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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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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党，而是会党左右了革命党。会党革命，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进城来享福的。一来二去，革命党人自己也对革命的理想、民主共和的追求，不甚了了起来，打下了江山，就急于品尝革命果实——跟兄弟们一起分享。据时人记载，焦达峰和陈作新两人，每日在都督府的工作，除了封官，就是忙活赶制自己的都督制服，还好，制服居然在他们被刺杀前赶了出来。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焦达峰遗像，似乎并没有身着都督军服少年英雄的样子。尽管我们对这二人的死，十分同情，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样子做都督，的确做不长的。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打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戏目，很平常的说唐故事，说的是瓦岗寨的一干强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这是人们编出来的戏文，不是历史实有的真事。但是，在辛亥革命中，戏剧界中人还真的上演了一出“打登州”，不在戏台，真刀实枪地在登州地界上，拿下了登州。此前，只听说上海伶界的新派人物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和潘月樵，参与了革命党人攻打江南制造局，但这种参与，大体属于帮忙起哄性质。而拿下登州，却完全是艺人们一手包办，不能说不是一件奇事。
虽然说，艺人经常会对当政者有一点讽刺挖苦，官员自不必说，即使是皇帝，也每每会被嘲讽一两下的。但是，这种挖苦嘲讽，一般都是借前朝说事，断然没有人敢拿当朝的要人公然开涮的。京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清朝皇家特别的看顾，所以，在戏剧界京剧为老大之后，整个伶界对于政府，总基调是支持的。京剧一些头面人物，跟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关系，好到了发腻的程度，即使不讲政治倾向，单论个人感情，他们也向着贵人。西太后这个人，自打戊戌之后，知识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人人痛恨，但是，京剧界却总是感念老佛爷的好——老佛爷也的确对他们好，没有老佛爷，京剧决定没有后来国粹的地位。当年京剧《法门寺》，骨子里就是给老佛爷编，给老佛爷演的，戏里不仅太后圣明，连太监都是好人——连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一并给捧了。更早一点，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虽然天下大半都不姓爱新觉罗了。但京剧演员们，却一门心思支持朝廷。当初有出挺红的戏《铁公鸡》，演的就是清军打太平军的事。
艺人一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即使有点民族立场，也多半来自于戏剧。但他们有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往往跟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知恩图报。像革命党人那样，把私人恩怨和国家利益截然分开，像徐锡麟那样，可以对给自己有恩的人开枪的事，艺人是干不出来的。从自身利益来讲，唱戏这种“开口饭”，只有在政局稳定，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吃的好。大乱到来的时候，人们逃命都来不及，谁还去听戏呢？所以，艺人支持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晚清的中国，是个赶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地方。外国人来了，洋玩意来了，中国人变了，尤其是知识界变了。不仅读书人下海唱戏了，而且还有了外面传来的文明戏。在变化中，还出现了上海这种华洋杂处的地方，不追求时髦就没法活的所在，即使是唱京戏，也得有点新玩意。搭上实景，玩点花活儿。参与攻打制造局的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潘月樵演戏，特喜欢在戏中插入充满新词的演说，尽管跟剧情毫不相干，但观众每每欢呼拍手。在上海这个地方，革命一起来，就成了时髦，报馆都不能报革命失利的消息，一报，准挨砖头。所以，有艺人参与革命，也正常。潘月樵死后的碑文曰：攻打制造局之役，“秋风凄雨之中，单骑疾驰，首敢死队，次先锋队……四警察队，五商团队，都三千人，君为之帅，抵制造局。重门加键，屹若长城，引满列戎，俨然大敌。门者多湖湘子弟，君排众直前，晓以大义，咸感重而泣。”还说，绕到制造局后面放火，也是潘月樵干的。凡写碑文，也许有点夸张，但人家的确是参加了，也是事实。
