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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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浪。海关不让进口，就偷偷往里带，特别是让满人留学生往国内带。先把成捆的《民报》包好，上面写着“法政论丛”，然后交给相识的满人留学生，让他们带给国内的某人。过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看见既是满人，而且头上有辫子，自然就不查了。这些夹带的满人，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过，后来我们在革命党人的回忆中，提及他们的革命启蒙读物，似乎很少提到《民报》。不是《扬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军》和《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的小册子。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大江报》有个“大”字，但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报》被查封，消息是他们自己用电报传出来的，此后，上海的报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关注。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可怜的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递交呈文，为《大江报》说情。但是，武汉以外的报纸，可就没这么客气，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甚至还恶心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还说，像《大江报》这种言论，在各地多的很，如果以此种文字为激烈，无非是地方长官之别有用心的“特别发挥”。《大江报》的读者，连日到报馆门口“凭吊”，门口一时间堆满了“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一时间，湖北官方很是被动，声名大坏。

当然，既然起诉了，不判是不行的。《大江报》这样的文字，如果按字面抠的话，也的确违法了当时的报律，有不少公然抨击宪法大纲和鼓吹革命的关碍文字。说它涉嫌扰乱治安，混乱政体，也不是没有道理。碍于舆论，此案判得相当轻，仅仅对詹何二人课以罚金八百元，两人没钱缴纳，也不想缴纳，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报》被判永远不得出版。其时，已经是1911年的8月，离革命爆发没几天了。

当然，如果革命党人有钱交罚金，詹、何二人可以不坐牢，换个报名，还可以接着办，接着骂当道，接着激进，都没问题。但是，湖北的革命党人一向闹穷，办《大江报》，还是有人破家相助筹了一点钱，报纸被关，本钱都亏进去了，哪里有再办下去的财力？尽管官方按法律说，如此办理，并非过分，但此案毕竟属于因言治罪。这种伤害言论自由的恶事，在当时名声很坏。詹、何两人的坐牢，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昭示当局丑恶，弄臭当局的作用。所以，就是能够弄到钱，这两人也是不会交罚金的，就是要坐牢。两人坐牢了，文戏完了，该武戏上场了。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起义的筹备，买枪，买子弹，试验炸弹。虽然起义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展开，但包括黄侃在内的新军士兵，还是用手里的枪，赶跑了瑞澂。将詹大悲与何海鸣接出了监狱，《大江报》隆重复刊。

但是，复刊后的《大江报》，转过年来，就再次被查封，这回干坏事的是黎元洪。罪名是《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废除婚姻，不要家庭。跟清朝的总督不同，此番查封要狠得多，黎元洪是要把主笔政的何海鸣抓住就地正法的。然而，军警到报社时，何海鸣正在大舞台串戏做票友，闻讯，一溜烟走了。这样的严厉处置，恐怕不是报纸主张扰害人心那么简单。革命之后，原来的同盟会同志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坚持同盟会立场的人，对立日益明显，而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鸣），对这个首义元勋，现在的副总统，也愈发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的段子。人要脸，树要皮，况副总统乎？

黎元洪很快就进京做副总统了，接茬治者，先是老段，段祺瑞，未几换为小段，段芝贵。小段在官场人缘极好，但就一样毛病比较大，寡人之疾难治。到了武昌不久，名伶王克琴即被他包养。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的《大汉报》屡揭此事，老是讥讽“军爷有钱”（戏曲《游龙戏凤》的一句戏词），还揭出小段当年买名伶杨翠喜送权贵的旧账，惹恼了小段，趁打击国民党的东风，胡石庵和报社一干人都被抓到军法处，最后判刑。还好，小段是年（民国二年）的八月就被调走，继任的王占元不愿意做迫害媒体的恶人，把《大汉报》一案的人犯，都给放了。《大汉报》事件，算是《大江报》的余波。新闻自由这种事，离开北京和上海，即使民国了，也真还有点难缠。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自打有了媒体，媒体在政治中会起到某种很奇妙的作用。中国进入传媒时代，是20世纪初，清朝的新政时期。朝廷逐渐开放报禁，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也敢放言无忌。即便是革命党人，只要有银子，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办报暗中宣传革命。被发现了，关了门，再办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就人心浮动，荫昌出征，盛宣怀送行，嘱托他千万保护汉阳铁厂，保护好了有赏。荫昌回答说，你就准备好钱就是了。结果被记者听去，解释成军饷不继，导致银行发生挤兑。多数的报纸都倾向革命，所以，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往往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革命党方面的胜利，就夸大，失利则掩饰。各地的响应与骚动，有与没有，但说就是有。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狼烟，害得整个朝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往天津租界跑。当时的当政者，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应付传媒的经验，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的真伪。所以，在媒体有意（有革命党人制造）和无意的“新闻战”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先是被革命党推着走，然后又掉进了袁世凯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当时的“新闻战”，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就是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芝麻说成西瓜。真的假的，搅和到一块儿，令人真假难辨。当然，也有性急的，干脆直接造谣，凭空制造一个假消息，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

