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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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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信任的旧军，气焰高涨，屡次挑衅新军，有事没事，就在新军营地周围放枪。新军士兵外出，屡屡被旧军刁难寻衅。第九镇留守南京的士兵，外出被旧军逮捕。江防营还派出间谍，化装成小贩，侦查新军军情。新军还没“叛变”，就已经领到了叛军的待遇。
说实在的，当时的第九镇镇统徐绍桢，其实并非革命党，是否倾向革命，都很难说。但是，这样的歧视和防范，却生生把他推到了革命党一边。他屡次通过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视，但均无结果。正如他说的那样，他所在的部队，不仅被当道以路人视之，而且以乱党视之。他还没叛，刺杀他的人都派出来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虽然说，在当时的情形下，第九镇早晚得有所动作，但未必会成建制地起义，个别部队的造反，跟整个师一起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决心反叛的徐绍桢和他的部下，显然低估了张勋江防营的战斗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济的弹药未到之时，就贸然发动对雨花台的进攻，结果大败亏输。幸亏革命的浙军、沪军和镇军（镇江）齐聚南京，局势才转危为安。革命方面总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张勋，却一点救援也得不到，南京当然守不住。即便如此，最后南京城虽然拿下，弃城而走的张勋部队，却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了本钱。
改革的产物，危及改革者自身，这似乎是西方政治学者探讨后发国家改革的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存在的。改革产物的“叛变”，情况非常复杂，但普遍的叛变，则大多是因为发动改革的统治者过于滞后，成了改革的障碍，转而威胁改革产物的生存。清朝的新军，不见得必然会成为推翻王朝的动力。在清政府亲贵上台之前，几次新军造反，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得到新军普遍的响应。即使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普遍不稳，但同样作为改革产物的北洋军，依然没有动。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防营，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看起来很落后的军队，很容易被帮会渗透，只要形势有利，诱惑足够，这些嗜利的党徒，也一样会背叛朝廷。其实，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数次起义中，也有防营被策动参与叛乱的事例。只是防营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声音颇大的保守势力视而不见，他们就是喜欢盯着新事物，挑这些事物的错处，甚至不惜把蚂蚁说成大象。对于清政府而言，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具体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就是早一点实行宪政，真正的宪政，而不是借宪政之名把权力收到满人亲贵手里。如果清政府能听从立宪请愿的呼声，早点立宪，跟地方士绅分享权力，那么新军中的稳健派就会得势，革命党就算活动，也无机可乘。如是，新军不仅不会成为埋葬王朝的那把铁锹，反而会成为支撑王朝的柱子。
【啊，海军】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那个年代，世界上的主要兵种，除了陆军就是海军。虽然已经有了飞机，但空军还没有成形，也没有多大用处。像德国和日本这样走向现代化的帝制国家，皇帝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海陆军大统帅。一般来说，陆相的国家比较重视陆军，而海相的国家重视海军。但欧美列强都是殖民强国，殖民离不开海军，所以对于海军是越来越看重。马汉的海权思想，在这个时代，受到国际强国的一致重视。
传统的中国，是个内陆导向的帝国，没有海军，有水师。在西方海军突飞猛进之际，清朝的水师，依然保持在中世纪的水准。自打收复台湾之后，水师等于废了，被边缘化了，顶多可以用来缉私捕盗。后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虽然起步不晚，投入也不少，建成的海军，无论早一点的福建海军，还是后来的北洋海军，虽然都颇具规模，论吨位和火炮，足以称雄亚洲。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没有海权思想，二训练不足，三还是陆军的附庸，有强烈的陆地意识。这样的海军，再加上一点传统的旧军积习，在跟法国和日本海军较量过程中，自然是一败涂地。甲午战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没有沉到海底的，都变成了日本海军的一部分。
