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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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远远超过它所属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其实际地位，跟它的行政单位，还是不相配，但没人会小觑它。当时，革命党对上海相当重视。几位知名人士，陶成章、李燮和与陈其美，都在上海谋划策动起义。

虽然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中人，在辛亥前就已经跟孙中山闹翻，但亲孙的陈其美和反孙的陶成章，以及居于中间立场的李燮和，在起义过程中，还能够合作，至少没有互相拆台。由于驻上海的新军多在吴淞，而且成员以湖南人居多，所以，李燮和作为湖南人，居间活动比较方便，新军拥护他的也比较多。但陈其美和陶成章则是帮会大佬，在上海青红帮中有很大势力。在攻打制造局的关键之战中，陈其美表现突出，玩命地往里冲，最后被抓，他自己挺身进入制造局，游说对方投降。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敢入虎穴的胆略，为他争了荣誉，很快，制造局总办就逃了。这个创立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是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军火工厂，拿下了这个大工厂，东南方面的革命军，至少在弹药方面，就无需愁了。这个大功劳虽说不尽能算在陈其美头上，但的确有他的份。因此，虽然攻打制造局的临时总司令是李燮和，但在此后的推举沪军都督的会上，一群青帮干将，拔手枪，拍桌子，硬是半强迫半民主地把陈其美推为都督。这么一来，光复会人士跟拥孙的陈其美及同党之间，矛盾一下子就尖锐起来。论革命的资历，李燮和与陶成章，都比陈其美老得多，加上李燮和手上掌握的武力又比较多，所以，很多拥李的人感到不平。陶成章以及他背后的江浙一带的洪帮势力，也忿忿不平。双方剑拔弩张，陈其美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由是，也种下了第二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根苗。

李燮和是个加入过同盟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这革命三会的元老，相对而言，性情比较平和。审时度势，不想跟陈其美起冲突。但拥戴他的新军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在吴淞另行立了一个军政府，让李做了吴淞都督。所以，事实上上海的光复，诞生了两个革命政府。

两个政府都需要掠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两者都在江苏境内，于是，手就伸向江苏。在太仓这个地方，就演出了一场掠地的争夺。太仓在清朝，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是直隶州太仓州，一个是镇洋县。州是虚的，县是实的。在沪军和吴淞军政府派人掠地之前，其实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已经宣布独立，电令所属州县，一律挂白旗独立。知州刚到任不及五日，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想做新朝的官，所以，痛快交割印信。知县是个老实人，但有些恋栈，接电后立刻挂起白旗，上书“奉宪独立”，意思是奉巡抚的旨意独立。这时候，吴淞军政府方面来了五十个军士，进城之后，拉开架势要打仗，进攻县署。当地人士出面，说是已经独立过了。但是，吴淞方面的革命士兵，对此不能满意，革命不仅要改换门庭，还要改换内容。于是就把当家的人换了，知县交出印信走人，当家的改了民政长。就在这个当口，沪军军政府也派了三十余人赶到。发现城里已经有了革命党，就声言是假的。吴淞方面的人当然不干，双方抄家伙要打。太仓人好事者，赶来看热闹的，不下二三百人。把打仗当戏看，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直到20年代之后，仗打得激烈了，子弹不长眼，观众才没有了。

当然，真要动家伙，一边人多，一边人少，原本气势汹汹的沪军人士，感觉底气不足。经过十分不愿意开仗的太仓士绅说和，双方终于发现大家都是自己人，同属革命同志，只是因为协调不好才有了误会。沪军方面承认吴淞方面选的行政人员，一场冲突化为无形。沪军退出，吴淞军留下二十人镇守。当然，这个结果，沪军心里窝火，人来的太少，如果多一点，结果就该是吴淞方面让步了。他们都忘记了，两下抢的，其实是程德全的地盘。