比潘月樵更热心革命的艺人，也是有的，他们打下了登州。打登州的艺人，是演文明戏的。所谓的文明戏，有点类似现在的话剧，算是话剧传入之初的雏形。文明戏，是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开始演的，著名的春柳社，在话剧史上有开山之功。人们现在能记住的，是李叔同，弘一法师，当年，李叔同演的茶花女，风靡一时，倾倒了众多的时髦男女。当年，跟李叔同差不多同时的文明戏艺人，有个名叫刘艺舟的，也是留日的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回国后不进政界，也不进学界，却偏偏迷上了唱戏。组织了一个剧团，到处演新戏。像轰动一时的《张文祥刺马》，就是他们的拿手戏。文明戏是到了民国才衰落的，但在清末，还挺受欢迎，因此可以靠这个吃饭。当年的留日学生，尤其是追求时髦的，没几个不是革命党的，刘艺舟也不例外，所以，武昌起义炮声一响，他也思有所为。文明戏是学西方的，实景，道具也跟真的一样，因此，他们的道具，真的假的都有，有时就带着真枪到处走。一日，他的剧团乘一艘日本轮船从大连南下，路过登州的时候，他忽然兴起，要船长靠岸。船长和中国买办说登州没站，他就用强，掏出盒子炮冲天放。没办法，船长只好在登州码头靠岸。当时正是半夜，忽然间，汽笛长鸣，枪声大作。武昌起义之后，原本就如惊弓之鸟的登州官员和守军就一夕数惊，一闻枪声，不明里就，以为革命党乘船来攻了，吓得逃的逃，降的降，本地的革命党再一起哄，登州就这样光复了。据当地海关税务司的报告刘艺舟他们此前还在烟台演了戏，大受欢迎，在戏场，逼当地的地方官交出了政权，但是失败了。另一份报告说，登陆占领登州的，领头的是一个日本人（应该是目击者把西装革履的刘艺舟当成了日本人）。不管怎么说，反正登州是被革命党拿下了。随后，刘艺舟再派人拿下临近的黄县，于是，艺人刘艺舟，就变成了登黄都督。一出活的《打登州》，演的比唱戏还轻松，一人未折，一人未伤，一座古城就革命成了功。当然，一个喜欢演戏的人，不可能总是在做官。不久，刘艺舟就把都督让给了带兵来的蓝天蔚，自己继续云游演戏。
这个故事，是戏剧界的代表梅兰芳，在1950年代作为光荣的事讲出来的。其实，在当时，刘艺舟干的事，戏剧界却未必真的欢迎。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辛亥革命，独立各省的政府首脑叫都督。一个省按理只能有一个省级的都督，多了就麻烦，但人家陕西却有六个。革命党人革命不怕死，但革命之后抢都督也一样不怕死。都督争夺战，在湖南发生，在江西发生，在福建发生，就数在安徽抢得热闹，都督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但是陕西人比较聪明，谁说都督只能有一个？有官大家做，而且都是都督。抢都督的事，也就闹不起来了。
陕西是革命党和哥老会一起打下来的。按说，他们两下应该是一家。只是，两家的体系还是不一样，革命党的老大，在哥老会是后来的兄弟，而哥老会的舵把子，于革命党也是新人。革命党人的势力在新军，哥老会的势力则遍布全省的每个角落。辛亥起义，是新军的革命党人发动的，占领西安，拿下满城（即西安的内城），新军居功第一。但是，游说巡防营按兵不动，以及各个地方的易帜，则是哥老会的功劳。天下打下来了，革命党人推了自己人，新军的军官张凤翙做统领，但哥老会舵把子们有意见。尤其是哥老会里资历最老，人望最高的张云山有意见，人家不等推举，已经自封为“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略等于皇帝。怎么办呢？聪明的张凤翙有办法，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三正三副，六个都督之外，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把张云山也囊括进去。再加上两个副大统领，陕西一省，一共有十个省级最高官员。张凤翙以为，都督是他封的，他这个大统领，理应在都督之上。但是，没想到都督们并不买账，各自关起门来做大王，谁也不把大统领当回事。外面来的人，领了大统领的关防，要出城门，走哪个都督管的城门，得拿哪个都督的手令来，要不然就不放行。每个都督，都觉得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老大，只是都只能指挥自己手下的那点人马。
人马少了就得发展，扩军。于是，每个都督的属下，都大办码头，大摆香堂，在军队和地方两方面扩张。地方上县政府说了不算，码头说了算。军队里，长官说了不算，舵把子说了算。所有的码头，都公开插上三角旗一面，上书某某山，某某码头，还有码头当家的姓名。开赌喝酒闹事算是小菜，人家真的管事。组成保安队维持地面，征收赋税，设立公堂审案。审案都跟戏里演的包公似的，押过原被两造，先问后审，打板子，然后看着不顺眼的，推出去就斩。大舵把子张云山还在自家的官衙里安上三口铡刀，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学的跟戏里的包公一模一样。登台演讲，也把铡刀抬上去，不断向人们宣示要做清正无私的包老黑。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包公们，知懂戏文，不懂法律，断案子经常乱来。甲来告状，觉得有理，于是准了甲。被甲告的乙不服，再来申诉，断案的人又觉得有理，于是准了乙。案子越断越乱。比较有创意的舵把子，不耐烦包公的蟒龙袍，喜欢武松式的短打扮，一身夜行衣，帽子上结一个大红绒球，足蹬厚底靴。但只要上衙，开路的衙役都不能少，一对对的铜锣也不能少。
