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弧６�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最有人脉。需要提一句的是，当年的捐款，不尽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华人对革命的一点赌博性投资。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都没有可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wén　rén　shū　wū¨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五千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真合算。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选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买人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账，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革命钱紧】

同盟会主要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一是兴中会，一是华兴会，一是光复会。人员分别来源于珠江流域、长江中游的两湖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同盟会总理是孙中山，在海外募款能力最强的也是他，这大概跟海外华侨多来自两广有关。同盟会成立后，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了，但同盟会发动反清起义的重点，依然集中在广东。时间一久，广东的起义钱花了不少，功效一点也无，原光复会和华兴会的人，就不大高兴了。书呆子章太炎跟孙中山闹翻，其他人如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陶成章也开始自行其事，在江浙策动起义。两湖一带的人虽然黄兴和宋教仁等还能忍，但性子急的湖北人则另起炉灶，成立了共进会，虽然给孙中山留了面子，依然遥奉他为总理，但已经很明显要分出去独立单干了。

单干的两湖革命党人，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两湖革命党中，居正是跟孙中山跟的比较紧的。黄兴派他到武汉，运动新军，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但只给了八百元经费，而共进会系统，一个钱也不给。干革命需钱的大宗是购买军火，其次为试验炸弹，然后出版宣传品要钱，办报纸更要钱，联络会党，在新军里发展成员，都要钱。两湖的革命党人，比不了孙中山他们，有海外华侨做后盾，只要没有钱了，满世界多转两圈，总能弄几文。而他们只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可惜，这些革命党人，革命有道，发财无门，生利的办法不多。办客栈开饭铺，生意倒是挺红火，但开了就赔，光招待自己人了。想卖文，武汉这个地方媒体不发达，常年开办的只有两家报纸，稿费甚低，每千字才五百文铜钱，一块大洋都不到，而且标点符号还不算，自己靠写稿糊口都难。还有人提议说，周边的山里有绿毛龟，挺值钱的，可以上山抓龟。但这些人不是山里人，哪里找得到这样名贵的乌龟。那时候，开报馆也算一个可以生财的路，革命党人有稍微有钱的，破家办了两份报纸，一个办着办着活不下去了，一个《大江报》倒是颇有声势，可是詹大悲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太猛，立马给清政府封了门。湖南人焦达峰是个能干的家伙，正在没办法的时候，他的一个相识的同乡，弄了一些布到汉口来卖。焦达峰动三寸舌，将之说动入了伙，于是就靠卖布所得，维持革命。可惜，布总有卖完之一日，钱还是紧。

没办法，穷极无赖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开始发挥创意。有人说起，武穴附近三角山下，有座庙，传说庙里有个金子的佛像。大家很兴奋——把佛像偷出来卖了，不就解决问题了。于是，一干革命党人，居正、焦达峰、邓玉麟等人，立即出发，到了武穴，找到了那座庙，白天假作上香，打探明白，那庙里是有尊给了钱才肯露面的欢喜佛。看着和尚神神秘秘的，他们认定，肯定是尊金佛。于是，先花钱探明了放置地点，然后精心布置，带上家伙，晚上动手，几个大汉挖开了庙墙，偷出来佛像，抬着走了半夜，才发现原来佛像是铜的，卖不了几个钱。事发，四乡乡民皆知金佛被盗，激起民愤，到处追捕，众革命党只好丢了假金佛，赶紧逃命。

偷菩萨没弄到钱，只能在自己人身上挖潜力。正巧有位新加入的同志邹永成家里有钱，于是就让他出血。可是，邹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他婶子的手里，他要用钱，只能问婶子要。由于要得太多，太勤，他婶子已经拒绝付款，因为老太太的手边也没什么现钱了。邹永成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可以打主意的，只剩下老太太的首饰，估计连金带银有好几斤。要或者借，肯定没门，只能偷。焦达峰出主意，弄点麻醉剂，偷着给邹的婶子食物里下上，然后下手。邹永成照办，婶子果然呼呼大睡，可是，待到邹永成潜入婶子的卧室，将要下手的时候，他婶子却居然醒了，出现在他的身后，精神百倍地骂了邹永成一顿。邹只好跟前来接应的同志，灰头土脸地溜了出去。后来当了湖南都督的焦达峰还仰天长叹：莫非天不欲使我辈成事乎？为什么麻醉剂失灵？不知道。也许老太太知机得早，看出了名堂，根本就没吃。