这样的掠地，各地都有一些。掠来掠去，掠得革命党更加不团结了。比较起来，陈其美势力扩张最快，在革命过程中举足轻重。陶成章终于被自己的革命同志暗杀在医院里，李燮和渐渐心灰意冷，最早退出政界，变成了商界大佬，跟二次革命后的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后来还稀里糊涂变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成为世人心目中主张复辟的反革命了。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宁波是浙江最大的商埠，鸦片战争第一批开放的五口，就有它的在内。宁波人善于经商，也是有名的。宁波帮在上海声威赫赫，手眼通天，在本土也干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城市，商人以及接近商人的士绅，是最有势力，也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每个大一点的家族，都会有人走仕途，有人学商业。走仕途的，退休之后，也进入商界。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跟其他地方一样，新旧军皆有。新军是一个协统带领的一个标，而旧军则是巡防营统领麾下的一千多人。也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一样，两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但是，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不同的是，两边对于革命或者保皇，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新军固然新，但旧军久居宁波这种开放的商埠，思想早就开化。他们互相较劲，往往出于彼此之间的意气。

但不管怎样，两支军队在城里怄气，甚至于拉出大炮，解开炮衣，相互对峙，总让市民感到不安。万一两军打起来，倒霉的当然是这所城市。这种时候，商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几个头面人物，总商会会长，纱厂总经理，做过翰林、兼着商会的公行先生的大绅士，以及教育会会长，自治会会长出来开会商议，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先有了自己的武装，才有底气。当即决定招募五百人，按城里城外八区，分设分团，每个分团设分团长一名，每分区两个小排，每排二十人。由一个留日学生，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做总团团长。民团的薪饷没问题，一上来就是高水平，跟新军一个等级，每月八元，比巡防营高一倍。只是仓促之间，武器有点麻烦。政府武器库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枪械，最多的是当年打长毛时用的第一代洋枪火绳枪，显然不能拿出来现眼。于是只划拉了几十杆后膛快抢，权做训练之用。另为团总配了一匹高头大马，另外找了四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给团总做保镖，一人一把大刀，刀把上长长的红缨子，进来出去地跟着。然后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枪，还从巡防营那里借了一些枪弹。巡防营统领虽然跟新军较着劲，但心里发虚，其实并不真的乐意打仗，见绅商出面跟他联络，十分高兴，乐见民团成气候——三足鼎立，架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其实，在联络巡防营的同时，商人们也没忘了联系新军，大家都没有太多政治理想，加上乱世里，各自的统属系统都不管事了，薪饷都要指望着商人。于是，新军旧军，在商人的说和下，咸与维新。当地最大的地方官，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乎也。没了政府，民团当家，民团在团总的带领下，每天巡行街巷，团总骑着马，四条大汉四把大刀随行。然后旗帜，军乐队，服装齐整，浩浩荡荡，比新军还鲜亮，军威雄壮，警察和原有的商团也加入，每天沿城转一圈。据说，吓得连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民团和商团这样的阵势，市民吃了定心丸，所有的店铺都照常开门营业。接下来，宁波人，无论军民商学，开始筹备新政府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新军的协统被推举为宁波军分政府都督，巡防营的统领成了副都督，底下做事的各个部长，都由商人和士绅担任。实际上，宁波的家，还是昔日绅商在当。一切的一切，几乎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民团商团、新军、巡防营，加上各界代表，齐聚小校场，宣布宁波光复，新政府成立。然后派新军北上，派巡防营四下光复各县，民团和商团守城，实际上成了宁波最大的武力。

跟老牌革命党人王金发进了绍兴，首先把监狱打开，释放囚徒不同，宁波新政府不仅不放囚徒，而且马上枪毙了五个死囚（如果按清朝的规矩，这些死囚得最终朝廷秋审决定，革命了，这个规矩就不作数了）。其中一个女囚，是因奸情谋杀亲夫的，万人痛恨。枪毙那天，新政府选出来几个学政法的学生当审讯员，依照改良后的清朝刑律，判处这五人死刑，立即枪决。向大众宣示，过去犯什么罪该死，现在也是一样。杀囚，是为了立威，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严格讲不是革命的新秩序，而是昔日的旧秩序。

