但没什么名气。上海的报纸，基本上辐射不到这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流传甚广的革命党宣传品，在这里，即使想看也看不到。
武昌起义爆发时，此地的军事力量有三股人马。一股是绿营，世袭为兵的一群老弱残兵，只有几条破烂洋枪，剩下的都是大刀长矛。还有就是知州的护营。按道理，一个小小的知州，没资格有护营，但是此地盐多钱多，知州可以借机自己招募私人武装，天高皇帝远远，也没人深究。清末最后几年，地方军政分隔的体制已经被打破，有钱的地方官，为了控制地方，剿灭匪盗，多半成立自己的护营，俗称“小队子”。护营的武器要好些，但没有人训练，战斗力也不成。唯一像样的是盐防营，这是一只归盐运使管的军队，专门抓私盐的，所以，不仅枪械精良而且能开枪打一打（因为私盐贩子多半有武器）。革命一来，民变蜂起，民间豪强拉起队伍，有的打着革命旗号，有的则没有。但大都没有大志，进攻州城，只是守着道路打劫，让海州的交通变得十分凶险。海州没有粮食出产，吃粮全靠进口，而盐也要外运，所以，交通受阻，对海州威胁很大。
暂时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已经独立的江北都督蒋雁行都给海州打电报，通报状况。海州知州见状只好召集当地绅商开会商议，海州要不要独立。可惜，这个地方的绅商，都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尽管知州已经暗示，自己也是汉人，但大家支支吾吾，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一位老贡生说了一句：“杀吾仇者吾君也”。然后发表一番演说，说现在海州最大的威胁是匪患，谁能把匪患给灭了，我们就跟谁。这样的“政治正确”而又功利主义的提议，有谁能不赞同呢。于是，大家应和。既然绅商们是这样的意见，那么恋栈不肯走路的知州一想，如果我能剿匪，不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吗？所以，会后他马上着手扩招自己的护营，积极联系绿营，准备剿匪，打通运盐的道路。
然而，知州和绅商们的一厢情愿，很快就落了空。他们忘记了，扬州的盐运使已经溜了，扬州方面，好久没了联系。手里有枪，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盐防营，兵员都是外来人，手里有枪，年纪轻轻的外来汉子，在无人管控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卧榻之旁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不仅城外的匪没剿成，装备精良的盐防营反而炸营反了，一天夜里，他们突然打进城来，打开监狱，放走囚犯，然后大抢一通，商铺、州衙一概没能幸免。知州新招的兵，也跟着起哄。护营和绿营，老实待在营里，既不敢出来起哄，也不敢出面制止。还好，乱兵只顾抢劫，倒不怎么伤害人命。抢完了，就一哄而散，回老家纳福去也。居然根本没有想到占领这个有盐有钱的摇钱树，慢慢享用。有意思的是，当乱兵进城之际，老百姓都传说，革命党来了。
不管真的假的，乱兵过后，革命党还真的来了。大约是知州发现，以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维持局面，于是向江北都督蒋雁行求援。这样的一座大商埠，一个大盐都，送上门来的肉岂有不吃的道理？就这样，江北都督派来了一营的新军。海州居民，此时总算明白了，前几天抢人的，不是革命党，真革命党现在才来。即便如此，绅商们一朝被蛇咬，还是战战兢兢的。列队欢迎的时候，推青年学生站在前排，自己躲在后面。他们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其实这些新军，也是那边兵变之后，重招来的，原来也有抢劫的前科。
不过，这些新军到来之后，没有抢劫，跟知州、知州的护营以及没有用的绿营，相安无事，大家咸与维新，一起走到共和。营长大人就任海州的民政长，拿到了最大那块蛋糕。
辛亥革命，沿海的都市与内地的城乡居民，反响大不一样。沿海都市的居民，大抵欢迎革命，但是，内地则不同。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没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镇江海关税务司根据他了解的江北情况向总署报告说，当地的中国人，不怕革命党也不怕清军，就怕趁火打劫的强盗。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辛亥各地光复，多有浑水摸鱼者，小地方被摸也就罢了，江北重镇扬州也被摸过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在清朝中叶之前，属于江南繁华胜地，南北盐商集聚地，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才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
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惟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导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黄帝纪年，后署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
至于说自己作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也没做过什么，顶多强迫民众剪辫子。孙天生奇怪的是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藩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革命党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石大米不得超过三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二百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盔白甲。白盔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娼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癞子、小癞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
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待见他。【wＷw。ＷＲsＨu。cＯm】
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Q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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