正在湖北的革命党人闹穷闹到无可奈何之时，共进会的刘公从日本回国了。刘公的家族是襄阳巨富，比邹永成家还要有钱。有钱的刘大少，原本家里让他留学，就是图个出息，他也不像众多革命党人一样只是在日本混学，而是进了明治大学学经济。这回回来，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要进京参加留学生考试，拿个功名。当时，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头衔。如果考不上，就顺便捐一个道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银子。他们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给了五千两银子的银票。革命党人听说，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儿，怎么劝刘公出血，连美人计都想了。给刘公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革命党人，这女革命党，还真就看上了刘公了。其实不用这么费事，美人还没张口，刘公很爽快地把钱拿了出来。大家可怜他，没有全拿走，只兑了五千元大洋（五千两银子不止兑五千元）。有了这一大笔银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下子就脱贫了。

这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革命党人有了钱，派人到上海购买手枪，在汉口租界，租下密室，试制炸弹，连起义的大印和旗帜都准备好了。没想到，试制炸弹不慎，炸伤了自己，暴露了据点。这些人也真的没用，逃走的时候，钱不拿也罢，大印和旗帜不拿也罢，连花名册也不销毁或者带走。结果一干好汉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见得一场起义就要流产，没想到，革命党人据点被暴露后，一个传说居然让一个必败之局翻盘，这个传说是，革命党的花名册落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这个满人总督打算按图索骥。于是，当天夜里，群龙无首的新军革命党人，加上接近过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义，就这样成功了。此前革命党人筹的钱，买的东西，除了少量的子弹外，一毫都没用上。

【革命暴力催租税】

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因此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至于皇粮国税，地方官征收之际，对于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也会派衙役把他们抓来，关在班房里“比较”（一种准暴力的催税办法，所谓三日为一比，五日为一较），但真正动武，也谈不上。除非碰上某个地区集体抗粮抗税，才会申请镇压。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等于民变了，镇压是由军队来干的，不过这种事，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里就，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伕，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是一潭死水，总会有点动静，尤其是那些比较发达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难免被波及。

这些地方关于革命的传闻，大抵有两派。一派以为是帮会的勾当，反清复明，革命党打白旗，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革命把鞑子赶走，汉人坐天下，明朝又回来了。所以，有乡下的土乡绅，身穿明朝衣服出来迎接革命军。另一派要比前者认识提高了一点，他们看来，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复兴。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没有了，皇粮国税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后一种说法的人，不仅皇粮国税不交了，连田主的租子也自动免了。

江浙地区，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沪军政府守着第一号大商埠，不愁没钱用。为了收买人心，挖清朝的墙角，四下贴告示，免除农民的租税。但是，前后脚功夫，浙江和江苏就都独立了。这两个地方虽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扩军太快，一个师一个师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军一个劲地涌进。那时候也不兴讲革命精神替代物质享受，每个军士都要发饷。原来藩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无锡、常熟、江阴等地也陆续发生抗粮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镇压。昆山抗粮的领头人是个廪生，以为农民的行为充分有理，还送上门去跟官府力争，以为还是清朝，秀才不领刑责，但到了革命的衙门，却被抓起来枪毙。常熟王庄乡农民抗租，常熟军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气打死乡民三十余人。大义桥领头抗租的地保，被抓到县上，省里来了委员，提讯人犯，略问数语，即推出一枪毙掉。当时，军政府明令，凡是抗粮抗租的农民，一律军法从事，不加审讯，即行枪决。有的地方，农民确实聚众有武装抵抗，比如无锡、常熟和江阴三边交界处的千人会抗租抗粮事件，出兵镇压，还有点借口。但多数所谓的抗租抗粮事件，无非是一点点的骚动，有的则是秀才的和平请愿，却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这样的杀人，大规模的杀人，如果搁在清朝，太平时期是没有地方官敢这样干的，但是，革命政府，却做到了。

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到：“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革命声中，一个个政权易帜，无论换不换人，旗帜肯定是要换的。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打什么旗，并不统一，即便是革命当事人，有打铁血十八星旗的，有打青天白日旗的，在广东的汕头，还出现过红白蓝三色旗，更多的，是打白旗。后来打白旗代表着投降，但在当时，打白旗，就代表着汉人的光复。光复后的新政权，照例要接受所有的政府机关，一个不落。否则怎么叫夺权呢？但是，有一个机构，新政权却接收不了，这就是海关税务司。