革命当口，世界的通讯，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官方的电报局，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但有空闲的时候，也拍发些民用的电报，借以挣点钱花。当时以上海报业最为发达，但北京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报纸在北京设通讯员，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电报传到上海。后来，几家大的中文报纸，也纷纷效法，在北京设通讯员，每日打听点消息，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有些通讯员，干脆就是朝廷的官员暗中兼的）。有些没钱干这事的报纸，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穷报”，也有自己的办法，则干脆关起门来编专电。据说，凭着政治嗅觉，有时还真编得挺像真的。当时的香港，比起上海来，还是个小地方，传媒不发达，最大的华文报纸，就是名士王韬任过职的《循环报》。香港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也得靠专电。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的连通，所以，《循环报》就在上海安了一个通讯员，每月发几十元工资，专门给他们拍发专电，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这个通讯员去跟别的报纸驻北京的人通融，或者从别的报纸那里蹭点来。而香港别的华文报纸，再从《循环报》那里买专电。好在这些小报，涉及大陆的消息不多，这样也就可以对付了。

当革命爆发，各地骚动之时，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不知怎么一来，结识了《循环报》驻上海的通讯员。当时广东尚未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还在顽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独立，革命党一时半会儿推不动。那位华侨觉得，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造点事端，给广东方面制造点混乱。华侨有钱，而通讯员缺钱，不愁他不答应。于是，通讯员就拟了一条“北京专电”：“京陷帝奔”。华侨觉得还不过瘾，改为“京陷帝崩”。通讯员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发了过去。这个谣造得实在太大了，香港《循环报》接电后，一时拿不准，没敢发表，反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通讯员有些慌，忙问华侨怎么办？华侨说，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无法核实，保险没事。连电报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时间，登载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报纸，传遍了香港。据当时人回忆，说当时全港的华人，欢声雷动，举市若狂，纷纷燃放鞭炮，上街庆祝，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没有太多的障碍，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广州。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跟北京有电报联系，也许不会信，但底下的人，听说道路传闻，香港那边报纸说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翘了，谁个不慌呢？总督提督以下的人员，个个惊魂不定。总督就是出来辟谣，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说，这个假电报，肯定对广东的局势会有影响。全国光复后，香港报纸都知道了，他们当初报的是个媒体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没人追究。

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赢了，日后的枪炮战，也大多没问题，反之亦然。媒体大多趋时而且进步，哪方面趋时进步，就向着哪边，大家都向着，即使这边比较弱，也一样可以占上风。讨袁护国之役如此，直皖战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体逐渐成熟了，偏向是有点偏向，公然造谣，还是不大敢做了。狼来了，喊一次两次行，喊多了，报纸就没人看了。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自打国门一开，中国很快就有了传教士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到了《申报》（1872年创刊）和《新闻报》（1893年创刊）时代，才算有了媒体。戊戌变法期间，一干鼓吹变法的人士办的报纸，《时务报》、《湘学报》，虽然风靡天下，但其实更像是连续出版的宣传品。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真正像个报纸了，还得是预备立宪开放报禁之后。不过，这个时候，媒体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党人重视宣传，但是，在媒体时代，如果直截了当地像过去那样宣传造反，鼓吹革命，报纸不仅无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只能是办了《民呼日报》，办《民吁日报》，《民吁》被封了，再办《民立报》。所以，即使存心煽动革命的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不幸的是，《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在新政期间，凡是能吏，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歧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上两人才这么好。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了革命党被一网打尽。到了这个时候，丁宝铨仍然没有查封这家报纸，可见他还真够开明的。

但是，整丁宝铨的机会，还是来了。新政期间，清廷制定了六年铲除烟毒的规划，提前完成有重大奖励。丁宝铨为了向朝廷邀功，准备提前实现禁烟。当时，山西交城和文水两县是北方著名的鸦片产区，每年割烟季节，各地烟贩云集，种烟收入，是为当地大宗。1910年夏，正当鸦片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铲烟，两县不肯，一些种烟大户，甚至谋划武装抗命。丁宝铨大怒，派夏学津带第二标前去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百多人。

得知这个消息，《晋阳公报》派出记者张树帜前去采访，然后在报上发表连载，揭露惨案，北京的《国风日报》也跟进，不仅把文交惨案大肆渲染，连同没影的丁夏之间的所谓风流韵事，也加了进去，连日刊登丁的罪状。一时间，文交惨案成了国内闻名的大新闻，丁宝铨和夏学津声名狼藉，到处在传说他们的恶行。在京的同盟会员，借机大肆活动，最终运动到名御史胡思敬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本。尽管丁宝铨做了很多的补救，把记者张树帜逮捕，查封了《晋阳公报》，上京说明情况。但毕竟死了人，赶上参案，按规矩，人就得动一动，夏学津不仅没有升官，连标统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陈夔龙还算客气，多方为丁宝铨开脱，丁交部察议，最后落个因病奏准开缺，只能走人。山西人事大变动，阎锡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统，革命党人温寿泉做了陆军小学的监督，另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价已经在第一标做了管带，加上早已是革命党的乔煦、张瑜两个管带，南桂馨、仇亮、常樾都进了新军担任官职。山西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几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到第二年革命爆发，山西成了北方第一个响应的省份。人地两生的陆钟琦江苏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阳历10月初）才来到山西，履任未及一个月，就送了小命。

虽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说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毕竟丁宝铨和夏学津做的这个事，并没有多大的不对头。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但是，在那个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体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没有是非可言。而当年的清廷，碍于舆论压力，不能审时度势，查明真相，把个忠于自己的能吏调职，不倒台，有天理乎？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报纸开天窗，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至少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后，编辑不加填补，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议，这就叫“开天窗”。为现在的人们熟知的一次开天窗事件，跟共产党人有关，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因为皖南事变被迫开的天窗，不过天窗上并非一个字没有，那上面有周恩来手书的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就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人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政府只好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