比较起来，绍兴由山大王王金发带兵建的军分政府，绅商的色彩就要淡得多，城市的秩序也差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在宁波，绅商的主动作为，主导了这场变革。不仅避免了革命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新旧军的火并和冲突，而且当了这些武夫的家。不消说，尽管两个相邻的城市，光复都没有动过武，但革命后的秩序，绍兴却难以跟宁波相比。作为昔日的会党大爷和山大王，王金发的部下，有着太多的来自山区的流氓无产者，王金发昔日的兄弟，而宁波的民团和商团，却大多为本地的良家子弟。有些人来自退役的巡防营士兵，也是在宁波安家了的人。绍兴王金发的部下，违法军纪者多，对民间多有侵犯，奸掠之事不断，甚至聚众捣毁批评他们的《越铎日报》。后来，绍兴人上省告状，声言“金发祸绍”者比比皆是，但宁波就没有这种事。

任何地方的绅商，都比一般平民更在意秩序，追求变革的平稳，但能否采取主动，控制局面，关键取决于当地绅商的力量，以及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一点，宁波的商人，跟无锡和江阴的同道一样，露了一小手。当然，这样的革命光复，跟革命党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浙江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商人社会相当成熟的地方，尽管当年光复会在此深耕多年，但革命后，却不是革命党的地盘。就一个王金发控制了绍兴，还因为名声太坏，待不下去。不是说下层的农民就没有力量，但是，农民的力量需要动员，而且是深度动员才能出来，这样的动员，恰是革命党人，包括王金发这样的山大王，所竭力避免的。所以，即使一场大革命之后，还是商人有力量。绅商一旦不向着革命党了，革命党也就没戏了。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抢椅子游戏。有理想的人淡泊名利，革命只是为了实现理想。但革命过程中，有理想的人毕竟不多。革命起来，一大把官帽子掉地，被一群新人拾起。官帽子本身，意味金钱、地位、荣耀甚至还有女人，从来诱惑力惊人。只消革命成了功，官帽子就有人抢。辛亥革命，最耀眼的官帽子，就是都督，一省的都督，含金量最高，争得最凶。江西在晚清，是个无足轻重的省份，东边，比不过江浙，西边，比不过两湖，南边，又不及广东，北边，也不及安徽、河南地理位置重要。江浙作为科举传统大省，出的人多。而湖南、安徽，因湘淮军的缘故，也大出风头，朝里的人都比较多。所以，江西作为两江总督的辖区，一直作为江浙的附庸，说穷不穷，说富不富，很低调地存在着。晚清编练新军，江西到辛亥革命爆发，才练了一个协（旅）。但是，恰是在大家都没看好的江西，都督的争夺，最为激烈。几个月之内，接二连三，四易其主。

江西的起义，发动相当早，武昌起义不及半月，九江新军就动了起来，产生了一个都督，九江都督马毓宝。然后南昌新军也起义了，江西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可能有强人地方官的存在，巡抚和新军协统没有抵抗，兵不血刃，江西光复。鉴于新军协统吴介璋是个老实人，因此起义的新军推他做了都督。从理论上讲，吴介璋这个都督跟湖北的黎元洪一样，都是以非革命党人身份被革命党人推举的。但是，他却跟黎元洪没法比。黎元洪是首义的都督，具有象征性意义，加上后来多少有点贡献，而且得到立宪派的拥戴，一批军官的拥护，所以，地位稳固。他跟江浙两省有立宪党人背景的都督也不一样，江西的立宪党人原本就没有根基，他跟立宪党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权力基础，唯有推举他的少数新军士兵。革命之后，监狱里放出来和山上下来了许多洪江会的会党，这些人，说起来都是当年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党，资格老，脾气大。另一方面，从外面回来的留学生，个个也宣称自己是老革命党，资格更老，脾气更大。两边的人，都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孙文派来的，伸手管都督要官，不给，就拔出手枪拍桌子。更可怕的是，自打洪江会下山之后，这些江湖好汉，就在南昌城胡作非为。讨一个头衔，就自称师长旅长，成群结队，背着大刀，头扎英雄结，招摇过市，公开开赌，寻衅闹事，甚至打家劫舍。面对混乱，吴介璋束手无策，大体上管不了。