跟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清朝海军，已经是甲午后重建的。跟当年的规模已经没法比，但如果用在内战里，还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有海圻，以及海琛、海容、海筹等四艘重巡洋舰，其中海圻排水量达四千三百吨，属于二等巡洋舰，这样巡洋舰当时还有一艘海天号，但1905年触礁沉没。海琛、海容和海筹三舰，排水量将近三千吨，装备一五○毫米火炮三门，一○五毫米火炮八门。武昌事变当口，海圻号出访，剩下三艘巡洋舰，海琛、海容、海筹号都被派到了武汉江面，再加上其他军舰，几乎所有的海军家底都被拿出来了，舰队由海军大臣萨镇冰亲自率领。前来镇压武昌起义的海军阵容，不可谓不雄壮，清政府真是下了本钱。
黎元洪是海军出身，武汉濒临江边，他知道起义发生，海军肯定会来镇压。当他被起义士兵逼出来的时候，曾经吓唬士兵，说是海容、海琛舰上的巨炮，一炮就可以轰平武昌。当然，黎元洪的话，也许是夸张，但就火力而论，起义军的火炮绝对抵不过海军，多数火炮口径仅及海军的一半，如果海军玩命炮击的话，武昌肯定会遭致重大的损失。但是，海军来了，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最初几天里，海军的炮，东一榔头西一响，根本没有瞄准目标打，反倒是起义军的火炮，打到了军舰上，造成了一些伤亡。
按说，海军士兵文化素质比较高，加上多为福建和广东人，应该比较倾向革命才是。但事实上，海军里的革命党一直都不多，革命党人也不大在海军里开展工作。也许，是由于在海军里开展活动，不够立竿见影，没法起义造反，所以不肯下本钱。但是，武昌起义发生，海军士兵却普遍同情革命，不乐意替清朝卖命。尽管革命军一直向海军打炮，但海军的回击，却有一搭无一搭的，即使开炮，也根本不瞄准，炮都打到革命军炮兵阵地后面去了。在场的外国人观察说，是清军的炮打得太不专业了，不是打在没人处，就是在几百米的高空爆炸。革命军根本不在乎，毫无戒备地走来走去。武汉起义军的水路交通，畅通无阻。进攻武汉的北洋军，开始还不断要求海军配合，后来看海军根本指望不上，也就算了。德国人办的《汉口日报》写道：“在这次革命事变里，最令人惊奇的是提督萨镇冰和他的舰队所采取的异常态度。有人说的很对，如果这位提督在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迅速采取行动，革命老早就可以扑灭了，但是事实上舰队并没有行动。”
海军的消极，实际上跟清朝此前的一系列政策有关。本来，海军是个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军种，长期以来，是福建人的天下。满人里学过海军的人非常少，有限的几个，也是出身装样子的颐和园贵胄学堂。那个所谓的海军学校，只是给西太后的华丽花园做点缀的，一个屁大的昆明湖，一个装样子的学校，两只小小的明轮的轮船，能教出什么样的海军军官来？但是，这可怜的几位满人贵胄，却在当政的亲贵用自己人的政策下，官运亨通。主力巡洋舰海容号的管带（舰长）、帮带（副舰长）以及海琛号的管带，都换成了满人，出身贵胄学校的满人亲贵。这些狗屁不通的满人舰长，不仅业务一塌糊涂，而且品行也差，海容号的满人帮带，在舰上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愚蠢的海军军官满人化政策，即使没有激怒海军官兵，也引发了普遍的不满。对于地域性特强的海军，即使别的地方的人进来，多少都会遭到排挤，更何况满人？更何况这些满人还要越级升迁，当家做主？
在此人心浮动之际，萨镇冰当然不可能毫无所动。萨镇冰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英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的孑孓。虽然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他昔日的学生黎元洪来信劝他起义，他虽然没答应，却心存犹豫。这个时候，萨镇冰的副官参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和另一艘兵舰的舰长杜锡珪一个劲地劝，要萨镇冰顺应大势，不要再替清朝卖命。在这个过程中，海军的磨洋工，实际上得到了萨镇冰的默许。最后，萨镇冰同意把舰队开往九江，大概是由于“世受皇恩”，虽然不满朝廷，也不愿做叛军的头，开往九江，等于是保持中立。不久，眼看中立也难以维持，就借口生病，离开了舰队。于是，在已经起义的九江革命军配合下，海军就变天了。几个满人舰长有跳水自杀的，不死既走（一个舰长居然在江里可能跳水自尽，可见其业务水准），舰队司令换成了汤芗铭。巡洋舰挂上革命军的铁血十八星旗，开回了武汉江面。当初不肯发作的巨炮，这回发威轰击清军，把清兵炮兵阵地打成了哑巴。这回他们打得很准，观战的外国人说，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清军阵地。一些炮艇也奋勇参战，有的还受了伤，据说弹痕累累。若不是进入11月枯水期江水进一步降低，重型巡洋舰无法保证吃水深度，只能退出，有这样强大的火力支援，武汉保卫战的胜负还真不好说。此后，海军返回上海，准备参加北伐。甲午之后，中国海军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在后来的军阀混战期间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客。武汉江面上的这场战斗，要算颇有规模的一次了。只是，这场战斗前段打的是革命党，后段打的是清军。放在任何战争史上，都怪怪的。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中国人其实也会投票，只要有人教，都学得会。〕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变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还在举国上下狂热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义和团，转眼，到了1903年，就开始举国上下嚷嚷着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满了阿Q气息的总理衙门，就在这一年，变成了外务部。1904年，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和司法改革还没启动，朝野上下就开始谈立宪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中国人的兴奋，大概仅次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日本这个黄种人的国度能够打败一个欧洲强国，全赖于他们的制度——人家立宪了。所以，中国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径是学日本，也来个立宪。