税务司有钱，革命党缺钱。尽管各地都接收了清朝地方政府的不少银两，但革命后的新政府，一般都要拼命地扩军，越是革命党人当家的地方，扩军就越是厉害。世界上，最费钱的事业就是军队，所以，无论清政府留下多少家底，都是不够用的。如果能把一个有大批税金收入的机构控制起来，革命政府当然是乐不得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新政府都尝试接收税务司，或者让税务司听命于他们。但是，税务司却一律不买账。江汉海关的税务司不仅拒绝了鄂军政府更换海关监督的要求（这个职务例由中国人担任，但没有什么权力），而且明确告诉黎元洪派来交涉的人，他不是中国政府的官员，而仅仅是总税务司的雇员。有的地方税务司甚至强调，他是英国公民，经英国政府批准，在总税务司任职，只接受总税务司的命令。云南起义后，都督蔡锷要求当地税务司听命，但税务司不肯，说只听总税务司的命令。蔡锷说总税务司是中国官吏，他可以下令，我也可以下令。税务司回答说，总税务司虽然是中国官吏，但委任他时是要经过英国政府同意的。甚至，各地税务司连革命党人更换旗帜的要求都不答应。长沙海关的卫兵，未经税务司的批准，自行把黄龙旗换成了白旗，但税务司看了很不高兴，马上下令撤下来，而且还派人向都督焦达峰抗议，焦达峰这个山上下来的都督，还只能道歉。各地光复城市的海关，没有一个挂革命党旗帜的，大多是什么旗都不挂，保持所谓的中立。惟有广州有一点点的妥协，广东的革命政府对海关说，如果他们的海关巡船不悬挂他们的旗帜，就不保障他们的安全。光复后的广东，各路乱七八糟像土匪似的民军太多，把洋人也吓着了，于是，广州海关的巡船，勉强挂了白旗。长沙税务司，还拒绝了新政府要求把税款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的要求，哪怕新政府允诺决不动用也不行，谈了半天，最后还是按惯例，汇到汇丰银行汉口支行。革命后的镇江军政府，派了一个新的海关监督来，被拒掉，向来由海关税款摊拨的当地政府衙门经费，税务司也拒绝拨付。在这个坚持“中立”过程中，各地税务司却跟外国领事，尤其英国领事馆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这种中立是得到列强支持的。

只是，这个“中立”机构的华人雇员，可不像他们的上司那样中立，武昌起义一爆发，就有好些海关的佣人和苦力去投了军。上海的海关低级华人雇员干得更猛，革命后，接连发生了好几起海关仓库里的军火被盗事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成批的军火被成批地运走。连总税务司都知道，如果没有“内贼”的海关里华人职员的配合，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所以连忙要上海税务司训诫华人雇员，要么辞职，要么停止破坏“中立”。可是，已经晚了，库里的军火，一点不剩，都已经都装备了革命军。

但是，中立的税务司，却对能否保证用关税和盐税支付庚子赔款，以及保证一部分由厘金摊付的中国政府借款的保障问题，十分关切。毕竟，革命一起，仗打起来，对于关税也有影响，而且厘金的征收，一直总税务司就没有控制得了，革命之后就更不好说了。在各地税务司的“严正”交涉下，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兼盐务总监张謇只好下令，各地绝对不能擅自动用税款，以免影响赔款和洋债的支付。

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强面前，放弃固有的朝贡体系，成立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在外国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光是双关语上的自尊自大，实际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务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来华贸易的海关事务，当然也得管。虽然清朝过去也有海关，但基本集中于广州一地，具体事务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关事务，没有人明白，加之总税务司成立时，清政府的鸵鸟思想依旧还是主导，连成立总理衙门都是临时应付，更何况总税务司。结果，这个临时机构中的临时机构，就大方地交给外国人办了。

当然，办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当初的临时机构，不仅没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办越大，总税务司也越办越红火，原来微不足道的关税，逐渐增加，也成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总税务司，最终变成了承包给外国人的一个政府机构。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挂在“外交机构”下面，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赫德，又长期跟清政府关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员个人关系密切。所以，半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半是因为承包者个人的原因，总税务司跟总理衙门难分彼此，跟各国公使过从甚密，频繁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过程。在中国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置使馆的时候，总税务司甚至通过派自己的人进去做翻译，掌握中