一干闲散人等，自己就可以立码头，立了码头，就可以算是当地的政府，收钱，管事，审案子。于是，码头越立越多，只要有闲汉能纠集一群人，顷刻间就成了地方的老大。虽说都挂在省城里老大的麾下，但实际上老大也不知道底下到底怎么回事。码头多到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哥弟云布，码头星罗。码头多了，地皮就紧张，为了抢地盘，自己就火并。对地方的扰害，也日渐明显。像陕西这样地方，哥老会思想倾向相当保守，对于新学堂和洋务事业，电线杆什么的，都死看不上。对于教会，也不以为然。在当家作主之后，砍电杆，烧学堂，打教堂这样的事，也多了起来。外国人不高兴，迭来抗议。逐渐地，连他们的老大张云山也觉得不像话，下令限制码头发展，强行规定，大县码头限额一百五十个，小县一百个。而且不许擅自征收钱粮，不许审案，更不许随便打教堂、砍电杆。
可是，刚刚尝到胜利果实的哥老会会众，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把到嘴的肥鹅吐出去？码头纷纷抗命，各地派下去的县长，往往在码头抵抗下，不能到任。他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陕西是个穷省，原来就需要发达地区协饷接济，现在协饷没有了，各地在码头把持下，税款又不上缴，坐镇西安的六大都督，需要养活太多的人，没钱怎么成？结果，西安来的哥老会，已经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下来镇压没有编成军队的哥老会。上面来的人枪好，又有炮，码头终于消沉了。但上面的哥老会，也失去了下面的支持。
按今天的标准，哥老会这样的组织，就是黑社会，非法组织。干的买卖，多半是违法的。革命党利用黑社会推翻清政府，但转过来就饱受其害。陕西的革命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哥老会政府。一省六都督，九个老大，哭笑不得。在革命过程中，各省的光复，数陕西杀戮最多，破坏最大。不仅如此，革命之后，哥老会的泛滥，使得秩序迟迟不能稳定，给陕西的绅民带来很大的扰害，外国人也总是告状。事实证明，即使哥老会当家，也一样需要秩序，为了秩序，进城的帮会兄弟，出手镇压了在乡的弟兄，但哥老会的统治，已经极大地影响了革命的形象。革命党的形象，想要修补都难了。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辛亥革命期间，东北这个地方，虽然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但反清的势力却相当强大。不仅革命党人在此多年深耕，在学界颇有市场，在地方联庄会也有势力，甚至跟一些山里的绿林好汉也多有联络。加上北洋第六镇和发祥于东北的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在革命前夕，其统兵官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都是革命党人。深受总督赵尔巽信任的总督府军事参赞张榕，也是一个秘密革命党。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本是立宪请愿的积极分子，对清廷的假立宪真抓权也由失望导致怨愤。虽然吴禄贞和张绍曾陆续进关，但以当时情势，靠剩下的势力策动东北的独立，当不成问题。事实上，当蓝天蔚和吴景濂、张榕他们在北大营开会商议独立的消息，由一个营长告了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都准备走路了。据奉天海关的报告，赵尔巽是要出关回北京的。
但是，奉天这个地方的士绅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土匪多，地方半独立的武装多。士绅们一方面派系纷纭，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方面有些士绅跟地方武装甚至土匪胡子关系密切，潜势力惊人，当时奉天谘议局的副议长袁金铠就是这样一位。虽然在名望资历上他矮吴景濂一头，但是，他跟由胡子招安的巡抚营统领张作霖是把兄弟，过从甚密，实际上能量很大。其实，像袁金铠这样的土士绅，张作霖这样的胡子兵头，对于革命还是保皇本无定见。但是，千不该，万不该，革命党和立宪派合谋独立组成新政府的时候，居然忘掉了袁金铠，没给这个地方实力派人士留个位置。这样一来，没立场的袁金铠有了立场，他力劝赵尔巽别走，并大力引荐了张作霖。张作霖当时因为前去扑灭内蒙部落造反，此时不在奉天。此时的张作霖，担任奉天前路巡防营的统领，拥兵十五个营，差不多有五千多人马。接到赵尔巽的命令和把兄袁金铠的密信后，他一点都没犹豫，昼夜兼程带兵赶回省城，悄然做好了布置。这时，当年的胡子张作霖也有了立场，他要保大帅（晚清习惯称总督为大帅），同时保大清了。
