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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抡�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后来的中国人，据说还真的找到了。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一次的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中国的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点事

〔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之所以发生，虽然此前有革命党的某些安排，但事到临头，实际上只是士兵的自发行为。革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事，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事情是这样的，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命退伍。由于这些老兵资格老，人缘好，所以，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一些丘八，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不爽（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喝酒是为了汪锡九等人请假离营）。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几乎跟10月10日工程营发生的事一样，出来干涉的也是一个排长）。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从来如此。以前听人管也就罢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开军队，还要受这个气，怎么可能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就更加难以克制。于是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众兵士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工程营的起义，枪一响，全营响应。但是，南湖炮队的举动，却没有招来别人跟着动。响应者没来，镇压的马队倒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马队追及，汪锡九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兄弟，相煎何急？马队士兵也就退了。

事闹出来之后，革命党曾经一度想提前发动。但考虑到准备不足，而且事起突然，有点像是老兵使酒闹事，瑞澂和张彪昏聩胆小，未必会真的深究。所以，只是安排两个领头的士兵逃走，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果然，瑞澂和张彪得到消息之后，宁肯相信事发偶然，不过是退伍老兵酗酒闹事，遂开除了几个人的军籍，息事宁人。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命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顶多跟着喊几嗓子起起哄。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俗话说的这个形势，就是我说的情势。这个情势，事实上是清朝的湖北总督瑞澂和革命党人一起造出来的。10月9日这天，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张皇没出息的革命党人，把所有的名册、文告、旗帜甚至武器和资金都丢给了清吏，导致瑞澂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党领袖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澂和张彪将要按图索骥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军营。这就是工程营发难的情势，有了这个情势，起义才会一呼百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每个人都感到威胁了，作乱的几率才高，打仗才有士气。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制造谣言的缘故。10月10日的工程营起义前夕，人人自危的气氛，第一来自革命党失手，第二来自瑞澂的处置失当，而两者奇妙地构成了完整的逻辑线条，不由人不信。事实上，瑞澂和他的幕僚，还真的考虑过按图索骥，按党人名册搜捕，所以，流言不为无因。在地方争路权的纷争一起，革命党人频繁活动，整个局势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人心原本就不稳。流言一起，又没有有力的措施安抚，人心就瓦解了。在工程营发难前夕，据报道，张彪已经布置各营管带，凡营中喜阅新书报、言大气昂及剪辫之兵，一律开除，派人押送回原籍。并且严禁各营队之间士兵来往，不许士兵五人以上聚谈。虽未及实行，但却平添了紧张气氛，让士兵从军官们严峻的表情和鬼祟的行动中，“印证”了按图索骥的真实性。事实上，新军固然有不少革命党，但没有想象那么多，至少，军官中的革命党相当少，只要响应者不足够多，是可以弹压的。可是按图索骥的流言一起，不仅新军中所有没有逃走革命党人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跟革命党人有过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革命党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谁知道那名册里到底有谁呢？不动也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会有活路。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这是一个兵法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势，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局面，士卒很有战斗力。然而，即使这样，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新军没有动。事实上，凡是革命党人活动多一点的部队，就都“叛变”了，革命党人活动较少的部队，士兵不那么担心受到牵连的，就没有响应。只是，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镇压起义的同类，一旦总督走了，兵就散了。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10月9日汉口租界没有发生事故，起义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这样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动员的力度明显不够。起义的信炮打响，有多少人响应，还真不好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刘公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命，但一旦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为了印证这一点，此前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9月24日夜里，大家都有心造反，南湖炮队的枪声一响，一哄而起，一样能够成功。而后来同样是南湖炮队，却大部响应了起义，炮兵的加入，对攻下总督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自古歪打正着的事，不绝于书。武昌起义，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无心之作。

【芝麻开门】

武昌起义的成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些偶然性。首先起义的爆发，就有些歪打正着的感觉。如果不是革命党机关暴露，党人领袖逃的逃，死的死，党人名册落在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传说他老人家要按图索骥拿人，加上瑞澂当场处死三个革命党，更加落实了“镇压”的传闻，等于帮革命党做了最好的动员，起义能否如此激愤地一哄而起，有那么多新军参与，还真不好说。起义成功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武汉，居然半个月左右没有遭致清军的反扑和围攻，给各地的“别有用心者”以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机会，到了北洋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各地纷纷独立，噩耗频传，即便北洋军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也已经大势已去。接掌清朝大权的袁世凯，出于利害计算，也只能跟革命党谈条件，出卖自己的东家了。

武昌起义之前，之所以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其中除了满人亲贵自毁长城，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当时武汉的新军，一共一镇一混成协，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巡防营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其中两个营在宜昌）。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起义部队，不过两千余人，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当事人回忆说有四千人，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三千人。只是，起义军比较凶悍，未响应起义的部队，不是被消灭（旗人团），就在跟着镇统制（师长）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自己散掉了，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三千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在当时，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是没法可想了。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因为起义的三千人，有理想和热情的，还不足半数。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卖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旅），原来的三千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旅长）。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起义的第四天，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

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自愿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兵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肯定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但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在这半个月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功夫，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