这样的认识，不仅是报界的呼吁，也不光是趋新的知识界的共识，有实力的在野士绅，比如张謇、汤寿潜，在朝的大臣，比如张之洞和袁世凯，甚至一些王公亲贵，溥伦、载泽，甚至当政的奕劻、铁良也做如是之想。这在某种程度上，得感谢严复，也得感谢义和团，他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注入了这些大人物的大脑。如果说，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仅仅是个刚刚开了头就断掉的序曲，那么，清廷新政时期学习日本，才真是热潮。不仅在短时间内，几万人涌入日本留学，而且日本的专家，从军事教官到幼儿教师，也成批地来到中国。当时朝野的立宪呼吁，也是比着日本来的。其实，按制度史上的分类，当年日本的制度，还谈不上是君主立宪，仅仅是一种二元君主制，虽有宪法，但君权还是高过民权。当时的世界，实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国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而日本其实是学德国的。此时的中国立宪，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国说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只是，中国朝野钟情立宪的人，原本是同床异梦。有的人拿日本说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度陈仓，最后真的搞立宪。有的则是真心移植日本制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权至上。更多的人，其实对什么叫立宪，不甚了了，只是想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享权力。醉心立宪的人，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则真是糊涂。
不管大家肚子里的打算如何，反正在朝野上下的鼓噪下，海归留学生们趁最高层集体学习之机，几番进宫讲课开导，或者忽悠，其中讲得最好的，就包括后来被骂成卖国贼的曹汝霖。西太后被告知，立宪之后，晚清皇室的权力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会更加巩固。无论她真信还是假信，日本的样子摆在那里，列强的虎视眈眈在刺激着她的神经，不由她不动心。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眼见为实”一下，派出了五大臣代为耳目，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载泽、绍英、端方是满人，而徐世昌和戴鸿慈则是著名的老成可靠的汉臣，没有一个洋学生，更没有一个跟康梁有过瓜葛，没有理由不被信任。五大臣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走马观花，体会不是没有，但考察报告的撰写，最后却偷偷落在梁启超手里。这样的报告交上去，朝廷没有理由不动作了。当西太后问五大臣中最能干的端方立宪怎么样的时候，端方回答说，立了宪，皇帝就可以世袭罔替。一句话，打消了老太婆的顾虑。1906年9月1日，朝廷宣布实行仿行立宪，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立宪。此前为预备立宪期，在预备期实行立宪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各省的谘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就是预备立宪的重要步骤。
『一、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的。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权贵，则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之后，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所以，才有“保”的议题。其实，就算是晚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权者的最佳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所以，尽管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经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甚了了。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规模比较大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以及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在这次半流产的起义中，安徽巡抚被杀，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惊。1908年和1909年安庆和广州新军起义，成建制的新军发难。各地的小规模流产的起义，简直不胜枚举。