但是，反清势力这边，却毫无觉察，按预定部署，在1911年11月11日，以成立保安会的名义，邀赵尔巽到谘议局开会，决定在会上宣布和平光复（很多地方都先宣布保安，保境安民，等于是半独立，然后再独立）。会议由吴景濂主持，参加者不仅有当地士绅，还有好些学生。蓝天蔚在开会之前，命令自己的部队离开北大营进城，但却迟迟不见动静。会议一开始，赵尔巽的讲话就被革命党人打断，但是这时，张作霖跳到了台上，拔出手枪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有不服的，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可不交朋友！”这时候人们发现，谘议局前后，都布满了张作霖的人，第二混成协的士兵，连个影都没有。当时，蓝天蔚穿了一身和服，也没带什么人。此情此景，只能一言不发。吴景濂见势不好，溜了。蓝天蔚的参谋告诉他，北京政府已经有命令，撤了他的职，由一个标统替代。他明白，自己已经被算计了，他的部队不听他的了，也只好悄悄走人。张作霖也不想开杀戒，为赵尔巽杀人，睁眼闭眼都让他们走了。
原来的主角走了之后，会议依旧进行，东三省的保安会成立了，赵尔巽是会长，袁金铠和原第二十镇留下的一个标的标统伍祥祯做了副会长。张作霖主掌保安会的军事部。随后，原来要逼赵尔巽进关的吴景濂和蓝天蔚都逃进了关，坚持不肯走路的张榕，被张作霖指使士兵暗杀。至此，东北的革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夭折了。
整个事件，最大的赢家，是张作霖。袁世凯之后，中国的军阀像点样的，大多为前北洋军和新军演变而来的，只有三个是巡防营出身，一个是张勋，这是北洋的支系，一向跟袁世凯关系密切。另外两个，一个是广西的陆荣廷，一个就是东北的张作霖。前者是西南军阀的翘楚，后者则归顺了北洋系，被视为北洋直皖奉三大派系之一，但说起来，从来就没跟北洋系扯上过半点关系，连远方表亲都算不上。一般来说，巡防营是落伍的军队，很难成气候。但是，南陆和北张，却是土匪出身，能征善战。在那个年月，打仗打得多的军队，战斗力就强，两人招安之后，都被用来剿灭那些不肯招安的同道，所以，自然比其他的巡防营，包括新军仗都打得多。加上土匪原本就枪法好，单兵作战能力强，凝聚力也强。所以，无论广西还是东北，土匪出身的陆荣廷和张作霖，还真就不怕新军。当时即使第二混成协还听命与蓝天蔚，双方交战，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只是陆荣廷同意参与光复，而张作霖则参与了反动。不管怎样，有了这个契机，南在广西，北在奉天，两个前土匪头子都因为辛亥革命，成了当地的军事首领，开始了日后称霸一方的事业。两个都是枭雄，大字不识几个，但都绝顶聪明。比较起来，张作霖比陆荣廷做得更大，依靠东北这块宝地，发展很快，北洋时期最后阶段，甚至主掌了北京政府。而张作霖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给的。因为准备起义的一方，过于大意，做事不周，居然全然没有考虑给袁金铠和张作霖留个位置。同时，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蓝天蔚，又过于粗疏，过于相信自己的人格魅力，并没掌控住部队，却自信满满。事起仓皇，才发现众叛亲离，能保住小命，也就不错了。原本并无主意，无主张，也没做好准备的张作霖，抓住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一举成名。
登上政治舞台的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要求南下勤王，扑灭革命党。尽管只是做做样子，但毕竟让国人知道了，东北这地方，还有一个军人，名叫张作霖。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
〔一台大戏，总少不了跑上跑下的龙套。他们是过眼烟云，谁也记不得。但是，细瞧瞧，他们的戏，其实也挺精彩。〕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可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杀驴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荡，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义，是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的首领，但起义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六都督之一），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自然，当外国人出面劝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时候，也没有不照准的。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进驻邮局检查邮件的，但当身为外国人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告诉他们，邮政是不可侵犯的，这是文明国家的通例，他们就缩回去了。这位税务司还告诫革命政府，要像保护外国人一样，保护满人。如果满人犯了法，应该经过审讯，不应随意处决。革命政府都一一答应。一个外国记者问著名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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