管不了事的都督，很快就成了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很快一封“公函”来到了都督的桌子上，“公函”是一个命令，上面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孙汶章”，即孙汶之印的意思。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兹委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随函还有一封也不知给谁的信：“孙文黄兴已在海外开会，公举广信府贵溪县彭程万摄理赣军都督，诚恐军民不肯承认，已派敢死队一百人进城，预备施放炸弹。”显然，这个命令是假的，假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因为只有在清朝通缉令上，孙文才被污蔑性地写成孙汶，加上三点水，意思就是说孙文是江洋大盗。真的孙文，怎么可能自称孙汶呢？信更是假的，孙文再不堪，也不至于为了某人当都督，要派人扔炸弹做威胁的。可是，当时的都督吴介璋却不明里就，他此前不过是个清朝新军的军官，根本不知道孙文的名字到底是文还是汶，也没有心思去辨别真假。这个被人推上来的傀儡都督，其实做得也不舒服，加上还有敢死队炸弹的威胁，正好就此下台。于是，他就真的把彭程万找来做了都督，自己让位走人。

当然，写这封敲诈信的人，不是彭程万，他们推出彭程万，不过是想顶一个更加懦弱的人在上面，好为所欲为。彭程万革命前，只是个小小的测绘学堂的监督，既无名气，也无魄力。做了都督，在人前讲话都浑身发颤。做了不到一个月，无论如何做不下去了，接任者是九江都督马毓宝。江西不到两月，换了三个都督。事情到此，还没算完。因为这个马毓宝革命前也不是革命党，当然也没有立宪党人的后台，所以，位置也不稳。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真命天子”，老资格的革命党人李烈钧。李烈钧是日本士官生，在日本时即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直在云南讲武堂做教官，武昌起义前，奉命参加永平秋操，半道闻听革命，改道南下。先在马毓宝那里做参谋长，然后去了一趟武昌，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三挺马克沁机枪，其中有一挺还是打不响的。他用这三挺机枪，成立了一个机枪营。当时机枪还是个稀罕玩意，江西很落后，人们没见过这东西。李烈钧就凭着这三挺机枪，做了都督，也用机枪，整顿秩序。上任不久，公开抓了一些为非作歹的洪江会头子，他是正牌的革命党，不怕这些会党，公审之后，用机枪执行枪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犯打成了筛子，让江西老表们领教了机枪的厉害。然后把两挺机枪架在都督府门口，一挺是好的，一挺是打不响的，但唬人足够了。那些想要争位的人，即使不怕李烈钧，也怕机枪，一时间销声匿迹。

就这样，李烈钧这个都督坐稳了，再也没有人敢挑战他的地位。江西的秩序，也开始恢复，军队也得到了整顿。袁世凯上台之后，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江西是地位最稳固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二次革命，唯独江西的抵抗，才像个样子。这一切，追根溯源，亏了那几挺破机枪。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滥封官爵的事儿，在古代并不稀罕。凡是到了王朝末年，规矩坏了，皇帝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的小家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私卖官爵。说是私卖，有点不确切，因为中国古代的帝制国家，皇帝好比是董事长，所有官员，都像是他聘的雇员，按期领工资的。所以，他要想把官爵给谁，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古代，“家天下”这个概念，多少有点犯忌。真要是把话挑明了，士大夫们兴许就不给皇帝卖命了，同时，皇帝的合法性也会因此而被削弱。所以，明智一点的皇帝，都说要跟士大夫共天下。而士大夫也往往以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者的面目出现，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在为天下人的天下做事，修齐治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皇帝不经过官僚机器的手续，擅自封官拜爵，才被人们视为走后门。