这些起义暴动，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预备立宪有关。1905年，由光复会暗杀团精心组织的暗杀五大臣行动，直接就是冲着立宪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变好，迅速实行立宪改革。但吊诡的是，恰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即便决策的西太后和光绪死了，接班的满人亲贵，在揽权、收权方面相当积极，但却一点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他们的唯一失策在于，这些少不经事的少年亲贵，居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立宪，组织国会，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以及资源的控制上。事实上，在清政府认真推行立宪准备的这段时间里，革命党的起义和暴动，的确受到了极大的遏制，知识界和新军的部分人士，对清政府都答应立宪了，革命党还不依不饶坚持暴动相当不解。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和暴动，不可谓不卖力，但对清政府的威胁却并不大。整体上，到清政府收回地方的路矿权，以及推出皇族内阁之前，他们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地方治安大抵良好。1911年4月，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统帅黄兴亲自指挥发动的广州起义，居然一败涂地。清政府最终雪崩式的垮台，就是因为不仅不回应立宪派的几次立宪请愿，而且疯狂收权，排斥汉人。让几乎所有知名的士绅，都大失所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清的最终不保，罪魁祸首，恰是大清自己。正是晚清的亲贵，给了作为第三者的革命党人最大的机会。
『二、从谘议局到资政院』
朝廷要立宪，无论对于传统的士绅还是新的知识界，都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此时，尽管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已经传到了内地，当年清朝入关的暴行，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部分新学堂学生和市民，多少有所耳闻。但是即便如此，士绅、市民和学生，还是相当兴奋，他们纷纷上街提灯庆祝，人们彻夜狂欢，高呼皇帝万岁，立宪万岁。接下来的事，则是选举各省的谘议局。立宪从地方自治入手，也是日本的经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比较靠谱的路径。只是，选举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官吏的选拔，投票这种事，还是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当时的中国，一共二十二个行省，按规定，要选出二十二个谘议局，但是，由于新疆相当落后，暂时不设，所以，只先后选出二十一个谘议局。谘议局属于准地方议会，或者说练习性的地方议会。权限是议决地方兴革事宜，议决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对本地的地方法规提出修改增删意见，负责处理省以下地方的自治事宜等等。但是，谘议局议决之事，必须提请督抚认可后执行，如果督抚和谘议局存在争议，可将议案交由谘议局复议，如果再不行，则提交资政院核议。谘议局会议，分常年和临时两种，均由督抚召集。跟西方一样，咨议局议员在开会期间的发言，不受法律约束，在会议期间，不经谘议局允许，也不得逮捕议员。显然，中国当年的士绅们，很在乎这一点。
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准议会，实际上不可能是“民选”的，只是士绅们的借以分享地方权力的一个平台。选举过程，虽然经过初选和复选，即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最终选出议员。但实际上由投票变成士绅们相互的推举，被推举出来的人，都是在地方德高望重，较有势力而且热心公益的大人物。有些地方，推举过程，就跟过去推举头面人物办公益一样，即使心里想干得要死，大家还是揖让不已，不过，最后还是把该推的人都推了出来。投票，大多成了一种形式。事实上，谘议局选举的设计，就考虑到了中国的这种国情，所以，原本该按人口比例规定的议员名额，实际上是参照科举时代的学额（即各省根据人口和读书人比例定的秀才名额）来定的。而选民的资格，门槛相当高，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同时必须有下列条件之一，才能有资格：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并卓有成效；二、曾在本国或外国获得中学以上学历或者相当于中学学历；三、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即秀才）；四、曾任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实缺职官，未曾被参革过；五、在本省拥有五千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六、外省寄籍但拥有一万元以上不动产和营业资本。至于候选人，除了年龄必须满三十岁，而且又加了诸多的道德限制，而且必须识文断字。因此，实际上谘议局的选举，就是士绅自己的事情，连商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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