东汉末年的官衔是可以买的，但资源有限，因为皇帝能掌控的，就是一些州刺史和郡太守。大卖的是爵位，这个玩意，理论上想卖多少，就可以卖多少。因此，皇帝和宦官合伙的买卖，主要经营项目是这个。卖到最后，关内侯，滥羊头，封爵的帽饰貂尾都不够了，只好拿狗尾巴来对付，于是给汉语贡献了一个成语：狗尾续貂。到了唐朝，官职都在中央政府手里控制，所以，皇帝谋私，就直接卖官。不经政事堂，斜封，封一些白板官儿。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官爵之滥，是因为捐班。只是捐班的出现，不是皇帝个人意志，而成为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官滥到最后，官衔和官缺（职位）需要分开来卖，一个官职，后面有一大堆排队候缺的。

滥封官是一种王朝弊病，确切地说，是王朝末世病，革命党人之所以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革这种弊病的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只要是革命党人说了算，滥封官的现象，都很严重。滥封官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酬功，即使被封的人，其实没什么功劳可言。江西独立之后，师长旅长，满地都是。还可以说是因为都督不是革命党，架不住号称革命党的会党人士的要挟。但是，湖南独立之后，都督和副都督都是革命党，但封官封的，居然比江西还滥。

湖南的独立，几乎没怎么动枪炮，巡抚余诚格溜了，只杀了一个并没有抵抗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要说功劳，其实大家都没什么，但是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说的是历史功绩。焦达峰做都督，本来有点勉强，但是大人物都没到场，也就是他了。不过，混迹于新军和会党的陈作新做副都督，就更勉强，据说此公人品人缘都不怎么样，一个副都督是他自己硬要的。焦、陈二人能做都督，别人为何不能？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焦达峰当时才二十五岁，长期在哥老会里混，完全不明白官场的规矩。他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所有的官员，都跟他们一样，斜披着白带子，上书官衔。正经的官服还来不及定做，先把官瘾过了再说、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后来人越来越多，书记官忙不过来，就弄些白带子盖好印，挂在那里，谁来了，要什么官自己写。官衔写的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反正来的人，觉得官怎么大，就怎么写。光要官不算，有人还要钱，宣称自己要招多少人马，就支一笔钱走。你说能招一标，那好，标统，他说能招一协，那好，协统。钱刚支走，转天还来要。会计问他要花费的明细账，他说，我们办大事的，算什么细账！不给，就大闹，拔出指挥刀来，到处乱砍。那一阵，长沙唯一一个卖指挥刀的店铺，存货全都卖完了，满大街的人，都挂着指挥刀。好些标统和协统，司令部门口，只有两个兵，雇来站岗的，枪也许还是借来的。原本，湖南的新军，只有一个协（旅），但革命后，不知多了几个协，连镇（师）都出来了。到底有多少兵，作为都督的焦达峰，肯定心里没数。在大肆扩军中，当时还是个中学生的毛泽东，也加入新军，做了一名士兵。一个月领七元军饷，两元伙食，再加上点零钱买水，剩下的全部买了书。他当了半年兵，一枪没放，一仗没打。这样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军官，别的不说，单军费一项，独立后的军政府，半年功夫，就把原来湖南多少年攒的钱，都花光了。

焦达峰和陈作新的这种做派，其实是江湖好汉的风格，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哥做了皇帝，弟兄们都得有个官儿当当。义气是够义气，但就是皇帝也不能这么做。革命党人为了快速见效，联合会党，但每每不是革命党影响了会党，而是会党左右了革命党。会党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进城来享福的。一来二去，革命党人自己也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